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校董事會(簡稱「校董會」)理應是辦校資源的提供和管理者，是實現創校的理念和理想的主要資源「後勤部隊」。為達到此目的，需聘請校長當「統帥」組成執政團隊綜理校務與運作，為社會作育英才，以成就崇高的教育功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所以，建全的董事會配合校長的領導才智，是推動私校成功運作的基本要件；不過，建全的董事會的架構，往往是台灣私校良莠分野的主要關鍵。
創立東海大學的董事會，其架構和其他私校截然不同，也因而呈現其特殊的功能，才讓荒山上的一所小學校為社會所刮目相看。只是當原有架構式微和變異後，原有的特色隨之改觀。六十年來的東海盛衰史，董事會的功能就是最好的溫度計。
東海大學的的確確和其他私校不一樣，其資產幾乎全來自美國聯董會。1952年10月聯董會致函當時的教育部長程天放：東海大學是「永遠屬於台灣的教育資產」。這和其他董事會將私校當私產在經營，當然不同。
揭櫫創校理念的籌備委員會
創校資金既然無虞，籌備委員(1953)共計10位，聯董會讓賢由杭立武前教育部長任籌備處主任。其中五位國內委員中政界有3位，牧師1位，和教師1位；五位外籍委員以4位牧師為主，另1位來自社服。由此可見，5位牧師代表基督教立校的基本立場，但3位政界人土均為基督徒，應是台灣政府官方的代表。對於創校理念的拿控捏，相當清淅：為創辦一所新的台灣基督教大學而努力。
政教組合的首屆董事會(1953 – 54)
創校資金的運用和遴聘校長的重任是首屆董事會的任務，成員採三五制：外籍人士、台灣長老教會代表、「黨國人士」各5位。其中牧師董事7位，比例略降；「黨國人士」以「蔣宋人馬」為主，教育家濃度較為稀薄。至於以「社服」業代表廁身籌委會再入董事會的狄寶賽夫人(Mrs. Constance S. de Beausset) ，則被認為是美方代表，因為其夫婿狄寶賽(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先生是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在臺灣的企劃經理，狄寶賽先生在1950-1957 年間負責美援台灣的建設工程。
經費方面，由美國聯董會負責，根據官史記載：
＜在芳衛廉的領導下，將近六百萬美元的經費投注到東海大學的開辦，也幾乎耗竭當時聯董會所有的準備金。芳秘書長本決定每年由聯董會提撥7 萬5 千美金，約8 年，計60 萬美金。但在1954 年1 月12 日的4 次東海大學董事會中，表示若有需要，可提升至10 萬美金，而總金額可提升至75 萬美金。＞
董事們根本不用為籌經費操心，只專注新建硬體以及遴選校長兩大事。然而，凡事面臨選擇時，不同勢力的較勁在所難免。
首先是校園建築格局的選擇，芳衛廉祕書長的貝利亞模型是前提，在中西格局的爭論中，唐式四合院最後勝出。林宗義長老1989年回到東海時，曾口述一段歷史：代表長老教會的董事曾期待蓋出一所格局足以和台大比美的、西式的私立大學，那是一所百年大計為台灣作育英才的新大學；「可惜，我們輸了」！這是他走在文理大道上的感慨。很顯然地，「美方代表」的勢力站了上峰，証諸官史的籌建過程，確也如此。
首任校長賦有「舵手」的重責大任，其遴選過程歷經共14次董事會議，顯然相當慎重，也相當曲折複雜。根據官史記載：
＜1954 年5 月第7 次董事會議上，議決聘請美國南加州大學的陳錫恩博士(Dr. Theodore Chen)擔任代理校長，直到8 月第13 次董事會議，才正式提議聘請陳博士擔任校長。可是因敎育主管當局(教育部)認為陳錫恩博士爲美方代表，且具有雙重國籍，建議最好另行物色，而陳博士亦竭力謙辭，此議遂予擱置。
＜10 月15 日又提名董顯光博士，董氏因政府將另有任務，亦未能成事實。10 月28 日，穆爾夫人來臺時，對校長人選遲遲未決，表示極大關切。
＜12 月20 日的第18 次董事會議，提名委員會建議聘請曾約農先生擔任校長。經過董事會的多方瞭解，終於在1955 年3 月26 日第20 次董事會議中，一致通過選聘曾約農先生爲校長，並推請杭董事長及魏德光董事代表致聘。＞
至於陳錫恩博士的落馬，似另有故事；根據董事狄寶賽夫人公開的資料：
