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氛圍。
兩種面孔——大谷渡自序
台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隨著台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台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台北。
在台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台南。這一趟花了4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2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台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4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台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台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台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台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台南與台中。
台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台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台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台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台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台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台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台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台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走在台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台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台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台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台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台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台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台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台北與台南，我告知友人台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台灣發生了重創台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台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台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台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台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台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4月再訪。同年2月，她的第11本書《新台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台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台灣訪問。當時，陳列在台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4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台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台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台灣留學生，點燃了台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台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台南，接著往台中、台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台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台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台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9人中有4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台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台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台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70或80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3、4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台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台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