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年代，中華民國與菲律賓的外交關係，堪稱冤案連連，把僑界搞得雞飛狗跳，怨聲載道。對華僑而言，這段外交史的另一個面向，是兩國合作的人權迫害史。本系列最後一篇，要介紹製造「世界級」的無期徒刑政治犯的柯千案，以及國民黨駐菲總支部策劃的、把報老闆抓回來關的于長城案等。
1952.03.07 吳文彬案
發生於蔣介石（台）、季里諾總統（菲）時代。基本上，這是一個「臨時插隊」的案子。緣於1952年3月，處心積慮要將孔昭允等三人押往台灣治罪的駐菲大使陳質平，被菲律賓政府逮到機會，「又提出積壓多時之遣配案十餘起，要求一併送台。大使館不得已，與菲方選出其中案情較重之僑犯吳文彬等十人，請轉洽准予一併接受。」（外交部致函國防部，引述陳質平的說法）。
前述「積壓多時」，是因為從菲國「遣配」來台者，都要受審，等於增加台灣保安司令部的負擔——1950年代，該部處理國內的叛亂案已應接不暇，因此對於菲國政府一直想「傾銷」台灣的「華人罪犯」（天知道裡面有多少冤枉者），蔣政權只對「叛亂犯」有興趣，其餘敬謝不敏。陳質平為了對付孔昭允等三人，竟同意菲國所請，加送十名「罪犯」來台，這筆交易未免奇怪。
這十人中，只有吳文彬扯上政治案件，其他九人的「罪狀」都是非政治性，略而不論。吳文彬被指控「在菲律賓偽造共匪機關文件，誣告華僑為匪諜」，陳質平聲稱他是「僑界著名敗類」，但是判決結果，卻是無罪。可以想見，這和之前介紹的多起類似案例一樣，又是烏龍政治案件。
1957.07 柯千案（柯千、劉漢卿、施文章、施嬿婉）
發生於蔣介石（台）、季里諾和麥格塞塞總統（菲）時代。這是筆者目前所知，蔣菲合作的跨國白色恐怖中，唯一有共黨成員的案件。但仍有相當程度的冤情。
這四人都是福建晉江人（蔣菲跨國白色恐怖，也以晉江人為多）。據官方資料，柯千（商人，在菲國被捕時25歲）被控參加中共「菲律賓華僑局」，擔任與菲共的聯絡員。1952年被菲國軍事情報局逮捕，在嚴刑拷打禁閉之下被迫做假口供，誣指12名華人為共黨。隨後菲國國防部長麥格塞塞（後來擔任總統）以「搜捕華僑共嫌」為名，大肆逮捕並拘禁306人，釀成菲國僑界的白色恐怖，稱為「禁僑案」。菲國軍方食髓知味，要求柯千也如法炮製，誣指他們為共產黨，交換條件是柯千獲得自由。
這真是人性的試煉！柯千拒絕威脅利誘，和禁僑案的律師積極合作，在法庭上不僅拒絕作這300人的偽證，甚至把之前所作的12人偽證也一併推翻。這讓菲國政府很沒面子，因此「遣配」台灣，讓台灣去重判。台灣政府也很買帳，利用擅長的酷刑手段，讓柯千在生不如死、「畏懼恐怖憤怒」的情況下，承認他在菲國根本沒做的事（判決書說他「誣指華僑尤里等為共產黨，致我華僑三百餘人無辜被拘禁」，釀成禁僑案云云，根本瞎扯），1959年警總初審就判柯千死刑。
劉漢卿（商人，在菲國被捕時25歲）則被控參加並領導「菲律賓華僑共產黨」（菲華共）。該組織曾針對1954年通過的排華政策「零售商菲化案」，印刷一份〈麥獅獅的血掌與華僑的生命〉文宣（麥獅獅就是麥格塞塞，台灣官方指控該文宣為「詆譭政府，並煽惑僑胞罷業罷市」），交施文章在馬尼拉散發，但因故散發未果。筆者認為，劉漢卿應有加入菲華共，但是否「領導」有待商榷。然而台灣警總緊咬「領導」這一點，這樣才能把總帳算在他身上，並在初審時也判他死刑。
至於施文章（菲律賓中國中學學生，在菲國被捕時23歲），應該也是菲華共成員，但是否如台灣官方所稱，擔任「組織部長」，筆者存疑（23歲學生就當菲華共的組織部長，有違常理）；而且他只是散發文宣未果，就被菲國軍方逮捕，光是這樣，台灣警總初審也判了他無期徒刑。同為中國中學學生的施嬿婉，被控加入該組織，因為被捕時只有17歲，尚未成年（18歲），處刑7年。
台灣警總如此大手筆重判，掀起菲國僑界大譁。一者，當時僑領相信蔣介石「三大保證、六大自由」的宣示是講真的，對柯千理當從輕發落；何況柯千間接幫了三百多名華僑，豈可不予嘉獎，反予處死？二者，僑界首領薛芬士以阿方索‧西錫（Alfonso Sycip）之名，寫英文信給宋美齡（宋美齡交辦行政院長陳誠），關切柯千案。有薛芬士和蔣夫人兩大咖壓陣，警總不能不看著辦。三者，劉漢卿之父劉維琯「效忠黨國，有功僑社」，如果把他的兒子，非大罪而處極刑，如何讓僑界效忠下去？
這些考量，讓本案在1960年國防部覆判時有了轉機。柯千、劉漢卿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施文章從無期徒刑改判15年，施嬿婉從7年改判6年。雖然槍下留人，劉漢卿仍坐了17年牢，1971年因政府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公布減刑條例才出獄；柯千坐牢更久，1983年假釋出獄時，已坐了將近31年牢（1952.04.14-1983.03.03），成為世界級的「超資深政治犯」。這麼一位堅持良心、守住道德底線的人，被如此重懲，命運何其悲愴。
