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馬政府執政後的台灣經濟，普遍處於低迷不振的情形。近幾年來，出口、投資不振的情形日益明顯，內需也開始衰退，實質薪資嚴重衰退，使人民飽嚐經濟苦果。若是與其他相近經濟體比較，台灣經濟受國際景氣的影響明顯較深、與中國經濟的連結程度明顯較高。因此，現今包含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局勢快速變遷，勢必對台灣未來的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
全球經濟運作的模式，自上個世紀八、九零年代以來逐漸成型，產業價值鏈依據各國的比較利益切割細分，先進國家以其技術與品牌的優勢，享有高度附加價值率，並將許多製造生產活動以直接投資或委外代工方式移至海外開發中國家，造就包含台灣與中國在內的許多開中國家展開以生產活動帶動的經濟成長。
台灣早在這樣的全球分工模式中，以相對的技術優勢覓得一以代工生產為主的產業利基，並享受了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雖然台灣的生產優勢隨著成本高漲而逐漸消失，但台灣產業恰能利用中國廉價的生產資源延續此一優勢，維持一定程度的成長。
然而，這樣的全球分工體系存在先天缺陷與不穩定性。先進國家因為製造生產活動的大量外移導致嚴重的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開發中國家為確保生產活動與出口成長，也產生了過度投資、汙染嚴重、貧富差距等問題。這些問題在經濟榮景時，並不會太明顯，甚至被認為可永續存在，但一旦遭逢經濟衰退，這些不穩定因素不但會日益凸顯，且隨著經濟衰退的時間越長，這些問題將會迫使既有的全球分工體系逐漸瓦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經濟局勢演變正是如此。
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在找尋迅速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解決方法和新的經濟成長模式。以美國為主的已開發國家欲藉「再工業化」重新取回國際製造業競爭的主導權，而一些開發中國家則試圖以比中國此一世界工廠更低廉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全球製造業轉移的新基地。
對於台灣而言，近年來經濟成長局勢的危殆，也不脫這樣的經濟邏輯。長久以來，台灣已習慣在產品價值鏈中切出一塊塊具有利基的部分，藉由代工生產或生產中間財、零組件來獲利，這樣的生產模式以低產成本為利基，因此，在面對日益高漲的生產成本下，以台海「兩岸分工」模式「賺全世界的錢」便成為一種有效的獲利模式，並認為這樣的模式可長可久。在這樣的認知下，經濟政策明顯向兩岸傾斜，從直航三通、ECFA 到至今仍旗幟高張的兩岸產業合作等皆是如此。
面對全球經濟局勢的轉變，台灣若不能加以體察，仍僅試圖在兩岸過去的合作模式中尋求未來的經濟成長之道，很可能將會被鎖在以中國經濟為主而非全球經貿體系下。中國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近來受到很大的質疑，對於台灣而言，這是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台灣過去是全球化的得利者，藉由全球化並獲益於加入WTO，享受了高度的經濟與貿易成長，近年來卻由於經濟的過度傾中，帶來窘迫的經濟困局。
面對台灣現今的經貿困境，我們必須檢視全球經濟局勢的轉變、全球經濟整合趨勢與兩岸經貿的成敗與原因，來提出可能的因應與解決之道。
二、全球經濟局勢與對台灣的影響
（一）先進國家「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 大趨勢成型
20世紀前期，美國曾長期占有世界製造業的最大比重，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歐美國家「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 的趨勢日益凸顯工業占整體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幾乎摧毀了美歐各國幾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以透支消費、信貸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繁榮作為經濟成長的模式難以為繼。
