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二二八事件在很多地方與六四事件非常相似，各自都是專制政權動用軍隊鎮壓民眾和平抗議的最重大、最難以遺忘、最具標誌性的慘案與浩劫，各自也都是民眾和當權者頭上長期的歷史死結，而為解決此死結的努力，成為促成兩岸各自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路徑。在臺灣，這個死結已經基本和平解決；在中國大陸，這個死結還緊緊地拴住每個人的心靈，毫無鬆動的跡象。臺灣解決二二八事件的方式及歷程，對六四事件的解決出路，提供了眾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和警醒。我們試圖通過臺灣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和平解決路徑，探討六四事件和平解決與中國民主化的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解決六四事件的出路。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國民黨政府事件，以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臺灣人民，及清鄉捕殺臺籍菁英事件。整個事件概要可以以1995年樹立在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紀念碑碑文為準：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臺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臺民，加以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眾不滿情緒瀕於沸點。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於臺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臺北群眾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懲兇，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陳儀顢頇剛愎，一面協商，一面以士紳為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臺。3月8日，二十一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臺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臺北、嘉義、高雄最為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斯後近半世紀，臺灣長期戒嚴，朝野噤若寒蟬，莫敢觸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積，終須宣泄，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1987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屙不治，安和難產，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
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鑒。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遠。天佑寶島，萬古長青。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謹立」。
二二八和平解決是處理六四的參考典範
從以上概要中我們看到二二八與六四雖然有時間、地點、爆發原因等諸多不同，當事者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但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這一點上是完全相似的。二二八也像六四一樣，成為朝野長期的政治禁忌、成為民主化道路上的死結。但與六四不同，臺灣在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到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48周年當日，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當日行政院紀念活動也於二二八和平公園舉行，這最終標誌著二二八事件的和平解決。二二八和平解決模式固然是解決六四問題需要效法的最好模式，但之所以有如此模式，跟臺灣的整個民主化運動是分不開的。二二八和平解決的大體歷程是這樣的：
1950年代臺灣人在海外即有二二八紀念活動，但在島內，整個戒嚴時期（即1987年前），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或受難家屬，身受白色恐怖的威嚇，大多數都將冤屈深埋心底，不敢公開談論，更遑論平反二二八。
1960年代雷震等自由知識分子發起《自由中國》運動，影響甚巨；1971年臺灣各界的保釣運動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開始沖擊戒嚴體制；1977年桃園縣長選舉與中壢事件成為臺灣民主化歷程中重要事件；1979 美麗島事件成為影響最深的臺灣民主運動。與此同時，在臺灣民主化運動中最具有先知角色的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1970年代極端黑暗中發表了《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1年）、《我們的呼籲》（1975年）和《人權宣言》（1977年）等三篇正義宣言。隨著1970年代自由運動的沖擊和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臺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當時的臺灣自由民主人士，雖然其中許多人並未親歷二二八，但都逐漸意識到二二八事件是臺灣人心中最大的苦難，於是二二八平反運動，便成為臺灣民主化運動中的核心訴求和議題；
1980年代，黨外實力逐漸整合，最終在1985年組成「黨外後援會」，開始具備政黨的雛形。1986年三月，臺灣人權促進會以「省籍與人權」為題，舉行座談會，紀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其行動綱領第五十一條，便規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並定該日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見。」臺灣人權促進會和民進黨的作為，為日後的二二八平反運動埋下了伏筆；
1987年2月4日，由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聯合海內外臺灣人各界團體聯合組成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