＜陳錫恩博士於1950 及1953 年，以南加州大學名義，發表文章兩篇，指稱台灣為反動政府，所以礙難同意擔任東海大學校長。1954 年8 月21 日上午因而召開董事談話會，指該文章兩篇並沒有如此嚴重。陳錫恩博士還另有雙重國籍問題，不適合擔任校長一職。＞ (狄氏存董事會記錄)
這是外傳陳錫恩博士被密告後，才以「反共不積極」被撤換的原委。校長人選幾經波折後，終由曾約農教授(非基督徒)中選，相信這和「內舉不避親」有關，因為其堂姊(曾寶蓀)是校董會成員之一。這應是東海董事會被指稱受到政治因素「主導」的原因；唯不知是否與首任二年的期約有關。
曾校長雖以傳承中國文化進入大度山，但仍然以「基督教生活規範」和「勞作制度與通才教育」開啟山門，樹立中西合璧教育的「典範」。
首屆校董會中，女性董事雖是只佔兩成 (3/15)，但兩位「寶」字輩董事的表現，實在不同凡響，確屬關鍵性少數。
美乃資時期的東海董事會
東海的創校受惠於美國教會及友人豐厚的關愛，頗有「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榮幸，除了聯董會全力注資之外，魯氏基金會(Luce Fundation) 、奧柏林山西基金會(Oberlin Shansi Fundation) 都是出錢出力的好伙伴，其他如原圖書館、男女白宮都比「美援」還熱誠的奉獻。首屆校董會只管「致謝」，根本不用出資或募款，校園內只有一座化工實驗室是由唐榮鐵工廠捐贈的。
在這「美乃資」的時代，當上東海校董是一種榮譽，學校也以不少「德高望重」的校董為榮，似有高教標竿的意味。例如高梓女士多次上東海的「動員月會」講述西方的禮儀和文化。董大成教授義務引進生物化學課程，為東海打開新的視界。當時的企業界尚在美援大力推動手工業，政府配合推行「客廳即工廠」的時代，所以校董會裡真的找不到企業界人士。
只是好景總不長！1956年聯董會由中國聯董會改成亞洲聯董會，捐款均分給19所亞洲基督教大學，不再獨厚東海。1957 年，聯董會已出現財務的危機；1958年，聯董基金幾近用罄。1958年校慶日，聯董會祕書長芳衛廉力倡董事會籌款，但董事們的能耐實有「非不為也」的無奈。1960年3月8日,聯董董事長范杜遜(Henry P. Van Dusen) 對校董的「不作為」，反映美國友人對校董「不自立」的憤慨而再力勸校董會募款。
1961年11月，黃彰輝及周聯華董事呼應，力主謀求經費自立，避免財政危機。隔年校慶日，學校(不是董事會)正式展開募款，目標100萬元，對象以學生家長為主。吳德耀校長期望學校的經常費中有25%來自募款，可彌補外資遞減的缺口(註：1955 - 1958每年1000萬元預算：外資72.9%；學雜費27.1%)。兩年努力的結果，只達目標的45%，校董的貢獻並無資料可查。
1966起年度經常費已比創校時增加超過50%，1967年吳校長喊出經費短絀的財政窘態。隔年11月，在第58次董事會上，芳衛廉祕書長報告：聯董會反對增加補助。東海董事會才決議發動募款，目標1千萬，聯董會補助美金25萬作相對基金 (當時匯率約1:40)。募款期間，聯董會仍然撥款補助約美金80萬元。1971年7月1日截止的相對基金募款只得682萬5,149元，不到七成，對校庫已頻臨乾涸的改善有限。
後美乃資時期的東海董事會
芳衛廉祕書長於1970年底退休，吳德耀校長隨著於1971年辭職。1972起聯董會5年遞減資助而至停止，只剩象徵性捐款。東海的外資活水漸告枯竭，校董會面對變局並無因應措施，董事會組織架構亦未能調整以對付挑戰，東海財政因而亮起紅燈。
1972年起，謝明山校長任期內，董事會亦無法籌資應變，反而是東海教授會力圖自救，校務會議決捨棄「小型大學」的理念，以擴大招生、設立農牧場籌募財源以解財政危機。然而遠水救不了近火，加上董事會杯水車薪的募款，東海在1978年正式陷入「人心惶惶」的危機中。
1978年起，梅可望校長以「強人」之勢入主東海14年，經費幾乎全賴梅校長的「魔力」張羅，董事會卻仍頂著昔日光環，因循老舊架構「處驚不變」，仍然不用「愁」錢，終至「老化」成後來的「近親繁殖，有權無責」(陳敏博士2015年畢業典禮上結語)的太上機構。
東海大學是美國友人依耶穌基督的名捐贈「永遠屬於台灣的教育資產」，如今，六十年一甲子，東海文藝復興的契機凋萎了嗎？東海的引擎再不搪缸，只頻換司機有用嗎？強人之後的東海，每下愈況，事實呈現了：東海需要的是功能建全的董事會，才能迎接嚴峻的新時代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