全球金融危機及歐債危機使得歐美先進國家重新體認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紛紛提出「再工業化」策略。美國歐巴馬政府認為美國必須改變過去「債務推動型」的成長模式，透過「再工業化」建立新的「後危機時代經濟成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成長和製造業成長。即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同樣體認到「再工業化」的重要性。
美國與歐洲「再工業化」的重心都是「製造業回歸」，透過政府力推「再工業化」策略，重塑競爭優勢。而歐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策略並不僅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超出了「再工業化」的範疇，向新的產業革命邁進。為此，歐巴馬提出了「出口倍增計畫」，為了達成出口倍增目標，美國針對全球區域整合及市場競爭，同時主導「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即美歐FTA。此二協定若成，美國企業市場將由本土擴張至跨越太平洋及大西洋。
事實上，全球化一直是過去美國對於全球經貿戰略的一環，但在生產面分工徹底全球化，而WTO杜哈回合談判的僵局無法消除全球貿易壁壘的情形下，全球生產資源卻湧向中國。美國在無法將貿易市場徹底全球化的限制下，勢須把生產鏈重新解構及佈局。TPP及TTIP嚴格的原產地規範，就是要把賣在此兩區域的生產限制在區域內，
「再工業化」最重大的影響在於推動全球製造業的版圖重組。先進國隨著推動新工業革命先導技術的產業化進入快速發展期，高成本國家透過更靈活、更經濟的新製造裝備生產更具個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產品，未來在製造領域的實力對比將重新向先進國家傾斜。而開發中國家在製造業產出的追趕速度將會明顯減緩。這會影響到全球產業的地區佈局，進而導致全球產業版圖出現大重組。若再加上對於美國海外企業的課稅，以及頁岩油、氣的降低石化成本的效益，這些都將使得美國製造競爭力大增。
歐美先進國家的「再工業化」，顯然會對包含台灣在內的全球分工體系造成長遠性與結構性的影響。
首先，國際產業可能出現「逆轉移」，對中國造成衝擊。目前中國的製造業產仍以低階、高耗能為主，在技術成分、產品附加價值等方面不具優勢。一旦美國製造業回流引發高階製造業出現「逆轉移」，很可能加劇中國產業結構的失衡。隨著美國「再工業化」策略的推進，美國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淨輸出國轉變為淨輸入國，而且其優勢和巨大的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使得中國吸引全球製造業資本趨緩。
此外，歐美先進國家可能擴大對技術輸出的控制，延緩中國產業升級速度。技術移轉方式是中國與跨國企業合作的重要方式，藉此達到獲取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果。美歐實施再工業化策略後，藉著技術、標準、專利、智慧財產權的優勢領先地位，可能對中國形成技術封鎖，對中國產業升級不利。
這些對於中國的衝擊，當然必會影響對中國依賴日深的台灣經濟。對於台灣而言，馬政府「透過中國連結全球」的思維與作法，將面對最大的衝擊。國際經濟局勢清楚顯示，台灣經濟必須更致力於連結美歐，而非中國，才能避免更深的邊緣化危機。
當前台灣也遭遇與美歐日等先進國家類似的問題。當美歐日等先進國家已體察各自國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並試圖以吸引製造業回流、擴張出口、提振內需等全盤性政策來因應，而台灣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工業復興」的大趨勢下，應思考如何加以借鏡，擬定台灣的再工業化策略，吸引過去外移的製造業回流，有效擴張出口、提振內需。更重要的是，台灣必須找出可長可久的發展模式，例如以更好的產業結構來融入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經濟體系，並以發展堅實內需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
