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鹿窟案的隱喻與典範

鹿窟故事並未結束，它是台灣前途的預言

今年是鹿窟事件六十六周年。在白色恐怖研究上，鹿窟事件是一個極具指標性的案子，不只因為它是本省案系列的第一大案（僅次於外省系列的海軍案），更因為它是整個白色恐怖的縮影，白色恐怖許多基本要素如驚悚、殘酷、出賣、背叛、刑求、槍決、囚禁、逃亡、革命倫理的蕩然、謊言詐騙的泛濫、泯滅人性的加害、慘絕人寰的受難等等，在鹿窟案應有盡有。很難想見，這個在地圖上不起眼的貧窮山村，竟上演白色恐怖最驚心動魄的情節。換在國外，鹿窟案早就拍成史詩型的電影，橫掃國際各大影展；而在台灣，很多人（包括近在咫尺的天龍國國民）對鹿窟案仍聞所未聞，遑論了解。

緣起：從一群大咖上山活動開始

要了解鹿窟案也不難，至少案情脈絡並不複雜：二二八事件之後，一群「省工委」台北市工委會的大咖們（其中有許多是工作委員、支部委員、支部書記級的幹部，村民不詳其來歷，一律稱為走山仔）在1948年前往鹿窟活動。他們透過陳春慶（鹿窟的出外人）的引介，認識村長陳啟旺；再透過陳啟旺父子的關係人脈，建立在地的影響力；然後施展各種話術和手段，軟硬兼施，半鼓勵半恐嚇，吸收許多根本不知共產黨為何物的村民，加入他們的紅色團隊（號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或作工役，或充跑腿，或當眼線，鹿窟基地於焉建立。

及至1952年冬，當時「匪諜」已被捕殺殆盡，專辦匪諜案的保密局生意日漸清淡。不巧，兩個「走山仔」曝光，一是溫萬金記載在鹿窟受訓的日記被當局查獲，二是汪枝被捕自新，「對匪鹿窟基地情形，供述甚詳」。這些線索不啻為保密局打了強心針，乃於當年12月以剿滅武裝基地為由，由偵防組長谷正文指揮上萬名軍隊大舉封山，前後逮捕及偵訊896人，鹿窟家家戶戶，幾乎無一倖免。

從官方檔案可知，在眾多白色恐怖案件中，鹿窟案的「叛亂」程度只是一般般；唯一被允許加入共黨的在地人只有陳田其（其他人只准加入外圍組織，即上述「保衛隊」），和基隆案、台北案、學委案整個陣勢排開幾乎都是黨員相比，根本是小兒科；至於「武裝」兩字更談不上，雖有幾枝槍，純供幹部防身自衛，毫無戰鬥能力。若放在1950或1951年，鹿窟案頂多像台中一些不是武裝基地的武裝基地案，殺幾個人關幾個人結案。

不幸的是，由於蔡孝乾（省工委領導人）和「走山仔」對鹿窟基地亂畫大餅（包括建立「山地解放區」和進行「小型兩萬五千里長征」，全屬紙上談兵，且鹿窟人並不知情），加上基地存續四年，牽連者眾；以及「匪諜」奇貨可居，供不應求，特務乃將本案大作特作，極盡羅織能事，導致本案有93人被判刑（其中28人死刑），1人被當場擊斃，19人被谷正文長期非法驅役，充當奴才與下女，這還不包括被刑求和被搜刮財物的人數。甚至當地的信仰中心：鹿窟菜廟，住持也遭軟禁，佛堂淪為刑求場，清淨莊嚴的暮鼓晨鐘，變成鬼哭神號的阿鼻地獄。經此「滅村」悲劇，鹿窟人長期無法翻身；坐牢回來的男人，為求溫飽只得入礦坑，由此展開另一段「矽肺人生」。