1987年由總統蔣經國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除戒嚴；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於同年2月舉行第一次總統記者會，並提出他對二二八事件看法；
1988年8月19日全臺灣首座228紀念碑，由民間興建於嘉義市。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碑文中呼籲：「政府公布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
1989年2月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發布《二二八公義和平日牧函》，在其中「籲請政府訂定二月二十八日為國定假日，設立二二八和平公園，並給予受害者及家屬適當的補償」，1989年6月發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北京天安門事件的聲明》，一方面呼籲「中國政府應立即停止罔顧生命和人權的殺戮行為，中止一切後續的搜捕行動，並給予死傷者最優厚的賠償」；另一方面也呼籲臺灣「執政當局更應為二二八事件向臺灣人民道歉，並給予死難家屬應得的撫慰，以期建立民主、自由，充滿公義與和平的新社會」；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指示總統府資政邱創煥組成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撰寫「專案報告」，提出適當對策建議，供政府權責部門參酌。同年11月29日，行政院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峻工落成，於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揭幕。李登輝總統為國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同日，行政院紀念活動上午十時於二二八和平公園舉行。「槍與玫瑰」紀念晚會於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召開，受難者家屬代表致詞；
1995年3月23日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4月7日總統令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10月7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生效施行。
1996年，擔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宣布訂定臺北市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率先訂定2月28日為臺北市的假日。1997年起的2月28日和平紀念日改成國定假日。
政治民主化促成二二八平反
至此，二二八事件算是在歷史上基本解決了。基本解決的標誌大致是：真相公布、責任人的懲處（蔣介石已老死、直接責任人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早在1950年6月以通共罪名在臺灣被處死）、政府代表人的道歉、補償法令的實施、設立紀念碑、公園、國定假日等等。
從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的歷程中，我們首先看到：二二八事件的解決與臺灣的民主化是互為前提的。在整個戒嚴時期，毫無解決二二八的希望；但在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和1987年的解嚴後，二二八的解決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沒有多黨為標誌的民主化，就不會有二二八被平反的直接後果；沒有臺灣的解嚴，也就不會有二二八事件的和平解決，也就沒有政府對二二八的道歉、受難者及其親屬巨創的治愈。總之，二二八事件的解決，不會先於臺灣的民主化。這一點對中國六四事件的解決也很有啟發，我們同樣也可以說，中國不實現民主化，六四問題的解決，也不會有突破性進展；要想使六四問題和平解決，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中國民主化。
通過臺灣民主化歷程我們看到的事實是，臺灣民主化前並沒有提前、單獨地解決二二八事件。同樣，在目前中國體制下，單獨、提前解決六四問題也毫無可能性。因為二二八與六四一樣，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而是一個整體性全局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二二八牽涉到的是臺灣整個戒嚴體制和國民黨黨國的整體利益。有人認為，二二八牽涉的就是蔣介石、陳儀等少數人，等他們死了問題就解決了，但實際上責任者很早就死了，而且陳儀是被蔣介石有意從大陸抓回臺灣，在臺灣人前槍斃的，按理陳儀通共是在浙江，但蔣介石對臺灣內心有虧，以殺陳儀的方式撫慰臺灣人心。即使這樣，二二八問題也沒有因責任人的肉體死亡而解決。
同樣，針對六四事件，很多人認為現在主要責任者鄧小平已經老死了，李鵬在世時間也不多了，主要責任人肉體的死亡，會帶來六四事件的平反，也有人天真地認為，可以在不實現中國民主化的情況下提前解決六四問題，如在近期內先把六四賠償、流亡人士回國等問題先解決，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化，無礙六四問題的單獨解決。這種思維近年來也在部分受迫害宗教團體問題、臺灣、香港、西藏、新疆、內蒙、上訪戶等問題中出現，他們似乎認為中共可以單獨地與他們談判，單獨地解決他們問題，平反昭雪、讓其自由與獨立等等，但實際上我們從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的歷程中看到，二二八問題並沒有獨立於、提前於臺灣的民主化，沒有被國民黨政府在解嚴前就給予賠償和平反，二二八問題的解決，是在臺灣民主化取得實質勝利後才有根本性突破的。
究其原因，六四和二二八一樣，它們的根本原因不是獨裁者的某些人的某些特殊原因，而完全是由整個體制整個集團造成的，要想平反，撼動的是整個體制和整個集團。獨裁者心中明白，在這些關鍵性的歷史事件上，一旦有實質性的哪怕一步妥協，就意味著對舊有體制和黨國利益的徹底否定。就是說即使當年參與屠殺的一代責任人都死亡了，獨裁者集團還是不願意認錯和妥協，除非獨裁已經改變成民主制。
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對六四受難者及親屬至今毫無道歉毫無賠償，唯一的一例例外是2006年，四川成都六四死者周國聰的父母獲當局以困難補助的名義賠償七萬元人民幣，但在2011年6月，死難者母親唐德英向四川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有關其兒子死於六四事件一事的國家賠償申訴書，當局拖了四個多月後向她明確拒絕申訴，稱不會對其兒子周國聰死於六四事件一事進行任何國家賠償。可見，中共當局雖會出於維穩的目的，以金錢保證某個六四受難者一時不再索賠，但叫當局真正悔改道歉並進行國家賠償名義的賠償，目前是不可能的。