柯千對自己的遭遇，也感到非常荒謬。他認為自己既不是軍人，事件又發生在菲律賓，即使真有犯法，也應由菲國司法機關審理，怎會押到台灣受軍法審判？國防部的判決書給了他一個瘋狂的答案。國防部說《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的規定（也就是叛亂案引據的法條），「係就犯罪種類而分，自無限於國內國外」。這應該是全世界最狂妄的判決書之一，因為照這樣講，全世界任何與中共政府往來者、任何批評國民黨政府者，不管是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理論上都犯了中華民國的叛亂罪，可以抓到台灣軍法審判。
1970.05.05 于長城案（于長城、于長庚）
發生於蔣介石（台）、馬可仕總統（菲）時代。在蔣政權「言論自由迫害史」上，本案在意義上（而非規模上），具有雷震案的等級，甚至比雷震案更荒謬。因為它是把報社最高層（報老闆、總編輯）抓來治罪，而且是從國外抓來的；更且，這份報紙不是左翼立場，而是中立立場，只因刊登對中共有利的新聞，即被跨海追懲。其驚悚程度，可比擬1952年的孔昭允案。
被捕的是菲律賓《華僑商報》社長兼總經理于長城（53歲）、總編輯于長庚（48歲）兄弟。一如孔廣曉、孔昭允父子的冤案，背後有駐菲大使陳質平的積極運作；本案背後也有一個「藏鏡人」：國民黨駐菲總支部。
于長庚指出，該報主張華僑應融化於菲律賓主流社會，在政治上認同菲國，使國民黨無法對僑界「買空賣空作威作福」、乖乖聽他們擺布欺凌，該支部遂嫉恨于氏兄弟。然而，該支部內部也是爭權奪利，自相傾軋，1970年于案爆發，該支部大老柯俊智即差人傳話，說他反對捏造這起事端，這是由一個五人小組主謀策劃，他沒有牽連。
這五人小組，成員是誰，不得而知。不過中央社一篇引述美國「合眾國際社」的電文（19700412），提到：「一位中華民國國防部官員昨天說，由于姓兄弟所主持的《華僑報》是中共在菲律賓的正式『代言人』…此一指控係由現年55歲的政工幹校外語系主任邢光祖教授所提出。」《聯合報》記者張作錦在〈于長城兄弟自菲遣返始末〉（19700506）一文也寫道：「菲國國防部又特別邀請前馬尼拉《大中華日報》總主筆，現任中國文化學院英文系主任的邢光祖自台北前往作證。邢光祖把『華僑商報』煽動武裝叛亂的報導與言論一條一條的在庭上讀出來，使于長城兄弟無所遁形。」《大中華日報》就是國民黨駐菲總支部的機關報。
于長庚指控，1962年國民黨特務即已勾結軍探（軍事特務），偽造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致于長城的信件，栽贓在後者的辦公桌裡。由於「捏造手法異常拙劣，經不起考驗」，此計未逞，但于氏兄弟已列入蔣菲秘密交易的「遣配名單」。及至1970年于案爆發，一位與于長庚熟識的國民黨報記者善意提醒他，台北這次勢在必得，他們兄弟難逃遣送命運。果不其然，于氏兄弟被菲國官方以跡近綁架的手段，押到軍用機場，再以軍機連夜解送台灣。
由於本案嚴重侵犯新聞自由，引起國際新聞學會、國際特赦組織等團體關切，國際新聞學會甚至派員前往探監。當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岌岌可危，國民黨政權弄巧反拙，自羞門面，必須設停損點，因此于氏兄弟在形式上沒有判刑，只交付感化（實質上與判刑無異）：于長庚三年、于長城二年。
判決書從于氏兄弟的《華僑商報》和《華僑週刊》找出對中共有利的文章，指控他們「為匪宣傳」。事實上這些文章，《華僑商報》用的是外電，外電不是報社意見；《華僑週刊》刊的，多是專欄，專欄不能代表報社立場，這是荒謬之一。平民在菲律賓辦報，被押回台灣受軍法審判，這是荒謬之二。警總軍法處以《懲治叛亂條例》「為匪宣傳」罪起訴，並指控他們是連續犯——這足以判處死刑，最後卻用《檢肅匪諜條例》從輕發落，交付感化，這是荒謬之三。起訴法條和判決法條不合轍，正可以看出本案的冤情，以及受到壓力而轉彎的痕跡。
于長庚事後憶述，他出獄後，遇見承辦該案的警總保安處長「吳將軍」（當時已升任警總副參謀長），並向吳抗議：「你們對我們案件的處理異常笨拙，各方面都不討好。」吳將軍無可奈何地歎息說：「你有這看法，是不明白真相。岷里拉那邊是要你們兄弟倆的首級呀！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好折衷。」
于氏兄弟入獄後，陳華岳、吳永源等人義務主持《華僑商報》。但該報災難並未結束。1972年9月馬可仕總統發布戒嚴，強化獨裁統治，民間報業一律遭到停刊。直到1986年馬可仕垮台後，該報始得復刊，而且是唯一復刊的華文報紙。
特別一提的是，1975年4月蔣介石死，兩個月後，台灣還在「國喪」期間的6月9日，馬可仕政權隨即與北京政權建交。蔣介石與菲國歷任總統以「反共」為名，合作打造的僑界白色恐怖，竟是以菲國投向中共收尾，真是何等諷刺！而中華民國和菲律賓的外交史，也帶著這些不堪的內幕戛然而止，沉埋至今，算一算也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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