教訓：革命是一場兒戲一場夢

對後人而言，這麼悲慘的大案一定有一個慘重的歷史教訓，而這教訓絕不是罵罵國民黨、唏噓鹿窟村而已。鹿窟案（和它所衍生的其他案子，如大同鐵工廠案、綠幫革命團案等，以及部分人士供出逃亡期間藏匿哪些人家，由此又牽連一些人入獄的案子）最值得後人省思的，是革命倫理的問題。鹿窟的走山仔（陳本江、陳通和、汪枝、李上甲、盧哲德等）以及穿針引線的陳春慶，因為向當局「交人」（供出同案或其他案的人），最後全身而退；反而是被他們吸收、欺騙、利用的群眾紛罹其殃。這些「交人者」有的是高學歷，講革命、談理想頭頭是道，然而時窮節乃見，等到大難臨頭，也顧不得共產黨的招牌了，紛紛拋棄群眾，保命自首。

宏觀來看，不只鹿窟案，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此例不勝枚舉。從蔡孝乾以下，許多共產黨員也是滿懷社會主義理想，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會用各種話術拉人，等到猝然應變，也把革命倫理丟了。為了換取活命機會，很多人寧願「死道友不死貧道」，出賣他們的同志、群眾甚至恩人。固然形勢凶險無比，而且誰不惜命，一味怪他們「貪生怕死」有失厚道；但歷史是拉長時間來看的，革命倫理的承擔不是死了就算了。一直到現在，除了很少數的例外，我們看不到這些「革命者」對被他們犧牲的人及其家屬的懺悔、救濟與贖罪，這無異宣告革命信用的徹底破產。

隱喻：鹿窟預言台灣的現狀與未來

凝視這段歷史，革命的真相竟是如此不堪。革命是這樣搞的嗎？背棄同志和群眾，不負責、不善後，豈非鬧劇一場？歷史的諷刺不只如此。同樣的情形，把「革命」換成「改革」，放在今天的台灣，完全無縫接軌。許多號稱「改革者」也是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是選前滿口承諾，選後擺爛敷衍，改革不做，弊案不查，背信心態與革命者無異。不幸的是，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命運，對「困局解決者」和「前途引導者」的需求甚殷，這就給了騙徒可趁之機，戰後至今七十多年，我們被共產黨騙了，被國民黨騙了，被革命者騙了，也被改革者騙了——台灣福薄，像李登輝這樣的大改革者絕無僅有。從這個角度來看，「鹿窟案」不僅是一個事件，更是一個隱喻，一則預言，和一個封印台灣前途的魔咒。

話說回來，把過錯全往騙徒身上推，也不盡然正確。以當下而言，政客儘管習於詐騙，卻沒有一手遮天，他們露餡露得如此嚴重，已經昭告其不可信任，但愚痴的粉絲、死忠的支持者仍為他們硬拗硬辯，讓他們騙得更加安心。這使得民主最重要的監督機制失靈：獨裁者可以長享政權，詐騙者也是。台灣的詐騙文化舉世聞名，不是沒有道理。直探核心，那是台灣人的品質問題。這個民族若沒有徹底自省，任憑再多的歷史殷鑑，還是走不出困局與騙局。

典範：革命黨做不到的，他們做到了

然而，1950年代的革命運動果真是一文不值嗎？不然。革命黨人雖然背叛革命成風，但也有寧死不屈、守口如瓶者。他們與特務精心鬥智，把一切責任攬在身上，盡量避免牽連別人。說真的，這難度極高，但他們盡了最大努力，捨己救人，堪為典範。只是這樣的人格者在革命黨究竟有多少，是一個謎；而且，他們不一定是白色恐怖研究聚焦最多的「明星」。「明星」不一定能在最後關頭全其志節，有時這跟機運有關。例如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原是鹿窟基地領導人之一，與陳本江知交。但呂赫若在基地被破獲前死於蛇吻，得以避免成為另一個陳本江。

