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 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SARS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後來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文章承認病毒是因實驗室洩露導致。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SARS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二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SARS、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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