（二）全球經濟整合趨勢
由於WTO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則在不違反WTO的規範下，自前一世紀末開始的整合趨勢更加風起雲湧，並在2009年達到最高峰。
近來美國倡導的TPP，乃至於TTIP，也都是基於國際經貿利益的合縱連橫動機。就TPP而言，由於東協對於美國一直有相當程度的排斥，後續發展的東協加三，也都將美國拒於門外，因此美國從歐巴馬政府執政後，便展開明顯的重返東亞的政治外交動作，而倡導TPP便成為美國用以重返東亞所採行的經貿與外交策略。這當然也是因為美國參與其中的APEC 基本上是個論壇的形式，目標多元而原則性象徵性大於實質，因而APEC自由貿易區 (APEC-FTA) 的構想難有實質進展，致使美國企圖運用APEC來達到2015年出口倍增的目標，並不樂觀。於是透過TPP與對手國的談判來達成開放市場以促進美國的出口，特別是向來就對美國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東亞，一點也不意外。
由於兩岸的特殊政治關係，台灣與他國簽定FTA的進程一向受到中國政府的阻撓，因而一直難以與非邦交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在亞洲地區的經貿協議競賽中被邊緣化，乃不爭的事實。
近來，台灣企圖透過ECFA激勵兩岸產業合作以創造產業的活路，然而ECFA所揭示的三個目標 — 拓展FTA、吸引外資與台商回流、拓展出口貿易 — 卻仍成效不彰。大致而言，以中國積極透過各種合法、非法手段來竊取台灣技術與人才的行徑，ECFA的簽訂無異與虎謀皮，目前台灣在電子資通訊產業的上游優勢，已經因而加速失去領先地位，導致整個產業鏈的外移。亦即，ECFA非但無助於解決台灣經濟在國際經濟整合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困境，反而使台灣落入更依賴中國的「新邊緣化危機」。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FTA有引導資源運用方向的作用，在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的作用下，薪資水準也會有趨於一致的效果。雙邊而非多邊的FTA會引導一國的生產活動與貿易方向傾向合作夥伴，若夥伴國的發展程度越高，則有拉動本國技術與薪資水準的效果，反之亦然；若夥伴國與本國的生產競爭性越大，則越無法從FTA中獲益。當一國的生產資源有限時，如何引導資源做有效運用以獲取最大利益，是經濟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不適當的FTA會引發資源錯置，錯失產業升級、薪資提升的機會。
兩岸ECFA帶來的生產活動與貿易方向過度集中於中國的弊害，正是一種不適當的FTA。這也正是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引起諸多疑慮的原因。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遠大於台灣，而發展程度與薪資水準尚不及於台灣，且兩岸生產活動越來越趨向競爭而非互補時，兩岸任何經濟協議的範圍與程度，在現階段並沒有積極擴張的迫切性與合理性。
由兩岸ECFA與隨後的服務貿易協定的簽定來看，政府不但未能掌握簽定FTA應該「趨利避害」的原則，且談判與簽定過程充滿了不透明與不民主，迴避實質的民意參與與監督，已使台灣經濟陷入險境。
在全球經濟整合的大趨勢下，台灣雖有被邊緣化的擔憂，但仍應謹慎選擇適當的FTA，藉以引導有限資源的更佳運用，以獲取高利益，帶來產業技術的升級與薪資水準的提高。
三、台灣的因應之道
過去台灣產業發展，總是以支應整體產值或GDP成長為目的，但許多產業的發展模式，使用了台灣有限的資源，卻只創造了GDP數字的增加，而對於台灣就業貢獻有限，甚至，對於生活品質不僅沒有助益，反而犧牲了台灣永續發展的環境。此外，與中國經濟連結過深，導致對其過度依賴的台灣經濟，也必須改弦更張，積極建構具有主體性的經濟，以避免可能的危害。
面對國際經濟局勢的巨變與兩岸經濟的發展，台灣應該有如下的因應之道。
（一）以全球架構，處理兩岸產業競合關係
全球經貿發展趨勢渾沌不明時，台灣還可採模糊策略，美、中兩邊壓寶，藉此漁翁得利。但未來已不容許再玩這些把戲。未來的方向上已非常清楚，在區域整合上，以未來性、必然性來看，由TPP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的路徑已明顯具有優勢；在經貿實務上，就像日本企業一樣，實質參與東協的成長與分工，是最最務實的策略。至於想以中國基地，或是想槓桿中國與世界連結的想法，已是不切實際。
