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下面論述摘自盧主義最近出版之新書“Free Formosa The Beginning” 原文來自Florence Chen 的研究論文（Huntsman計劃榮譽畢業論文，2008 年 5 月 9 日），由盧主義摘錄、編輯（2019 年 7 月 31 日），翁進治翻譯
世界大戰
在取得軍事勝利後，國民黨試將注意力轉向重建國家，但鑑於財政狀況微薄、政治異議仍然存在以及日本再次侵略，改革沒有成功。1931 年，日本將中國軍隊趕出滿洲並在那裡建立傀儡政權，然後繼續入侵中國領土，迫使國民政府最終宣布中國東北為非軍事區，然後才停止向長城以南推進。日益增長的反日情緒和政府對日本行動的通融反應的不滿，進一步使本已脆弱的國家支離破碎。
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想鞏固權力，然後再轉移資源正面對抗日本。1936 年，共產黨認識到應對日本持續入侵的緊迫性，並開始倡導（按照斯大林的建議）與國民黨結成聯盟，以幫助“團結國家支持統一戰線的抗日政策”。就在國民黨還在爭論這個提議的時候，中日之間一場未宣戰的戰爭已經開始。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在宛平發生事變。這次襲擊變成了一次全面的進攻，導致大片中國領土被日本控制。到1938年，滿洲國、內蒙古聯邦、東北長城以南、中東部和台灣都被日本控制。
由於日本的威脅如此嚴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利益再次符合。作一個中國強大的派系，兩黨同意結成聯盟，蔣歡呼“民族情緒戰勝了其他一切考慮”。1937 年 9 月，共產黨宣布停止所有武裝叛亂，並將其 30,000 人的紅軍名義上置於國民黨指揮下。共產黨將軍的注意力集中在保衛華北地區，而國民黨的將軍們則著眼於保衛華中地區。
雖然中國軍隊能夠給日本人造成損失，但日本人總是以“毀滅性的反擊，往往是極其殘忍的”摧毀中國人口，中國軍隊無法在削弱日本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幸運的是，美國於 1941 年加入戰爭有助於提供一些急需的軍事援助。儘管大多數決定性的軍事行動都是由美軍執行的，但中國通過轉移大量日本軍隊來削弱其對美的力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回報中國的貢獻，西方盟軍開始尊重中國。在 1943 年 12 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邱吉爾向蔣介石承諾，戰後將滿洲國和台灣歸還中國。
儘管國民黨似乎在國外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他們在國內的記錄卻令人失望。西方記者和其他觀察者對國民黨軍隊對自己的中國同胞犯下反人類罪行感到震驚，並開始將“這場災難的人文和軍事層面”的責任與國民黨聯繫起來。即使在飢荒期間，農民也被迫繳納實物稅，而男子被殘酷地招募加入國民黨軍隊，以至於在 1943 年的 167 萬中國徵兵中，有 44% 的人在未加入他們的部隊之前離開或死亡。 甚至國民黨黨員也開始批評自己的政黨腐敗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與此同時，在國民黨越來越不受歡迎，在強大的組織結構下，共產黨鞏固了他們的權力。
隨著與日本的戰爭接近尾聲，國民黨領導層的普遍無能和腐敗顯而易見。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時，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沒有足夠的計劃來接受日本的投降和重建歸還地區。中國人對國民黨由無能、腐敗和缺乏周密計劃感到沮喪。無法控制通貨膨脹、搶劫、腐敗、醜聞，以及對日本軍隊及其支持者的寬大處理，都導致公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惡化。國民黨不專注於制定可行的重建政策，而是更關心防止共產黨奪權。
因此，正如人們普遍預測的，1945 年 8 月之後是一場新的內戰，兩黨在這場內戰中“爭奪華東和華北的主導地位”。
共產黨的士氣較高，軍事能力較強，民眾支持率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國民黨繼續犯下諸如 1948 年 7 月在北京槍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抗議者可怕的行為。隨著共產黨從北方穩步擴張領土，毛澤東對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充滿信心，於 9 月下旬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最終於1949 年 12 月被迫撤退到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路線。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我們看到，自清朝滅亡以來，中國的政局一直是一團糟。在這場動亂的大部分時間裡，台灣處於日本統治之下，經歷了相對繁榮和穩定的成長時期。因此，當國民黨到達台灣時，非常不同的台灣經歷 ,使台灣人的期待與國民黨在大陸習慣提供的東西不同。那麼，有人可能認為，這意味著台灣實現獨立的條件已經成熟。
對獨立運動人士來說不幸，對國民黨來說幸運的是，當大陸的戰敗似乎迫在眉睫，台灣將是其最後安息之地時，國民黨政府開始採取正確行動。
台灣成為中華民國
1948 年，國民黨政府越來越接受台灣很可能成為國民黨最後一個據點的想法。這改變了國民黨對台灣的態度，從將島嶼視為消耗性資源，轉變為更加關注將島嶼培育成可持續基地。10月27日，該島對大陸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出口停止。越來越多的價格控制沒有得到執行。這些措施有助於對抗通脹壓力，減輕台灣人民的負擔。
1949年12月，國民黨撤退台灣。蔣介石的正式總統就職典禮於1950 年 3 月 1 日在台北舉行。在儀式上，他對大陸的失敗承擔全部責任，並承諾進行廣泛的改革。
