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傅正，1989
台灣能有今天的民主成就，許多民主前輩的努力不應或忘，傅正（1927-1991）即是其中一位。1950年代他是《自由中國》的作者與編者，1960年投入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而與雷震等人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1986年又參與籌組民主進步黨，是戒嚴時期少見的跨越兩次組黨活動的民主鬥士。
今（2016）年5月10日是傅正逝世25周年的日子，30年前他參與籌組的民進黨也於5月20日全面執政。在台灣展開政治新局的此刻，緬懷傅正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並揭示其超越性的精神意涵，應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一、從「蔣經國之路」到「雷震之路」
傅正，本名傅中梅，1927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當中日戰爭波及到他的家鄉時，高中還沒畢業就參加了青年軍。戰後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與武漢大學政治系。不久，因國共內戰而被迫逃難，日後留下沉痛的回憶：
「就在這一段逃命的路上，眼看無數背著幼小子女逃命的父母，因為實在無法長久的背著跑，只有狠心的從背上解下來，丟在路旁，而自己逃命；但有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寧可留在路邊等死不逃，也不願丟下孩子，有的父母雖然丟下孩子，聽到孩子的哭叫聲，又跑一步回頭看一次，又不忍心的跑回來，重新撿起自己的孩子；甚至有的丟了又撿，撿了又丟，反覆幾次，不知如何是好；有的父母，因為要不要丟下孩子而爭論、爭吵，乃至相擁而哭。」
這段經歷對他日後投身民主運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他說：
「親身經歷了國共兩黨用槍桿子搶政權的血淋淋教訓後，更堅定了我對民主的信念……所以，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1950年傅正來到台灣，起初在軍中擔任政工，1952年被調到政工幹校，成了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領導下「訓練政工的政工」。然而，蔣的言行逐漸令他失望。例如，蔣曾要求他們做到兩點：「一是忠實性，這就是要無條件的服從領袖」；「二是鬥爭性，這就要健全的組織，組織者也就是只許我存在、不許別人存在」。傅正聽了以後，相當不以為然。而且也警覺到台灣正逐漸被國民黨型塑成「講統制思想的極權社會」，還認為蔣介石正在走「家天下的老路」，要將大權「移到蔣經國的手裡」。
因此，他對國民黨當局、特別對蔣經國的態度逐漸「由熱望而變成絕望」，而在日記裡出現要剷除蔣、打倒蔣的記載，甚至還痛罵蔣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1953年底毅然離開政工幹校，跟蔣經國／國民黨路線分道揚鑣，進而從「蔣經國之路」轉向「雷震之路」。
左圖：傅正1951年參加國防部政幹班的講習證。(翻攝自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資料來源/中研院近史所)
右圖：1958年傅正的台大政治系畢業證書。(翻攝自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資料來源/中研院近史所)
二、《自由中國》的作者與編者
1955年，傅正就讀台大政治系，開始在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文章。其中以批判救國團、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以及批評國民黨黨產等文章，特別具有歷史意義。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於1952年，由蔣經國擔任團主任，被視為國民黨在校園實施黨化教育的重要組織。1958年起，傅正撰寫三篇社論，一再呼籲撤銷救國團，這是他從「蔣經國之路」轉向「雷震之路」的具體展現。
1960年，蔣介石兩任總統任期屆滿，依憲法規定不得再連任，然當局卻透過大法官解釋與修改臨時條款等手段，使蔣介石得以三連任。此時《自由中國》刊出多篇文章加以反對，傅正個人更發表了十多篇反對三連任的文章，日後因此被羅織入獄。
再者，1960年6月1日，傅正撰寫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警告國民黨當局，如果「硬把國庫當作黨庫，乃至把國家當作一黨私產，不過是自絕於人民，自取滅亡而已！」半個多世紀前傅正這篇檢討國民黨黨產的文章，對今天提倡轉型正義、追討國民黨不當黨產的行動，極具啟發意義。
另外，1958年開始，傅正接受雷震之邀，成為《自由中國》的編輯，此後也成了雷震以外該刊另一位靈魂人物。尤其因處理地方選舉的文章而與台籍民主人士互動的經驗，對他日後的組黨志業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參與者
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是戰後台灣組黨運動的濫觴。它包括兩條歷史脈絡：一是以「本省」籍政治人物為主的選舉脈絡（如省議會的「五龍一鳳」），一是以「外省」籍知識份子為主的思想脈絡（如《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早在1950年代前期，他們已開始鼓吹成立反對黨。1957年地方選舉之後，則有比較頻繁的互動。1960年地方選舉之後，正式展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就傅正而論，作為《自由中國》的作者，他是第一位使該刊的反對黨主張與地方選舉產生關聯、並將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納入反對黨思考的關鍵人物。而作為《自由中國》的編者，他更大力支援台灣本土政治人物的文章在該刊發表。日後反對黨的籌組，即是朝這兩個脈絡的連結來發展。而且在整個《自由中國》社裡，傅正與雷震是少數既以言論鼓吹、也以行動實際參與組黨運動的人士。在組黨過程中，傅正扮演檯面下的重要角色。他擔任該黨籌備委員兼秘書，也負責許多文稿的起草乃至各地座談會的部署。這些工作歷練成為他日後參與籌組民進黨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經驗。
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就在「中國民主黨」準備成立之際，1960年9月4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了雷震、傅正等四人，史稱雷震案。其中，傅正被裁定感化三年。1963年感化屆滿，警總卻又以傅正「於感訓期間，拒不接受教育，思想傾匪如故，且迭次發表反動荒謬言論」為由，再度將他感化，直到1966年底才恢復自由。