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長期以來都在「明星」中找「典範」，但隨著檔案越來越開放，有些「明星」會越來越禁不起「典範」的檢驗。而白恐研究又不能沒有典範，否則這段歷史會淪為徹底的荒蕪與絕望，沒有教育意義可言。其實典範並不難找，只要去除「明星」的迷思即可發現。從革命角度來看，鹿窟案最大的污點是出賣與背叛，那麼它的典範就是不出賣與不背叛。

就現有的口述史與回憶錄來看，至少有四個人堪稱典範：蕭塗基、王新發、李石城、陳政子。礦工蕭塗基（1912-1955）叮囑李石城：「我們都要覺悟，我們這些人是穩死的。但無論如何被打，也不要供出別人。你一定要記得：人總要死一次，抱著必死的決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農民王新發（1929-1955）面對特務，則始終一問三不知。他們兩人都受同樣的刑求：綁在長條凳上，全身赤裸面朝地，被特務用粗繩狠命抽打。蕭塗基血流不停，仍咬緊牙關，不哼不叫不求饒；王新發一打就是一小時，打完後，特務還在他的傷口淋酒。他全身發抖不停，臉色蒼白，卻絕不哀號。這兩人涉案較深，最後都被判死刑，但走得一身清白。比起省工委的許多幹部，他們更像真正的革命黨人。

李石城（1935～）當時是牧牛童，雖僅17歲，但已是小組長，這足以送他到馬場町。幸好蕭塗基的一番話，使他有了心理準備，對特務的一切指控一概否認到底。他在回憶錄《鹿窟風雲》詳述親歷的「無止盡苦刑」，包括石磨壓身、綁拇指吊刑、盪鞦韆吊刑、頭下腳上吊刑、老虎凳（李說其痛如「萬蛇啃咬」）、摜頭浸水（使其體驗溺死滋味，李說他臨死前拚命掙扎，特務卻快樂無比）、「竹橋渡仙」（沿自清朝酷刑，李石城說「受此酷虐，人已半死」）、鋼針刺指（沿自漢代針刑，李說痛得椎心刺骨，屎尿失禁）、水沖鼻孔（李說腦內像萬蛇滾動，呼吸極度困難）等。這種種「求生不得」的刑求，使他一度撞柱自殺，然而「求死不能」，仍被急救回來，繼續受刑。不過再怎麼痛苦，他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沒牽連別人，也保住自己，判刑10年，如今成為鹿窟案最重要的見證人之一。

傳奇：12歲小女孩的絕境反抗

和上述三人相比，陳政子（1940～）的典範意義更加凸顯：一者，前三人都是成年或將成年的男性，陳政子卻是一個12歲小女孩；二者，前三人都有參加組織，她沒有，只是一個知情者和跑腿者；三者，由於她是村長的女兒，得地緣和人緣之便，特務要她供出比前三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線索，也就是說，要她出賣更多人：四者，由於她沒參加組織，比較事不干己，理論上似乎更容易供出別人。雖然如此，這個小學生卻能忍受種種酷刑，絕不鬆口；而且與特務鬥智，展現超齡的沉著應變，最後完成「零供出」、「零指認」的自我要求，並贏得鹿窟人的尊敬。特別是，她不懂什麼革命理論，一心只想保護村民，和那些夸談革命理論，最後犧牲別人以求自保者，恰成強烈的對比。

這種近乎傳奇的「鹿窟女兒」故事，晚近（2015）在中研院台史所學者許雪姬主編的《獄外之囚》下冊〈陳政子訪問紀錄〉中，第一次有完整的披露。台大教授陳翠蓮的訪問功力一流，使該文具有極高的可讀性；又因為它是筆者所見白色恐怖口述史中，最深入細膩的作品之一，因此基本上具備將故事轉化為教材、繪本、小說、戲劇所需要的各種元素，特別是心理層次的豐富細節。她的故事，是歐美人權電影、政治驚悚片求之不得的題材，而在台灣，我們才剛發掘出土，並且把它晾在一邊。