無獨有偶，根據2011年天安門母親發布的《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六四」慘案二十二周年祭》一文指出：「今年2月下旬『兩代會』召開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區公安部門出面找到居住在該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某戶難屬，進行所謂的私下溝通，交換意見。緊接著4月初他們又找該戶難屬談了一次。來人不談『公布真相』、不談『司法追究』，不談就每一位死者做出『個案交代』，只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而且強調這只對個人不對群體」。天安門母親們痛斥當局以金錢收買的可恥行徑，繼續堅持於1995年提出的「真相、賠償和問責」三項要求。此事也從反面說明了，在中國整體民主化之前，六四事件被中共當局提前、單獨獲得「真相、賠償和問責」及和平解決似乎沒有可能性。
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與臺灣民主化互為前提的緊密關系，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民主化這個全局性問題的重要性。海內外六四群體，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海外流亡學生學者團體，都應該把六四問題之解決，放在中國民主化這個總體目標下，放棄中共當局會單獨、提前解決六四問題的幻想，切實與其他海內外各個時代、各個特色、各個族群和宗教信仰的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這也真正是解決六四問題的必由之路。
從臺灣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的歷程中我們看到，民主化進程中各種力量要聯合起來。在臺灣，二二八受難者及其親屬、體制內外自由知識分子、基督教會、保釣團體、臺獨團體、組黨分子甚至國民黨內開明人士、環保主義者、原住民等，都基本上團結了起來，共同致力於臺灣民主化的大目標下，如此才有效地推進了民主化進程。而一旦民主化目標實現，諸種力量的各自目標，也都會在民主框架中解決。同理，在中國海內外，六四群體要聯合其他群體共同推進民主化進程，不要切斷自己與其他群體的聯系，更不要排斥其他類型的抗議中共團體。
目前的國內民主運動中，六四群體已經不是主體，主體是眾多新興的維權人士、宗教信仰團體、網絡異議人士，而在海外，六四群體依然是海外民運的主體，他們大多是學生、學者出身，文化層次較高、在歐美社會中能發揮較大作用。無論海內外，六四群體都要懂得唯有中國民主化才是解決自己問題的唯一出路，所以盡可能地聯手反對中共的諸種勢力，如家庭教會、法輪功、西藏、新疆、內蒙、維權人士甚至上訪戶，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以期最終解決六四問題。
其次，從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的歷程中還可以看到，正如二二八事件本身成為民主化運動的催化劑和主要標誌一樣，六四事件也一直並且必將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主要標誌和最關鍵催化劑。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政治事件能比六四更加敏感，當局對六四的任何細微的新評價和新舉措，都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變動的先兆和信號，當然也沒有一個日子象六四一樣在一年中引起中共全面地、整體的高度恐懼和防範，與六四相比，新疆的七五，西藏的三一四只是局部性的；除了六四，也沒有一個日子，能使全中國的各階層、體制內外、各地方的正義人士團結起來共同紀念之；除了六四，也還沒有一個事件能把海外反對專制群體全部聯接起來，無論是臺灣、香港，無論是達賴喇嘛、熱比婭，無論是法輪功、地下教會，無論是西單墻、中國民主黨等等，在紀念六四、要求當局解決六四問題上不僅沒有異議而且都非常積極。六四事件，早已成為整合種種反中共專制群體的旗幟，成為最具紀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
中國民主化六四血案才能解決
而對六四事件和平解決的持續訴求，本身成為中國民主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正如六四天網行動、天安門母親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一樣，六四訴求，是迫使當局妥協、悔改和改革的最重要動力，雖然23年來六四訴求幾乎沒有得到當局任何正面的回應，但卻給專制體制不斷以重創，給當年的犯罪者不斷以良心的拷問，在正義和良知的威懾下，這個不義的體制已經搖搖欲墜。不僅如此，持續的六四訴求，也使年輕一代通過歷史真相認識到專制的殘暴、民主中國之必要，六四訴求正激發一代80後、90後年輕人積極投入中國民主化進程中。
總之，六四事件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最具有全局性和象徵性的問題，它的解決自然而然導致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而解決六四問題，卻是與中國民主化互為前提、互相關聯的。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和平解決歷程和模式啟示我們：解決六四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促成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在中國民主化之後，六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至於如何促成中國的民主化？中國民主化模式將與臺灣民主化模式有什麼異同？並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內。但無論何種模式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六四訴求肯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民主化後首先要解決的，當然就是六四事件問題。
繼承六四英烈遺志、聯手促成民主中國，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在六四30周年之際，我們需要的不是李白「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的超脫和惆悵，我們需要的是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信心、公義和大愛。一切正如天安門母親運動中的傑出代表丁子霖教授在母親節所寫的：「我常常告誡自己：應該學得理性些，不要再悲傷，不要再流淚，應該知道感恩。感謝上蒼賦予了我們這份大愛，給我們以力量，讓我們去完成兒女們未競之遺願。所以我不會停息，直至生命終結。」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