中國經濟崛起，對台灣雖具發展契機，但卻也是台灣產業威脅的最主要來源。兩岸經貿關係不能也無法單由兩岸互動決定，因此，如何在全球架構下，而非以連結中國至全球方式，才是建構兩岸產業良性雙贏的合理方向，因為無論是兩岸談判、目標設定及實際作為，倘若不以全球架構處理，不僅無法解決台灣產業發展瓶頸，甚至使台灣在面對中國翻臉時，進退失據。
就具體的作法而言，應該實踐加入TPP以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最重要自由貿易區，及務實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平衡全盤中國化。
就TPP的內容來看，除了眾所矚目的農業問題外，智慧財產權、競爭、環境等非邊界的相關議題，才是真正TPP有別於其他FTA的關鍵。而這些所牽涉與規範的層面，已從國家邊境、到產業、到企業內部公平競爭的問題，在產業上，有無政府介入形成不公平競爭，在企業上，有無智財爭議、違背勞工或環境規範而形成不公平競爭的問題，這些情形都將受到規範。也就是說，未來TPP的世界，不僅僅是邊界貿易的自由、便捷化，同時各國國內的競爭法規與條件均將趨於一致，政府可以介入的空間也將受到嚴格的限制。因此，明顯地包括中國等許多新興市場短期間是無法加入TPP的。
若從未來全球新格局來看，台灣真能加入TPP，台灣將成為TPP加TTIP這個從東南亞、日本橫跨太平洋到美洲，再橫跨大西洋到歐洲的大區域裡，最具生產比較利益的國家之一，也可以成為TPP區域外（包括中國）通往TPP境內的最佳途徑。
由此，加入TPP實是台灣的百年大計。當我們期盼體質良好的台商回流時，加入TPP無疑是最大的助力 — 廣大而高價值的市場才是台灣廠商應認真追求的。當然，加入TPP也必然會對台灣包含農業在內的一些產業造成傷害，但這正是政府設定緩衝期所必須認真面對因應的課題。台灣目前雖無緣參與加入TPP的協商，但總應密切關注及準備！但馬政府在TPP議題上，總是說的比做的多得多，並未認真處理實質問題。
而在新南向策略的部分，台灣過去曾經啟動所謂的南向政策，希望透過投資東南亞來平衡投資中國熱，但顯然沒有成效。但現今中國、台灣、及東南亞經濟都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中國及台灣都面臨不同層次的轉型挑戰，而東南亞不僅經濟飛快成長，在許多區域整合也扮演著核心角色。過去台商從東南亞轉到中國，而現在許多台商卻開始回流台灣及東南亞。
過去南向政策的思維是著眼於防衛性分散風險，這是國家層次合理的政策思維，但倘若不具商機，廠商當然無從配合。但現在若有新南向政策，思維則已完全不同，雖然分散風險效益仍在，但更重要的卻是可以從過去的生產層面擴及內需市場機會來創造商機。
（二）建立經濟主體性，因應全球產業競爭
過去台灣產業在國際分工角色上，基本上是嵌在國際價值供給鏈裡的一環，而且幾乎不可或缺的地位。這樣角色的形成原因，並非因為台灣與中國或其他單一國家間簽訂了貿易或相關協議所致，也並非根源於地理區位而來，而是基於台灣本身的實力與各區域間的生產效率連結。但未來隨著後金融海嘯時代亞洲市場的興起、新能源趨勢的確立，台灣經濟的未來發展，也需由單純的供應鏈參與者，充分展現經濟發展之自我主體性，以全球創新連結及創新力量來驅動貿易及服務經濟，在國際價值鏈上創造價值，才是台灣在全球化與後海嘯時代下保持不被取代戰略地位的關鍵。惟有經濟具備主體性，台灣才能一則免於中國的經濟併吞，二則免於在全球經濟衰退時遭受重大傷害。
就實際的作法而言，必須真正建立以創新驅動的經濟，以達到多元產業全面升級的目標。雖然馬政府也體認到以創新驅動經濟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仍不脫過去追求降低成本 (cost down) 作法，仍刻意甚至不合理地維持低成本的生產環境。從結果來看，台灣目前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僅能勉強維持3% 左右，不但落後韓國甚多，更遠遜於歐美日先進國家。
台灣必須確實檢討現有經濟政策工具對於創新經濟的效果，對於有礙產業創新的政策工具，要能明快果決地捨棄。
此外，台灣過去僅靠低廉成本，在產品生產鏈中切出一段，大量生產製造出口的模式，已逐漸證明難以因應全球經濟的變局。未來我們必須有更多元、具特色、小而美，甚至客製化的產品，才可能在險峻的國際經貿局勢中勝出。這樣的說法或許像是老生常談，但這正是台灣最有利基之處，只看能否把握。
