締結對日本和約是戰後秩序重建的艱鉅工程，對台灣命運最重大的轉折點。杜勒斯促成對日和約，結束對日本戰爭狀態，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件大功，而他獲民主黨政府信任，挑起協調和約的重任，不但排除國際勢力的糾葛，抗拒英國及蘇聯集團的要求，施壓日本選擇與國民黨政府簽雙邊和約，並堅持日本只宣布放棄台灣主權，保住台灣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對台灣可謂萬幸。
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艾契遜，在1950年3月任命杜勒斯為國務院顧問，並指定他籌畫對日本和約，以求早日結束美國對日本的佔領，讓日本恢復和平發展。1951年1月9日，艾契遜正式指示杜勒斯以「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負責和約談判，並即率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始初步磋商。
杜勒斯接受正式任命前，杜魯門政府對與日本和約已陸續磋商三年，卻毫無進展。杜勒斯接下任務，6月便前往日本磋商，而韓戰在6月25日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範國民黨與中共兩邊的可能蠢動，杜魯門更宣布「台灣地位」之確定，有待該地區恢復和平與安定，或簽訂對日和約，或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杜魯門的聲明，不但指出台灣地位未定，而且確定的方式包括由聯合國討論，這便引起國民黨政府的緊張，因為他們擔心這種說法意味美國不再認為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擁有主權，以便與中共政權達成某種交易，而且由聯合國討論也隱含台灣由聯合國托管。
親國民黨政府的美國友人卻紛紛向顧維鈞道賀，認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安全有了保障，但顧維鈞卻認為美國政策的改變雖有保障台灣安全作用，卻也隱含美國政策是要將台灣與國民黨政府的地位凍結，也即「維持現狀」。
為澄清美國立場，國府大使館在艾契遜國務卿6月28日記者會中，安排記者提出台灣地位問題，艾契遜回答，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並不是要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開羅宣言表明的是與會國的意見，其含義對沒有參加會議的國家並不具約束力。至於要求停止對中國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之事，美國不可能要求中共停止攻擊，卻又容許國民黨進行攻擊。
艾契遜的說詞，認定開羅宣言（公報）是戰時意見性質，對未參加會議的國家並沒有約束力，並對台灣法律地位未定作出說明。既然開羅會議的公報不能約束其他國家，對日和約如何處理台灣歸屬便成重要問題。
顧維鈞與杜勒斯早在巴黎和會就認識，杜勒斯是紐約州長杜威兩度參選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屬親國民黨政府人士。10月21日，顧維鈞約好與杜勒斯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舊址見面，在此之前，他們已多次就和約問題交換意見，包括7月25日談杜勒斯訪日成果。
顧維鈞回憶，在成功湖的會晤，杜勒斯提及他與蘇聯和遠東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已談過對日和約的初步構想。杜勒斯說明美國的立場：和約應簡潔，對日本國防不應有限制，不應有賠償，對日本經濟限制應取消。至於領土條款，杜勒斯說，日本必需承認朝鮮獨立，接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由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台灣與澎湖列島，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地位，日本必需接受由英國、蘇聯、中國和美國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在和約生效後一年內，四國對這些領土的地位還不能達成協議，則此問題應由聯合國大會裁決。」
杜勒斯把美國政府有關和約的七點原則聲明給予顧維鈞，但見諸美國外交文件所收錄的七點備忘錄，第四點有關領土條款並沒有列出杜勒斯所說明的處理程序，只稱日本必需宣布放棄在朝鮮、台灣及澎湖的利益，並接受琉球群島及小笠原群島交聯合國托管，並由美國代管。
在會晤中，杜勒斯以美國政府尚未決定是否把台澎當作中國領土為由，不能回答台灣地位問題，但他提醒顧維鈞，台灣是有糾紛的地區，並且是關係到國際社會，也涉及美國利益，美國已決定把這個問題凍結起來。杜勒斯瞭解國府的立場，但希望國府在聯合國不要太激烈反對美國的立場，以免替美國製造難題，也突出雙方立場分歧。
杜勒斯並透露，和約談判的程序，將採取一系列「非正式外交討論」，而非召開正式會議，以便易於調和意見，他認為因為英國、蘇聯、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中共政權，遠東委員會十三個成員有六個是大英國協成員，國民黨政府處境艱難，這樣做對國民黨政府比較有利。和約無論如何要在1951年仲夏完成。
這時杜勒斯並沒有提及國民黨政府參加和約的問題，而國民黨政府自認是盟國，也沒有想到被排除在和約之外，只專注要以和約取得台澎主權。但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美國分歧，英國已經承認中共政權，而且還在殖民地香港有它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國也希望中共簽對日和約，讓日本早日恢復與中共貿易，不要到東南亞與英國搶貿易地盤。
抗拒英國壓力是杜勒斯的最大難題，而他對保障台灣權益的最大貢獻，也在他態度堅定，抗拒英國親中共的立場。杜勒斯在1951年1月12日向英國駐美大使奧立弗（Oliver Franks）簡報美國的構想時，首先便說明對領土條款的立場，強調目前美國只要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並不表明台灣問題最後應如何解決。但他交給奧立弗的七項原則備忘錄，即如前述交給顧維鈞的聲明。
杜勒斯在華府協調國防部與國務院，取得共同意見，1月下旬率美國代表團前往東京進行和約磋商，他在東京告訴韓國大使，他此行目的在聽取日本對美國所提七點原則的意見。然後與遠東委員會成員，印尼，韓國及錫蘭代表磋商。採取雙邊討論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不讓某些國家有機會主張和約排除南韓與國民黨中國，而納入北韓與中共。
杜勒斯在東京分別會晤英國及法國代表，而且與英國代表兩度晤談，因為他認為英法與美國關係特別；但他避不見國民黨政府代表何世禮，僅由美國代表席柏德（W. J. Sebald）邀何世禮午餐。
1月29日，杜勒斯與英國大使阿瓦利（Sir Alvary Gascoigne）會晤，英方主張對台灣與澎湖問題應該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應像美國的建議把它懸在半空中。
同一天，杜勒斯會晤日本首相吉田茂，日方主要談安全與貿易問題，並未觸及領土變動，吉田茂要求不要對日本貿易作限制，因為長期而言，日本有必要與中國貿易，而共產中國終會採取戰爭歸戰爭，貿易歸貿易的態度；日本商人認識中國人，有長期與中國人合作的經驗，可以當民主的第五縱隊去改變共產黨。
2月3日，杜勒斯把一份和約草案交給日本，這份草案有關台灣與澎湖問題的規定仍依舊案，只由日本宣布放棄。
※本文轉載於《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玉山社，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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