政府改革在提高政府整體效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蔣通過清除腐敗和低效率，並灌輸具有鼓舞人心的領導和嚴格紀律的強化結構來精簡黨。從 1949 年到 1952 年，黨員人數增加了兩倍，台灣黨員人數上升到黨員總數的 57.12%。為了控制軍隊和維護社會穩定，強迫數百名不稱職的軍官退役，軍隊減縮到更易於管理的規模，並任命了能幹的領導來培訓剩餘的 200,000 多名士兵。蔣還清理了政府結構，將台灣劃分為十六縣五市，省長由中央政府選出。
1948.4.20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開票一景，選舉地點在中國南京市國民大會堂。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也許“最耀眼、最成功”的改革發生在經濟領域。新貨幣的引入和對貨幣供應的嚴格控制立即幫助將 1949 年初超過 3000% 的失控的通貨膨脹率降低到 1952 年更合理的水平 8.8%。政策制定者敏銳地指出了阻礙農業發展的根本問題，並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以克服這些弱點，幫助重振重要的農業。 1949 年開始的土地改革更公平地重新分配耕地，到 1952 年，自耕農家庭的比例從 36% 增加到 65%。在中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 （JCRR） 的財政和技術援助下，國民黨政府還組織農協會以維持和發展農業。
政府和經濟的重組幫助台灣走上了健康的發展路徑，最終蓬勃發展成為東亞的成功故事之一，與新加坡、香港和韓國並列亞洲四小龍。
然而，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功，但並沒有朝著自由化邁出重要的一步。雖然台灣人被允許參與地方和省級政府，但中央政府方面仍然遙不可及。此外，戒嚴和其他嚴厲措施壓制政治活動和言論自由，這些措施，已經正式實施自 1948 年以來一直保持不變。
因此，雖然蔣能夠比他在大陸的經驗更有效地統治台灣，但這並不能保證台灣有更多的自治，特別是台灣本地人的民意代表。然而，通過在某些領域取得顯著改善，蔣因此能夠掩蓋他在採取措施邁向政治自由化方面較差的記錄，同時保持他的白色恐怖警察國家政策。通過在國內政策的各個部分植入這種淺薄的誤導性改革，令獨立運動活動家的台獨立論變得更加困難。
蔣的國內改革有助於安撫一些批評者，同時其出色的外交政策有助於確保國民黨政府的生存。國民政府抵達台灣時，國際社會幾乎沒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鑑於國民黨政府的脆弱性，台獨運動似乎可以利用這一弱點，要求台灣人的政府取而代之。然而，蔣和他的決策者也認識到了這一弱點，並集中一切努力確保他們能繼續生存。
意識到美國政府對確保其政府生存的重視，並根據這一認識採取行動，蔣利用美國支持他的國民黨政府。雖然他的策略當然是精明的，但如果欠缺有利的環境和國內因素使美國更願意支持國民黨的獨裁政府，蔣介石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美國因素
因此，美國的環境是早期台獨運動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戰後不久，國民黨政府的生存機會似乎不復存在。然而，1950 年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重新支持國民黨政府，並降低了美國支持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二戰後，美國人支持台獨運動的國內條件似乎已經成熟。聯合國成立後的國際氣氛意味著，在新國際秩序所宣稱的自治和自決價值觀下，台灣應該有機會在多年的殖民統治後決定自己的命運。杜魯門教條似乎承諾美國將加緊捍衛這些權利。
哈里杜魯門總統於 1945 年 4 月上任，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冷戰正在形成。蘇聯和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戰爭後僅存的兩個超級大國。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和利益的競爭，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世界新秩序兩極分化，兩個超級大國都不願意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做出任何讓步。美國人傾向於將任何共產主義叛亂視為由蘇聯煽動以擴大其權力的策略。同樣，蘇聯也不斷感受到西方普遍反共情緒的威脅。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人打過的最昂貴的國際戰爭，但與其他參與者相比，美國更幸運，因為世界大戰帶來的破壞沒有在其國土上造成。由於大規模參與促進美國在戰爭工業和相關技術創新的發展，在1930 年代大蕭條期間勉強糊口的赤貧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由於其相對繁榮，美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個新角色，成為“抵抗被武裝少數群體或外部壓力企圖征服的自由人民”的領導者和保護者。