台灣無數的中小企業，正是更多元、具特色、小而美產品的最佳實踐者，理應對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有更大的貢獻與更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目前中小企業在台灣正存在地位不夠合理、難展所長的困境。
事實上，台灣的中小企業除了充滿活力、認真勤奮之外，更蘊藏了許多充滿創意設計、品質精良的好商品。這些商品沒有出現在「台灣名品展」、沒有MIT認證、沒有品牌、沒有行銷通路，自然難以在國際市場為台灣的經濟帶來顯著的貢獻。
中小企業面對的環境很險峻。因為規模小，產品易被仿冒卻無力申請多國專利，也無法到處監視仿冒或打國際官司；因為擔心利潤不足，不敢花錢委託出口代理商找客戶；因為資訊管道與能力不足，難以到國外參展行銷。甚至擔心政府查稅、查工安。政府宣稱有很多輔導協助，但光是表單文件就讓人望而卻步。其實，只要確定能賺到錢，上述問題都可以解決。反過來說，只要上述問題解決，就確定能賺到錢。中小企業缺乏的，是一個改變目前惡性循環的良性循環。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所在，提供對龐大中小企業有效的支援，例如維護廠商在國際市場中的權利，才能開展上述的良性循環，也才能讓中小企業的螞蟻雄兵對台灣的出口、經濟成長與就業帶來更顯著的貢獻。
四、結語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不但忽略了經濟主體性的建構，也未能建構永續就業的產業環境。諸多的產業政策卻帶來了國家財政的頹圮與環境品質的破壞。
全球經貿問題，事實上是非常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並無法靠單純的經濟理論來理解，光是靠「自由開放」、「走出去」這類簡單的思維，並不足以解決台灣經濟遭遇的困境，面對政經問題交纏而複雜的兩岸關係時，尤其如此。台灣經濟的未來，必須審慎了解、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的複雜與現實，建構一個具有經濟主體性，與全球連結而非過度依賴中國的經濟體，才能夠避免中國的政經侵略，也才能夠避免嚴重曝險於全球經濟衰退。要達此目的，對外而言，台灣必須致力於藉由TPP連結未來全球最大的自由市場，也應透過RCEP強化與東南亞的連結，對內而言，必須透過良好的創新體系，建構自有品牌與關鍵性產業、使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順利轉型升級，也必須藉由薪資提高與服務業發展的良性循環來認真發展內需。
台灣必須捨棄過去以刻意維持低成本環境來促進生產與出口的成長模式，而代之以重視就業、環境永續、生活品質的成長模式。
當我們談自由開放、不要鎖國時，期盼的是能與更先進、開放、公平的國家接軌，藉以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就業與薪資水準。然而，過去台灣製造業過於片面對中國的依賴，不但抑低了就業環境與薪資成長，也拖緩了產業升級與自主的步伐。這樣的趨勢當然需要調整。
可惜的是，兩岸ECFA實是過去思維模式下的產物，強調與中國連結、成本節省。過去的模式使得台灣的製造業將資源過度投注於低廉成本的生產模式，賺取easy money，終至走到微利階段。爭議甚大的服貿協議，事實上具有類似的性質。台灣的服務業最需要的是升級轉型，發展優質的傳統服務業與高階知識型服務業，而服貿協議卻冀望透過低階服務業來吃到中國市場大餅。其結果很可能又是一次資源誤置，難免步上製造業的後塵。
目前台灣與中國經濟的連結既深且複雜，參雜著許多非正常國家間的政治算計與考量，這是一國經濟的不幸。然而，兩岸經濟發展至今，已有其不完全可逆的趨勢，未來如何在維持國家安全與經濟主體性的前提下，提出務實穩健的兩岸經濟政策，既不暴衝，也不自封，毋寧是台灣必須發揮高度智慧解決的問題。
總結來說，由於台灣是一個資源有限的國家，我們的產業資源必須妥善規劃運用，一旦誤置，非僅難以成長，還可能遭受衰退窘境。政府資源也彌足珍貴，應果決捨棄無效與浪費支出，在創新自主與永續發展的目標下，妥善規劃與運用有限資源。此外，台灣必須儘快走出黨國資本主義體制，破除官商實質勾結對經濟的殘害，並致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唯有努力實現以上各點，台灣經濟才有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