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月以來，我參與了紐約中美醫師協會（Coalition of Chinese-American IPA, CAIPA，簡稱中協）對抗武漢冠狀病毒的工作小組，用中協基金會捐款購買N95口罩等醫療用品，捐給六家武漢地區的醫院，幫助在前線的醫護人員。自從Covid-19大流行，2020年3月1日 證實紐約市首例社區感染後，我們知道應該集中精力在紐約市，武漢地區的疫情災難馬上就會在紐約市重演。但是雖然小心，以為已經學好武漢的痛苦經驗，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那麼快、那麼容易就得到感染。
大約在3月16日星期一，沒有發燒，咳嗽，痰或胸口不適，但我感覺不快。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頭皮疼痛，還能夠工作。心想不妙，但因為不是呼吸道的問題，沒有發燒，沒辦法，沒機會測試是否感染冠狀病毒。只好自己觀察。
心想如果感染冠狀病毒，我會是如何得到的呢？
我每個工作日都使用MTA地鐵往返來回兩間診所，晚上也乘地鐵回家。我會從乘坐地鐵得到它嗎？但是自2020年3月1日以後，市政府勸大家在家辦公，人人之間保持六呎距離，地鐵上已經不再擁擠。而且到辦公室後，我也不忘用清潔液洗手。
但是我在3月13日星期五在診所檢查一位三天前突發嗅覺喪失的患者。電話預診時，前台小姐已經問知她沒有呼吸道症狀、發燒。問診時，她一口咬定自己不可能感染冠狀病毒，因為最近她和家人沒有外出旅行，只是她和先生六天前（3月7日），得到流感，幾天就好，已經沒有呼吸道症狀。不過四天後（3月11日），她在做飯時突然注意到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事後回想， 她認為自己在3月8日時，味覺就可能已經開始逐漸消失。
那天門診第一次會面，她唯一的症狀只是嗅覺喪失，加上幾個小時前的胸部光片有陰影，沒有呼吸道症狀，根據CDC的指示，不必要戴口罩，我只是洗手、戴手套。以為不需要而戴口罩，會增加病人的心理壓力。會診後，家庭醫生和我都認為病人的嗅覺喪失很可能就是冠狀病毒引起。當天晚上，送她到急診室，因為只有在那裡才有可能檢測冠狀病毒。急診室的檢測，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的測試都是陰性。胸部CT異常，但是放射科醫生不認為是冠狀病毒。最後送COVID-19測試後，她就出院在家中自我隔離。
大約四天後（ 3月16日星期一），我開始有些不舒服。但是我們診所工作人員都沒人有感到不適。這位病人不是中協管理的華裔患者，並且只是當天門診唯一的四位患者（十位註冊病人有六位都未出現）。因此，門診候病室沒有幾位病人等候。如果她是病源，其他患者也不會像我那樣和她有近距離的接觸。
從那天開始，我再沒有檢查其他紐約中協的患者。那個星期，我還能穿上防護裝備，檢查紐約大學門診的一些病人，並且能夠幫助中協將包裹運送到醫院。
由於無法得到嗅覺喪失患者在急診室中的Covid-19檢測結果，因此，我與也在我診所工作的神經科醫師兒子決定在3月24日星期二取得冠狀病毒檢測中心的認可，進行我鼻腔後的檢測。幾個小時後，知道我已經得到冠狀病毒感染。3月26日星期三才得到病人的陽性報告，這是在急診室取得樣品送查後的十三天。
因此，我感染冠狀病毒時間線如下：3月13日接觸SARS-CoV-2的病患， 3月16日（四天後）感覺不適；3月24日，十一天等待後，得到許可，測試陽性，自我隔離一個星期，四月一日感覺好多了。
我很幸運，沒有呼吸道症狀、發燒，不必住院、插管。在測試陽性之後，我一直都待在家裡。只希望那段隔離前的工作，我沒有把冠狀病毒傳給紐約大學和中協的同事、會員。我認為自己下一個星期的測試會是陰性，並且身體會產生SARS-CoV-2冠狀病毒抗體，可以捐獻血清給嚴重的病患，同時我也可以恢復工作。
居家隔離最大的壓力是擔心會不會傳給家人。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冠狀病毒測試會變陰性。自我隔離、洗手是否萬無一失？但是因為不能再檢測冠狀病毒、不能測試冠狀病毒抗體，重回診所是否有可能會感染醫護人員、病患呢？希望能夠趕快回去照顧病患，但又不確定是否成為病源，反而害了要幫助的人，這是最大的心結。
我不認為得病、可能得病，因而可能死亡，會讓我或醫生們後悔步上行醫濟世這條路。這段困難的時期，我們並非盲目的和冠狀病毒抗爭。看到中協上下的忘我表現，尤其工作小組事前對武漢的援助。「禍到眼前」，我們盡量的互助合作，保護社區、病患，保護醫護人員，保護自己。這些正向的思維，知道會多多少少幫助別人，這會讓我們因為能當醫生、醫護人員而感到驕傲。當然，我並非像其他在急診室、病房的第一線醫護人員，沒有適當足夠的個人保護設施，需要分分秒秒的照顧感染冠狀病毒的病人，增加不必要得到感染的機會，甚至可能死亡，心理壓力非常巨大。這才是讓醫護人員心寒、猶豫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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