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在我們長照工作中的重要角色：「但若抽離了這些辛勞、甚至犧牲青春的熱帶天使，醫病雙方和社會都將承受巨大的壓力，一些病家也可能就會崩解。」
在一次難得的機會中，我遇見專研這項問題的郭慈安教授，我才深切領悟到長照在台灣，以及其他已開發國家，所衍生的家庭結構和社會倫理的變化，甚至關係到國力與國安的問題。
大地繁殖生命，也埋葬生命，肉體身驅的老化與敗壞，有的如冰融，有的如雪崩，但儘管時間過程有快慢，最終殊途同歸，死神會來拿走最後的籌碼。我們只有在這白駒過隙的存在中，老幼相互扶持，展現生命的光景，創造生命的價值。
長照的工作，最主要在人口老化與無法自理的慢性病，它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這期間有人退場放棄，有人不支倒地，甚至照顧者反而比被照顧者先走，最悲慘的是，兩老在完全無法相互扶持之下，選擇一起離開。郭慈安教授說：我們平均每人需要的長照是7.9年，其中如身智嚴重障礙或俗稱的植物人狀況，則高達9.9年需求的平均值。
這些潛在的因素浮現在社會的現實面，逐漸加重我們的生活壓力，於是我們看到子女因長年請假照顧父母，而失去再回職場工作的能力，若中生代須要工作，這也是國家生產力的主幹，則年輕的第三代就得提早加入長照的服務，有的還耽誤了自己的功課與成長學習。澳洲幅員廣大，他們政府已把這種城鄉因長照衍生的現象，視同影響國力與國安的嚴肅問題。日本的政府亦然，他們結合社工人員作長照醫療服務，例如定時載獨居老人和病患赴醫院看病和洗腎，即為一例。
台灣的長照與隔代的照顧問題，其實早在1960-70年就已隱性存在，只是農村社會稀釋了這個現象而不具突顯。筆者小時候的經歷或可說明此一事實。我小學中年級時，因父母在外經商，我就和祖母兩人住在鄉下，1953年進了初中後，母親和幾個妹妹也回到老家，但祖母卻罹患重病無法自行起身，晚上我都睡在祖母旁邊，半夜抱她起來大小便，這樣也可減輕母親的負擔，而我的熟練反應，甚至可邊睡邊做都不會出錯。
但初中生的反抗期，我在學校愛打架，讀了公民課的「民權初步」後，還身體力行，率同學在班會上罷免導師，而且還真的通過 ! 班導師堅持要把我送進田中八卦山下的少年感化院，但很多老師都出面保護我，後來才以兩大過兩小過留校查看收場，也給導師有個面子。當時我不清楚進感化院是什麼情況，我只是擔心真的去了，晚上就沒人可以抱祖母起來小便，我知道我母親一定抱不動。
台灣的長照制度雖然起步較晚，但不落人後，且逐步迎頭趕上。長照1.0由扁政府開始正式實施，那十年確實努力積極，也奠立了基楚。後扁時代雖略有遲緩，但蔡政府上來後即開啟了長照2.0，行政院也成立了長照研究小組，隨時根據現況與需求，作靈活的應變與調整，包括縮短城鄉長照的差距、健全外勞制度、保障移工的權益，並且大幅提高補助低收入戶的長照負擔，讓照顧的長路上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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