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酒駕致人於死的案件頻傳，法務部正研擬修法，並考慮對酒測值達一定數額以上者，視同具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期能保護大眾的生命安全。惟如此的作法，能否有效嚇阻酒駕，不得而知，卻必紊亂現有的刑法規範體系。
在2013年，為使取締酒駕的標準客觀化，就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明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而駕車者，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於第2項，對於酒駕致死的法定刑，也從原來的1到7年有期徒刑，提高至3到10年有期徒刑。
而在如此的修法下，雖然警察取締酒駕的案件，並無明顯增加，即在每年10萬件至11萬件間徘徊，但在酒精濃度標準客觀化後，警察移送檢察官的案件數，就突破六萬件。同時，每年酒駕致死的人數，也從2012年的375人，逐年下降，至2017年降為87人，而2018年，則略微上升至100人。顯見，將酒測值標準化後，雖然取締案件並未減少，但死亡人數卻有大幅降低的趨勢，是否與重刑化的政策有因果關係，就值得進一步探究。
不過，如此的加重，對於致人於死的部分，仍是以過失看待，那就產生一個問題，即在酒精濃度超高或者一再酒駕的情形，因此所造成死亡結果，難道不能算是殺人故意嗎？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刑法的不確定故意與有認識過失，到底如何區分。
所謂不確定故意，依據刑法第13條第2項，就是對犯罪事實有預見，且對於結果發生無違背行為人的本意。至於有認識過失，依據刑法第14條第2項，對犯罪事實有預見，但於結果的發生，卻違背了本意。也就是說，兩者的區別，不在於有無預見犯罪事實，而在最終結果的發生，是否違背自己的本意。惟是否違背本意，乃存在於人的內心，於具體案件，還是得依靠客觀事證來判斷。而因酒駕的場合，即便駕駛者對於極高的肇事可能有所認知，但除非有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的證據，來證明對撞死人的結果為其所欲，否則，就只能算有認識過失，也是目前司法實務面對酒駕致死案件的處理常態。
毒駕、超高速駕駛如何比照立法？
既然，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的酒駕致死罪，似乎無法有效防制悲劇的發生，且不確定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區別，即是否違背本意，本就要審酌客觀情狀，那是否將一定酒測值以上者，直接立法視為不確定故意，並以刑法第271條第1項，即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殺人既遂罪論處，既比現有的刑罰重，又有一致化的標準。
只是到底要以何等酒測值為標準，勢必就有爭執，亦嚴重侵蝕司法者於個案差異而須為不同對待的判斷餘地。尤其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且警察實施酒測屬隨機，硬性規定酒測值，並擬制為不確定的殺人故意，先不論酒駕者會否想方設法拖延酒測時間，恐連警察、檢察官，甚至是法官，都會用盡辦法來為其脫離這個酒測值。而一旦立法，如將呼氣酒精濃度訂為千分之0.75以上，則於酒測超過此標準，卻未肇事的場合，是否也該以殺人未遂罪論？此外，同屬危險駕駛者，如毒駕、超高速駕駛等等，又該如何比照立法，肯定也是一大疑問。
總之，如果認為對酒駕的刑罰不夠重，是否就得於刑法中，另行開闢專章，針對所謂危險駕駛進行規範。而此危險駕駛的範圍，肯定不能只有酒駕，也應包括毒駕、超高速駕駛等。至於因危險駕駛而致人於死的情況，就可參酌刑法第277條第2項的傷害致死罪的法定刑，即規定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如此的立法方式，既未破壞現有的刑法體系，也是本於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的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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