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條例通過後，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開始啟動，文化部接起了中正紀念堂轉型的任務，和民間團體合作，從去年12月開始舉辦審議式民主的討論計畫「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邀請各界民眾參加願景工作坊，針對中正紀念堂提出想法和點子，互相激盪討論，民報專訪長期研究德國轉型正義，同時也是「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諮詢小組」成員——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請她分享轉型正義工程中，國外人權景點的轉型經驗，以及對台灣社會的建議。
促轉會首要任務 打開政治檔案潘朵拉盒子
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一直都是轉型正義的重點議題，蔣介石銅像和堂體本身拆除與否，更是在促轉條例通過後吵得沸沸揚揚，花亦芬表示，文化部現在開放民眾報名參加的審議式民主願景工作坊第一場，她擔任講師，現場有年輕的高中生、附近的里長、建築師、政治受難者和退伍軍人等，討論氣氛劍拔弩張又針鋒相對，她其實是很有感的，花亦芬說，她知道這個社會上還有很多保守的人，對中正紀念堂有很極端的看法，但這其實也是主辦單位的用心，有特意邀請某些特定團體的成員來參加工作坊，雖然工作坊的討論現場經常幾乎變成互罵吵架。
事實上根據幾次工作坊的全程直播就可以知道，還沒有談到中正紀念堂的空間問題，參與的人光是對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認知都差距很大，也很多個人情緒參雜其中，讓討論和產生小組共識變得困難重重，不過花亦芬樂觀表示，她認為讓這些極端的人同時處在同一時空，了解彼此的想法，其實是很好的安排，「有很多其實是一個情緒，就是需要讓他說出來」，花亦芬認為，那些長久以來一直在腦中的想法找到一個出口終於可以釋放的時候，難免會非常強烈，情緒激動，但是也因為如此，所以「訴說」變得更加重要。
花亦芬也表示，因為現在攸關歷史真相的檔案還沒有公開，所以事實到底如何經常會成為各方政治角力的戰場，社會上對歷史的認知差距很大，很多時候變成都在爭奪歷史的詮釋權，好像贏的人就可以把歷史說成他認為是對的樣子，所以花亦芬也認為，以促轉會的五大任務來說，先公開政治檔案是最優先的任務，「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事實呈現出來，接著就是讓被害者和加害者，以及他們的後代都能願意離開沈默，開始彼此對話，然後社會也要越來越成熟、理性的面對歷史傷痕，彼此瞭解尊重，未來才有可能往和解邁進。
花亦芬在台大大學部開設的課程有大量討論，也盼能讓學生們透過討論更了解歷史問題。圖／張家銘
借鏡德國經驗 用藝術來解放 展示民主化進程
談起德國對「不義遺址」的處理經驗，花亦芬說，德國是全世界唯一經歷過兩次轉型正義的國家，第一次是二戰後去納粹化，第二次則是東西德合併後的去共產化，兩者的層次不同，做的方式也不同，像是對於「絕對不能再重來、發生一次」的納粹時期，德國人以嚴格的標準進行處理，過去所有納粹政權留下來的東西幾乎都被消滅，至於東德共產時期因為歷史脈絡不同，德國當時是處在相對被動的情況下，受到蘇聯影響分裂成東西德，所以德國人面對這段歷史並不像面對納粹那樣「深惡痛絕」，處理起來就更複雜一點，花亦芬說當時東德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媒體出版品等文化紀錄，還是有被留下來並以博物館學的方式呈現。
花亦芬也表示，德國現在轉型正義歷史機構相當多，甚至是一個街角、一棟房屋、一個鄉鎮、一個市景，都會有過去威權時代的紀念物，這些過去的權力核心地，紛紛在戰後從德國自己的國家記憶中解放出來，現在也成許多國外學生、觀光客參訪的地點，尤其很多空間的規劃設計，都可以讓人「身歷其境」，想像當時的情況。
至於這些「不義遺址」該如何轉型？花亦芬舉例，在慕尼黑過去納粹黨的大本營，有兩棟當時納粹的辦公大樓，現在改成是慕尼黑藝術學院的戲劇和音樂大樓，「用藝術來解放！」花亦芬笑著說，她自己是唸藝術史的，她認為藝術的力量很強，這也是一個很棒的安排，讓過去政治性的存在被藝術文化比較軟性的方式來轉化、改變，這兩棟大樓當然內裝也都改變，作為適合藝術學院學生上課、辦展覽、音樂會、演舞台劇等使用，但並沒有將大樓炸掉拆毀，還有像是東德共產時期的建築物現在改為史塔西博物館等，這些地點透過比較軟性的方式重新包裝改造，跳脫過往威權形象，變成展示歷史與民主化進程的公共空間。
中正紀念堂不是非拆不可 藝文園區更與社會相容
花亦芬用手比劃著中正紀念堂目前的配置一邊說明，她指出，現在中正紀念堂整個園區，以堂體本身作為一個中心軸線，兩側分別是國家兩廳院，國家戲劇廳，中間整個大廣場現在其實也經常作為藝文活動使用，包括雲門舞集、爵士樂節、紙風車兒童劇團的戶外公演，甚至是紀錄片看見台灣的首映會，都曾在此地吸引成千上萬名的觀眾聚集。
花亦芬直言，中正紀念堂的拆除並不是必然的，她認為也沒有一定要做成人權館或轉型正義相關議題但仍高度政治化的空間，花亦芬說，她個人的理想是，如果可以讓整個中正紀念堂園區都變成一個藝術和文化的園區，除了更能為市民們所親近，也能讓這個過去高度政治化的場域，變得更能和當代社會相容，他個人認為是很好的方式。
而目前中正紀念堂內部的展示，包括蔣家族的生平和歷史，花亦芬也抱持開放態度，「改變介紹說明的描述方式，從教育的角度切入，讓後代和參觀者都能知道，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大家是怎麼看待這個人的」，花亦芬認為，這段歷史的確有其脈絡，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保留下來也許更能讓中正紀念堂有教育意義，也不至於直接傷害台灣社會上某些族群的感情。
花亦芬2016年完成一本德國轉型正義的書，她認為要走向轉型正義之路需要耐心和樂觀，以及成熟的民主討論。圖／張家銘
花亦芬表示，德國的方式是讓轉型正義，在政治和法制的處理之外，也重視文化、感性層面，透過教育和藝術文化等方式來進行，她認為台灣可以多鼓勵透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像是紀錄片、文學、電影、繪畫等創作來回顧當時的歷史面向，包括對白色恐怖歷史的重新詮釋、訴說，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有很多種可能性，只要能更親近民眾，更有實用性，更符合當代的社會脈絡，透過工作坊、公聽會的不斷激盪討論，相信終能找到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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