細究傅正獲罪的原因，與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幾篇反蔣三連任文章有關。在〈護憲乎？毀憲乎？—望國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擇〉一文裡，他希望國大代表能「粉碎修憲連任運動的企圖，而擔負起『護憲』的責任」，卻被控「意圖以文字方式強使國大代表貫徹其意見」。在〈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一文中，他批判大法官會議通過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總額的解釋案，使國民大會能順利召開，便於修憲連任之進行，卻被控「妄指大法官為御用之工具，曲解大法官會議，依權責所為國大代表總額問題之解釋」。
出獄之後，傅正先後任教於世界新專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高雄市長陳菊即是他當年任教世新的學生。史家黃卓權回憶在世新第一天上課時，傅正曾對他們說：「大專教育只有八個字：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傅正的教育理念由此可見一斑。
傅正與東吳大學學生合影。(翻攝自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資料來源：傅正先生紀念集，桂冠出版)
五、民主進步黨的創黨元老
1979年3月雷震過世，12月爆發美麗島事件，傅正認為必須籌組反對黨來延續民主之路，乃再度投入組黨運動。
1986年6月，傅正在費希平的邀請下出面奔走，並與黃爾璇商量後，擬定組黨小組的名單。之後傅正就以這名單分別拜訪說明，並徵求同意。該年7月3日，傅正宴請組黨小組成員，飯後回到周清玉家中商談，當晚大家決定籌組新政黨。之後組成建黨10人小組，傅正為其中之一。接著傅正與幾位同志負責起草宣言、政綱和政策，完成組黨的初步工作。9月28日，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
在民進黨成立的過程中，傅正被不少人視為當年秘密組黨無形的召集人，常扮演排難解紛的角色，更以具體行動鼓舞組黨的士氣。例如，當年組黨的成員們都有坐牢的準備，而在排定被逮捕的梯次時，傅正自願列入第一批。許多人對傅正的組黨貢獻給予高度的評價，歷史學者張忠棟甚至認為，民進黨終底於成，傅正的貢獻最大。
民進黨成立之後，傅正一直在中央黨部服務，並歷經中央執行委員、政策中心主任，以及顧問等職。創黨初期若干重要聲明、宣言與決議文，多出自傅正之手。另外，擔任黨職期間，傅正頗致力於兩岸政策的研究。例如，1988年他以政策中心主任的身分主辦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要不要列入黨綱的問卷調查。又如，1989年在「民主進步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草案」的研擬過程中，他堅持在台灣具有獨立的國際主權前提下終止台海兩岸的對抗。再者，此時傅正也積極參與研議〈民主大憲章〉，該憲章後來成為民進黨在1990年國是會議中的憲政主張。而同年民進黨成立「憲改會議籌備會工作小組」，傅正亦是成員之一。
1989年，傅正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縣立法委員。競選政見包括：「做揭發蔣家王朝反民主罪行最權威的活見證」、「做摧毀郝柏村為中心的軍事統治最勇猛的急先鋒」、「做逼迫死不下台的老代表下台最有力的發言人」等等。最令人動容的是，每場競選演講開頭，傅正幾乎都會說：「今天我來發表政見，先要跟大家說聲對不起，因為我講的不是北京話，也不是台灣話，而是我媽媽的話。如果聽不懂，要向各位說聲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三鞠躬）」。最後雖未能當選，卻留下動人的身影。
此外，傅正晚年也積極鼓吹開放外省人返鄉探親、發起平反雷震案、主編《雷震全集》等等，到生命的最後仍努力不懈。
傅正(前排右1)與民進黨創黨同志合影。(翻攝自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資料來源：傅正先生紀念集，桂冠出版)
六、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
綜觀傅正參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可以看到他不斷超越既有生命格局的努力。來台之初的傅正，不但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是軍中「訓練政工的政工」；之後由於不滿蔣經國與國民黨當局違反民主的言行，遂脫離國民黨，這是「黨籍」的超越。
而在主編《自由中國》、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及民主進步黨的過程中，本身為「外省」籍的傅正，不斷突破「省籍」的藩籬，一再與「本省」籍民主人士攜手合作，這是「省籍」的超越。
另外，則是對中華民國「國籍」的超越。傅正在普世的自由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兩種價值之間雖有過掙扎，仍選擇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這種民主優位的價值選擇，可舉兩例說明：1972年，面對台灣外部的國際空間逐漸被中國排擠的危局，雷震曾提出〈救亡圖存獻議〉給國民黨高層，建議「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雷震這篇〈獻議〉初稿完成以後，是由傅正加以條理化並做補充，可見傅正對更改中華民國國號以救亡圖存的主張是贊同的。此外，民進黨成立後通過住民自決的決議，其中已蘊含台灣住民選擇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可能性，傅正對此亦表示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傅正當時曾詳述支持住民自決的理由，他說：
「我們主張『住民自決』，是表示說我們在台灣的人有權參與決定今後台灣的命運。由歷史的教訓，我們知道國、共這對難兄難弟以往有兩度合作的經驗，我們是怕，時局一變，台灣住民的權益會被國民黨出賣掉。」
觀乎日後國共兩黨互動的走向，想起當年傅正對國共本質的前瞻性透視，不禁令人讚歎先知。而他當年支持台灣住民自決的真知灼見，對今日吾人衝決國共一中網羅，尤具現實意義。
蘇瑞鏘著《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書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