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英捷專案」尾聲與記者在飛機上關於一例一休的對話，引起國內輿論譁然，認為總統失言，不該在此事置身事外。
究竟在一例一休的角色上，政府是公親還是事主？抑或記者應當自立自強，向資方爭取應有的勞動權益？還原對話情境，或許可視為總統與記者輕鬆對話的內容無須大驚小怪，然而，細究記者向總統「告御狀」，著實呼應蔡英文在薩爾瓦多所說的台灣記者不夠強勢、甚至承認「有一個強勢媒體對政府監督有用」的肺腑之言。
是否我們的記者真的那麼不強勢？是否我們的記者連向資方要求落實一例一休的勇氣的沒有？這背後隱藏了什麼問題？
猶記在學期間，幾乎每位新聞系的教授都念茲在茲提醒我們未來如果成為記者，務必以「無冕王」自許，要成為報導事件真相與善盡社會公器、擔負發揮「第四權」的責任，因為我們手中的筆，可能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影響。然而，走出校園之後，漸漸發現無論是「無冕王」或「第四權」竟僅是學生時期的理想世界，因為記者工作每天不但要為了截稿壓力疲於奔命，還有太多社會壓力讓記者工作充滿威脅或感到心灰意冷，遑論以強勢之姿監督政府了。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昔日前屏東議長鄭太吉於任內開啟屏東十幾年黑道主持議會的恐怖歲月，有「地下皇帝」之名，其囂張行徑不僅讓當地人禁聲，還宣稱「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只要媒體撰寫關於他的負面新聞，不是被恐嚇、就是被傷害，許多報社均不敢直呼其名、也不敢刊登報導記者姓名，甚至連記者採訪時報社還配給防彈背心，最誇張的是當年「民眾日報」屏東分社居然被鄭太吉手下武力搗毀，迫使記者狼狽奔逃。
除了黑道脅迫，近年記者因報導官商界新聞而官司纏身的例子也不少。其中代表是1996年10月28日報導當時交通部長蔡兆陽花公帑裝修官舍的商業周刊記者林瑩秋，因一則可受公評的報導被依毀謗罪論刑，影響所及，許多記者紛紛以明哲保身為第一優先，甚至大專院校新聞學系教授也在課堂上特別傳授學生關於記者工作「趨福避凶」的重要性；後續其他報導大企業家、政治人物負面新聞的記者被告上法庭的也不在少數，足見記者工作風險之高與面對強權脅迫時的勢單力薄。
所以，是台灣記者不夠強勢？或者，是政府與財團介入媒體太深，導致新聞記者不敢言、媒體失去監督的能力？姑且不論跑在第一線的記者，過去連筆者在做新聞評論節目時，也曾經因為選情太過火熱，各黨紛紛透過各種管道施壓，導致錄影時大老闆特別在副控坐鎮，深怕一個不小心話題講得太尖銳，得罪政黨高層。當下，身為員工的我們雖然不滿談論議題被限制，卻也只能默默地順從上級指示，當下也深刻體認在「無冕王」與「第四權」的理想與現實相扞格時，是多麼不堪一擊。
近來，新聞媒體的報導深度受到嚴重質疑，不但缺乏國際觀，連國內報導也僅限於吃喝玩樂、藝人八卦與車禍糾紛、鄰居吵架之類的內容，導致記者工作被譏為「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今年更淪為轉職年增率第二的職業。但追根究柢，如此低成就感的職場環境，如何讓記者建立強勢敢言的自信與專業？
我們的社會與政府的確需要媒體強勢的監督力量，不過，在此前提之下，我們也必須自省是否具備足夠的理性思維去支持勇於強勢監督社會與政府的媒體？如果大眾整體的自覺不夠，如何要求小蝦米去抗衡大鯨魚？此外，也要提醒感嘆台灣媒體不夠強勢的蔡總統「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我們樂見總統願意公開承認「有一個強勢媒體對政府監督有用」，卻更期許他能落實對媒體第四權的尊重，讓記者敢言，不僅僅在向資方要求落實政府一例一休的政策，還有對內對外的真相報導與發揮社會公器的監督力量。
作者：黃育芯
部落格：小餐館老闆娘的極任性願望
曾經人生以追求一百分為目標，後來發現太難而立志做個「快樂的第二名」。在媒體圈做過綜藝節目、政論節目、紀錄片後，發現人從土地獲得太多卻又付出太少，於是轉行餐飲業，希望透過在廚房的修練，實踐讓環境永續發展的志業。
（本文轉載自《綠色逗陣》如果連記者都不敢言，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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