為了執行喬治·F·凱南所說的“對俄羅斯擴張趨勢的警惕遏制”，美國認為積極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確保美國對自由人民的承諾的必要條件。通過希臘-土耳其援助法案 6.59 億美元幫助穩定了土耳其的經濟，並在 1949 年擊敗了希臘的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落入共產主義革命分子之手後，國會批准了馬歇爾計劃，致美國從1948 年到 1951 年貢獻對歐洲的援助超過 130 億美元的資金。1949 年 4 月 4 日，美國通過與其他 12 個國家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將其國際責任擴大到包括軍事承諾。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協定成立。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此外，雖然美國最初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到 1949 年，情況已不再如此。美國在二戰中當然支持國民黨作為盟友，然後，儘管在中共開始內戰時宣布中立，但是幫助蔣奪回多數城市，向他的政府提供新的貸款，並承諾以廉價向他提供價值高達 6 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偏向國民黨。 早在 1945 年，韋德邁耶將軍就對他們履行政府職責的能力表示懷疑，因為蔣政府為從戰時過渡到和平時期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他寫道：“如果和平突然來到，可以預期普遍的混亂是合理的”，由於國民黨軍隊“不必被擊敗；他們解體了”，因此美國的進一步介入也無濟於事。然而，到 1949 年，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了所有信心，決策者建議撤回對國民黨的所有支持。在台灣這個敏感問題上，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發表的聲明，證實了美國的不干涉立場：
美國在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上沒有掠奪性意圖。美國此時無意獲得特殊權利或特權，也無意在台灣建立軍事基地。也無意動用軍隊干預當前局勢。美國政府不會採取捲入中國內戰的路線。
同樣，美國政府不會向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美國政府認為，台灣具有足以保衛該島所必需的資源。
美國杜魯門總統簽署一份指令美軍加入韓戰的文件。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此外，在 1 月，兩名參議員要求保護台灣，而沒有考慮國共聲稱該島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塔夫脫參議員認為台灣是“世界上的一個小區域，在那裡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阻止共產主義蔓延到一個可能具有戰略價值且人民渴望獨立的島嶼上”。參議員 H. 亞歷山大·史密斯 （H. Alexander Smith） 對台灣表達了類似的情緒，並提議建立一個由“美國、國民黨和台灣人民管理的聯合政府”。
然而，朝鮮戰爭爆發後，整個遊戲規則發生了變化。
新遊戲：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
1950年6月25日南北韓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亞洲的立場需要修正。美國對北韓明顯的襲擊持懷疑態度，稱此舉是“中蘇聯盟支持在亞洲擴張的證據，因此美國必須將遏制政策從歐洲擴大到整個中蘇集團的周邊地區”。共產中國的參戰進一步證實了美國擔心中國會成為蘇聯的棋子，並制定了美國新政策即台灣是抵抗共產主義蔓延的戰略要地。
戰爭開始後兩天內，杜魯門總統宣布“台灣未來地位的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與日本的和平條約或聯合國的考慮。”8月，美國政府再次開始向台灣的國民黨運送武器。
美國輿論也壓倒性地支持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轉變。戰前，1949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50% 的美國人支持政府停止向國民黨提供進一步援助，只有 20% 的人反對。然而，到了1951 年，同樣的問題使早先的態度完全逆轉，58% 的人讚成為國民黨提供援助，24% 的人反對。這是因為反共外交政策的情緒被帶回了國內。1938 年初成立的非美活動委員會（HUAC）繼續起訴那些被認為從事所謂的非美活動的人。1947 年 3 月，杜魯門命令所有聯邦職員接受背景調查，以驗證他們對美國的忠誠度。在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朝鮮戰爭期間，被稱為第二次紅色恐慌或麥卡錫主義的時期，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在沒有實質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人們是共產主義的合作者，煽動了一場政治迫害。幸運的是，麥卡錫主義代表了狂熱的高峰，此後反共情緒仍然存在，但變得不那麼極端。
到1954 年，美國與台灣簽署相互防衛條約，使國民政府成為“東亞遏制中國”的新成員。有鑑於此，美國的東亞政策從對國民黨政府的漠不關心轉變為確保亞洲國力平衡的重要因素。
由於台獨運動宣揚理想，並沒有明確保證將權力移交給台灣人就可以確保一個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美國選擇一個友好也依賴美國援助穩定的國民黨政府，即使它的獨裁統治違背台灣人民的意願。
結論
在美國台獨運動初期，學生領袖雖然所面臨諸多困難，所取得的成就是相當驚人的。 除了推進台獨運動之外，許多早期的台灣留學生領袖還被迫兼顧學業、工作和其他承諾。 早期的獨立運動也受到財政不足和領導權分散的影響。 與此同時，國際環境也不利，尤其是考慮到國民黨政府精明的國內外政治策略，以及美國對共產主義以及美國對共產主義威脅席捲整個亞洲的恐懼。 儘管有這些挑戰，台灣學生還是能夠讓獨立運動為人所知，將台灣人民自治的話題推到國際論壇上，為下一代獨立運動領導人鋪平道路。（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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