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由廣場刊出〈請別叫我「外省第二代」〉，讀後頗有所感。
筆者係生長於屏東鄉下福老庄的客家人，因為屬於少數族群，小學時都被鄉人及同學稱作「客人仔」、「客人仔猴」…等充滿歧視性的稱謂，心中十分無奈；中學六年在屏東女中就讀，班上有許多來自眷村的外省籍同學及極少數來自山地部落的同學。那時候沒有「原住民」的稱謂，所以山地籍的同學被稱作「山地同胞、山地人」，這還算客氣的「官方說法」，有很多人私下則稱他們「番仔」「加禮仔」，更沒禮貌的人甚至會當面問「你是番仔哦?」；因為自己是少數族群，特別同情原住民，絕不使用有歧視性的稱呼。
筆者同屆的外省同學(1961年入初中)都來自屏東機場的各眷村，他們都是襁褓時期跟隨國民政府轉進台灣的，只有有少數一兩個是「台生」第一代，他們被稱作「外省仔」；因為不是土生土長於台灣，多數都有很重的優越感，常掛嘴邊的話是「總統院長都是我們外省人，政府都是我們外省人的」；那時候人權不彰，白恐盛行(其實我們並不知有白恐之名，只是常會聽到某某老師是匪諜被抓了，或說某某同學的哥哥因為週記寫了甚麼被抓了)；蔣政府毫無「入境隨俗」的美德及「強龍不壓地頭蛇」的江湖規矩，為了鞏固政權，用恐怖獨裁手段制壓台灣人從政空間，又打壓本土語言為「方言」，不許我們說自己的母語，只許他們說口音濃重中國的方言，所以台灣人被壓迫得心理不平時，就在暗地裡稱外省人或外省同學為「豬仔」或「死豬仔」。
外省第一代也是「來台祖」啊
228事件後幾十年，台灣人有如驚弓之鳥，不敢與聞政治，台灣與外省人間有一道大如「烏水溝」般的無形鴻溝，一方統治者高高在上，一方被統治者卑微可憐；80年代以後，幸好有許多黨外前輩前仆後繼，挑戰權威，推倒竹籬笆(隔絕眷村本土化的圍牆)，捨生爭民主，台灣才有今天人民可以當家作主直選總統的民主，也才有〈原住民基本法〉、〈客家基本法〉等保障弱勢族群基本人權的補救措施，「原住民」之名，取代過去歧視性、羞辱性的稱謂，還其尊嚴；現在再也沒人敢大剌剌指著我說「你這個客婆仔」，除非他想吃公然侮辱罪…
筆者父系的「來台祖」係清代中後期來自廣東嘉應州，筆者本身是「台生」第五代；若依父親的母方(祖母娘家)，則少兩代，為「台生」第三代，來台第四代，因為父親的外公(我的外曾祖父)才從「長山」來台謀生(按:「長山」即「唐山」，係客語稱呼)。我記得小時候曾聽父親說過，他的表弟(先祖母胞弟之子，台生第二代)小時候還曾被新竹關西的鄰居稱為「長山子」，但長大後的日治後期，再也沒人稱他們為「長山人」了，可見只要落地生根兩三代，「土斷」(本土化)之後，絕對就是「台灣人」了，出國都拿台灣護照，到了他鄉異域誰還管你外省、本省呢?
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除了一些高官或經濟力較雄厚的人可以兩三代一家同來外，大部分都是年輕被拉伕當兵來的青少年，他們算是「來台祖」，經過近70年的時間，已婚的很多人都有台生二代或三代了，其中有不少人都跟「老台灣人」通婚，如立委王定宇、駐德國代表謝志偉，他們的母親都是福佬人、立委高金素梅的母親是原住民….連筆者的阿姨也嫁給外省級軍官，儼然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婆」的現代版，既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大家通舟一命，所謂的外省人難道不該落地生根了嗎?難道台灣不是他們的故鄉了嗎?除了少數別有居心的「范蘭欽」們！
再沒有第幾代外省人 只有新舊台灣人
作家朱天心曾說「一個地方有親人埋骨，才算是家鄉。」以〈別…〉文的作者楊先生為例，他的父親19歲來台(跟筆者的來台祖一樣)，去年以87高齡往生並埋骨於台灣，他自己是台生第一代，來台第二代，他可能早已為人父了甚或為人祖了，而且也認台灣為故鄉、彰化出生地為家鄉了，就像筆者的兩個孩子在台北出生，都認為台北才是他們故鄉，而台南是爸爸的故鄉、屏東是媽媽的故鄉，不是他們的一樣。
所以，很高興有像楊先生這樣的有識之士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為「擴大台灣人意涵」做了極有力的詮釋。
今後，為了促進社會的和諧，為了提升國家的認同，筆者十分贊成楊先生的呼籲，請媒體不要再用「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等分化性的用詞，改用「新台灣人、老台灣人」的詞，只要拿台灣身分證的大家都是台灣人。這樣才能增強台灣的凝聚力，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對台灣有虎狼之心的敵國外患，因為「打虎親兄弟、出陣子弟兵」，大家都是自己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