主導對陳政子刑求的人，是保密局大特務莊西（莊稼農），他命令這個小女孩兩手伸直，任由國軍毒打，打到竹棍裂開，而她的兩手也失去知覺後，又命她趴在木箱上，繼續朝屁股狠打。陳政子全身痛楚，「比死還要慘」，仍嚴密口風。莊西見她不招，又拿藤條朝她大腿抽打，並威嚇「我每五分鐘就會打她一次，看她何時會老實招供！」她回憶當時的心境是：「死就死吧，死了就更不用怕他們了。」經此刑求，她已傷痛不堪，且無法進食，吃飯變成苦差事。但特務仍不罷休，繼續讓她飽嚐各種心理威脅。

陳政子不僅有驚人的忍耐力，還有同齡孩子少有的機智。她幾乎能讀透特務所有話術背後的陷阱，而迂迴繞過，或以計拆計。例如特務抓了許多人要她指認，身為村長的女兒，不能說都沒看過，就回答「看過，但不認識」，看過是符合常情，不認識是保護雙方。又特務逼問她哪裡有草寮（走山仔匿居之地），她不能說都不知道，於是就帶他們到各處專門燒木炭的炭窯工寮，讓特務去搜索，跑來跑去白費力氣。

特務又施一計，要她在齋堂對佛像發誓，保證絕無知情不報，否則晚上會被魔鬼抓走。村民畏神，兒童怕鬼，此計雙管齊下，堪稱絕招。陳政子的因應之道，就是嘴巴跟著特務唸誓詞，心裡卻默求：「釋迦牟尼佛、觀音佛祖，這不是我願意發的誓，是他們逼迫的。他們這些壞人對我如此殘暴，讓魔鬼去抓他們這些國軍好了！」神明不會為不義背書，宗教不是罪犯的遮羞布，這個小女孩比時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還要懂。那些玩文字遊戲的政客（教唆犯罪，把責任推給屬下，再發誓「自己」絕對沒有舞弊收賄云云）、褻瀆宗教的法官（宣稱惡行重大的殺人犯，因為抄抄佛經，「有教化可能」，判決免死，再把責任推給「兩公約」去背黑鍋），其良心愧對神明，其判斷不如小學生。

人權：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相救不要相害

陳政子的故事極具戲劇張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幾筆帶過。她的無畏承擔，最後救了很多鹿窟人，避免更多犧牲。事實上，革命的初衷是救人（而非殺人），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小女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她又不是革命者，她只是一個堅持道德良心底線，單純想要保護村民的小女孩。她的典範價值就是「道德良心」四個字，這是我們研究白色恐怖歷史，千迴百折尋尋覓覓之後，所獲得最珍貴也最簡單的啟示。

台灣人可以自傲的是，白色恐怖史最少有六、七百人甘冒生命危險，因拒絕出賣（官方稱為知匪不報）或救援危難（官方稱為藏匿叛徒）而被定罪，也就是最少有六、七百個典範存留青史。從國民黨觀點來看，他們都是叛徒的「幫凶」；然而從台灣人觀點來看，真正的凶手是國民黨，因而拒絕配合國民黨行凶的人，不可能是幫凶，只可能是英雄和典範。

從人權觀點來看，陳政子的故事也發人深省。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權論述，都聚焦在「國家暴力」與「人民」的互動上（前者壓迫後者，或後者反抗前者），較少觸及「人民」與「人民」的互動（相害與相救），這點台灣落後歐洲國家一大截。更宏觀來看，正如鹿窟案的出賣村民是台灣歷史的隱喻，陳政子和前述三名男性的保護村民也是。台灣不斷被外來政權壓迫，也不斷有人為了保護家園、反抗壓迫而奮鬥——他們戰前反抗日本，戰後反抗國民黨，未來萬一中共侵台，也必然反抗中共——當然在反抗的同時，千萬記取教訓：不要出賣別人，也不要被別人出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