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第一位於美國境內接種COVID-19疫苗的Sandra Lindsay懇切說道：「這支疫苗根源於科學，而我信任科學。因此每個人動員起來打疫苗不僅能保護他們自己，也能保護接觸他們的所有人。」在數百顆鏡頭前，這位美國護士真切地強調「科學」，想要藉著自啟蒙時代以來，用經驗檢證問題的精神和通則激勵其他國人仿效，希望能因此結束這場世紀噩夢。
和Lindsay的說帖大同小異，「科學」大概是所有政府企圖說服人民接種疫苗的依據，只可惜效果往往不那麼立竿見影。只因大多人對於疫苗的理解，科學往往是最墊底的的因素。十九世紀的英國的貧窮法和疫苗綁定，讓許多人覺得疫苗接種措施針對著某一階層的族群；宗教信仰者甚至覺得來自體外的疫苗，會汙染人類的自然的血液。直到今天，雖然這些近乎「反智」的態度已經不再，人們對於疫苗的抵抗卻沒有跟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科學的普及而減少。
從事「疫苗信心全球計畫」已經十年，倫敦熱帶醫學的人類學者Heidi Larson剛剛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Stuck》，回答為何疫苗的謠言總是逗留不進。計畫推行之前，她記起奈及利亞一群母親們的質疑：「如果我們純粹是無知，為什麼我們會問那麼多的問題？」Larson心頭一震，發現真正必須解決的問題，其實不是資訊受眾的無知或不順從醫囑，而是他們懷疑背後的理性依據。她突破以往人類學家總是單打獨鬥的研究方式，和流行病學合作，除了大規模統計，還鼓勵參與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在COVID-19肺炎疫情期間，她的團隊更已訪問了上千人，發現情緒、文化信念和不實資訊都深深影響著人們對於疫苗的信心。在這個「反啟蒙」時代，「事實」的完備根本不夠。
在大西洋的另一岸，雖然專長是哲學，在加拿大任教的Maya J. Goldenberg卻透過長年參與觀察，解釋了為何人們對於科學機構以及政府的信任感，被時有所聞的研究醜聞、不當研究行為、反疫苗運動和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中節節敗退。在她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新書《Vaccine Hesitancy》中，認為就算科學證據確鑿，造成人們對於疫苗產生懷疑態度的原因並非「誤解」，而是失信。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對於人們的不順從，往往簡化地歸因於資訊受眾的無知。反過來看，這其實是理性工具擁有者的最大挫敗。
COVID-19疫苗從四個月前開打，在每個國家開展的速度都不同。除了疫苗取得的管道不同，施打的優先順序各異之外，就算購買或是配給的量已足夠，如何鼓勵人們施打疫苗以達到群體免疫所需的人口比例，依然是每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國家膽敢進行普遍強制施打，但疫情一度險峻的以色列列卻是特例，人人皆兵的小國雖然只有九千多萬人，除了擁有中央管控的健康體系，積極負責採購的政府，臨門一腳的是3月底即將舉行的大選。支持度本來已經頗高的執政黨，為了兌現回到正常生活的承諾，疫苗變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間期約的籌碼。
東亞國家的疫情相對較為緩和，疫苗在感受上並非傳染病控制的唯一希望。好比人口和醫療體系和以色列相近的新加坡，從1月份開始施打疫苗，以多邊主義著稱的小國具有物流的優勢，但接種近兩個月來，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打完一劑。同樣宣稱疫苗儲備量足夠的香港，雖然政府強力鼓吹，接種成效依然低落。政府執意推銷三期臨床數據闕如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在民間早就充滿質疑。「專家」不斷呼籲「控制好長期病患病情」才好接種疫苗的同時，忽略了慢性病受到生活作息、壓力反應、多重藥物交互作用的影響，控制良好並不簡單，無法單純以呼籲解決問題。發生三起死亡事件之後，專家們雖然引經據典，極力澄清死因和接種疫苗的難以建立的因果關係，駁斥「罔顧事實」的陰謀論，就算保留疫苗款式的選擇權，卻無力逆轉市民意興愈來愈闌珊的窘境。
進入後事實社會，預設一般民眾的「知識缺失」不僅低估了疫苗科學的複雜度，更折射出科學資訊和語言擁有者過度膨脹的自信。受制於地緣政治，台灣的COVID-19疫苗取得和施打進程相對其他國家緩慢，接種的意願度也不及四成。此時防疫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及時把握看似延宕的時間，反轉被動立場，主動和社會科學學者、社區工作者和資訊技術開發者密切合作，充分理解社會需求和焦慮，才能把早前先馳得點的防疫成就轉換為疫苗溝通的機會成本。
※本文轉載自：元氣網醫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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