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西方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亞洲國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發地走向民主體制？以南韓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基督文明的引進，對儒家文化國家走向民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將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亞洲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戰敗，被美國強迫實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說明問題。新加坡至今還是威權國家。這四個國家中，只有南韓和台灣，是在沒有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自己完成了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而帶領南韓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李登輝，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現象應該不是偶然的。為什麼？
認普世價值才會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督教強調普世的愛，認同普世主義、普世價值。而反對民主制度的獨裁者們，首先是反對普世價值。中國今天的獨裁者們一直用「中國特殊國情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亞洲價值觀」的還有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等）
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說，「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促成一個概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來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的其它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樣的。」
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李登輝強調的都是「普世價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而否定那些「東方文化特殊性」、「亞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觀點。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動政治民主
讓我們再來看看南韓。軍事獨裁者朴正熙也是強調東方文化特殊論，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韓國國情，他認為韓國想把美式民主移植過去，「就如同一個嬰兒沒有經過妊娠期，就發育成熟地生出來了」，是根本不現實的想法。
而把南韓從獨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韓國特殊論」，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都非常親美、親西方，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整個八十年代，他們極力向韓國民眾推銷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韓國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們先後當選為韓國總統後，則更進一步推廣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作為政治異見者從事民主運動時，曾被獨裁政府軟禁並絕食抗議，在這些過程中，他們都是靠著向上帝禱告而堅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他甚至認為﹕「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當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並不決定該國是否能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關鍵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灣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登輝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這個過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遠比台灣高，約15％，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獨裁統治。（我沒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資料，是從他曾鎮壓基督教的行為推斷。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亞洲基督教協會抨擊政府，而將其總會辦公室關閉。）
韓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戰後基督教迅速發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為第一大教。美國最右派的報紙《華盛頓時報》就是一個韓國基督徒投資創辦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話，恐怕就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和台灣長老教會堅決支持彭明敏、李登輝的情形類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在和獨裁政府抗爭的過程中，得到了南韓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師們的堅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義和李登輝的民主主義
上述事實證明，認同普世價值的基督徒最高領導人是決定台灣和南韓走向民主的關鍵。而所有獨裁者的口徑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強調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換句話說，凡是強調國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無一例外地堅持獨裁路線。或者說，國情和文化，是他們要堅持獨裁、拒絕民主時，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馬哈蒂爾等亞洲國家獨裁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民族主義」，和江澤民、胡錦濤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一直死守獨裁政權。
而李登輝卻在另一個軌道上，他說﹕「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用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李登輝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文明的衝突》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指出，「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台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
李登輝（左）和李光耀（右）曾是很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基督信仰在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同樣得到證明。東歐最早推翻共產統治的波蘭，在二戰前和今天都是歐洲國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蘭的羅馬教宗保羅二世和美國雷根總統聯手通過教會推翻共產黨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個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視的情形是，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雷根總統》一書中透露，在戈巴契夫1986年當上蘇共總書記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這導致雷根相信，這個共產黨人是個秘密基督徒。雷根在1988年跟戈氏進行了高峰會談之後，興奮地對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權威。」於是雷根確信蘇聯的政局會從戈巴契夫開始發生變化。
一個無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從獨裁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輝對這一點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化，獨裁的政權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還是有辦法打壓到底，唯有領導者改變他的思想才能夠民主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談民主化。」
所以，無論是從儒教文化影響的獨裁國家，還是從歐洲前共產國家的例子，都起碼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獨裁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作為，是決定該國走民主或獨裁之路的最關鍵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信上帝的領導人不一定都會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但能帶領人民從獨裁轉型到民主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如果以上這些以事實推導出的觀點成立，那中國要發生從獨裁到民主的「質」的變化，看來還路途遙遠，因為在堅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內，產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難；而基督徒能獲得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位置，則更難上加難。（全文完）
※本文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4年6—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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