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鳥籠《公投法》完成補正，大幅降低公投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並廢除公投審議委員會不當干擾，為落實直接民權，跨出一大步。朝野政黨一方面強調，公投法是「程序法」，只是國民行使主權的程序；另一方面，又在這部「程序法」中，刻意排除制憲、修憲之創制，及領土變更、修憲案複決適用，因而被部分政黨、團體批評只打破程序上的鳥籠，實質的鳥籠依然存在。
瑞士是現代公投制度發源地，也是全球公投總冠軍。從1813—1819年起，逐漸建立州（canton）的公投形式，逐漸提升到聯邦層面。目前每年舉行4、5次公投。參眾兩院通過的所有法案，異議者百日內只要集齊5萬個簽名，就可付諸全民公投。收集10萬個簽名，就有機會透過公投修改憲法。曾任駐瑞士代表6年的王世榕，對瑞士公投制度有深刻、獨到的看法。民報選刊王世榕《直言—駐瑞士六年實錄，玉山社出版》文章，分享他的第一手觀察。
瑞士是以人民享有複決和創制權而聞名的民主國家，而以上兩權的行使，除了憲法規定外，人民還可以直接發動，根本無需政府（聯邦政府或下一級的邦政府，或再下一級的鄉鎮公所）加以指導。因此，這一套人民有權直接參與和掌握大至國家大政、小至鄉鎮雞毛小事的政治決策（法治國家，當然絕大部份以法律形式出現）制度，就叫作直接民主制度。全世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雖然，另有澳大利亞和烏拉圭兩國的憲法，也效法瑞士邦聯的憲法，將人民創制和複決權原本照抄，但是憲法或一套政治秩序，乃是歷史文化的產物，因此憲法須加以不斷地修正。
話雖如此，此一套直接民主制，卻逐漸被世界各個採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即施行代議政治的民主國家採行，其主要原因，可說是人類的政治制度自19世紀中葉以後即採行代議制度，人類的社會在政經和人權法治方面，有了根本的飛躍進展。而19世紀以來，由布爾喬亞和自由主義份子所建立的政經制度，已逐漸朝擴大人民參與的方向移動，民間或第三部門的力量，已逐漸甦醒；因此，可以說以個人主義的人權和福祉為中心的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已逐漸取代以虛擬的集權和福祉為中心的代議政治。
代議政治下，人民不可以直接創制和複決，而有關法令，則由代議政治下的人民代表（即議員），和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的執行官員（即政府），共同「上下其手」，全權替國內老百姓發言；甚至假借全民公投的幌子，行套牢民意之實。譬如當年的拿破崙一世和三世，即以全民公投的名義，取得大權而後登基。雖然後來戴高樂總統也在發動過全民公投（即知名的1968學運）之後，黯然離開政壇，光明磊落，但是，全民公投非如瑞士的人民直接發動和行使公投，而是政府或議會主導的全民公投。嚴格說來，全民公投綁大選，這已經不是瑞士的公投了。
瑞士的公投有其繁複的一套發動手續，旨在讓有權公投者，以理性決定取捨，而不主張在激情中做決定，從而也不主張在政府號召下或與國內重大選舉綁在一起，因為容易產生激情或受人物的感召影響，破壞了人民冷靜思考的能力。此所以世上一般的民主制度，通稱為非直接民主制度，惟瑞士的才叫作直接民主政治的道理。這是在瑞士人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從中世紀以來，瑞士即由在地人民逐漸自公侯國的采地中獨立成自由市或自由邦，實行人民自治制度），以及瑞士人高度發達的民間社會所孕育出來的，以活生生的個人為尊、個人為主的觀念，而不是以虛擬的人民集體意志為口號的政治主張。
當年孫中山先生大為讚賞瑞士的公投，將此一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概念，當作他建國的目標。換言之，他要將落伍（政府與偽議會沆瀣一氣，行少數人的權貴中央集權統治）、腐敗（人民無權直接參與政府的運作，或法律的制定，因而延伸出一連串的官商勾結，破壞和割讓國土、箝制輿論等等制度性惡行），以及無力自新的大清帝國打倒，然後建設成人人當皇帝，老百姓個個當主子的三民主義新中國。100年了，孫中山先生的徒子徒孫，還在尋找三民，忙得不亦樂乎？在人民當家作主（不是毛澤東騙人的人民民主，那是以共產黨全權代表全民發言和做決定，而不受任何監督的假民主制度）的瑞士體制下，又延伸出一些配套制度，因篇幅所限，只介紹以下兩點。
Bundeshaus瑞士國會大廈內部。圖／取自parlament
其一，是瑞士在政治制度上也採用義勇兵制度，以配套直接民主。在此一主義或系統下，主張的是人人挺身而出保衛家園（如全國徵兵制度和盛行的義工制度），人人關心國事，參與政治。在後者方面，我國國人很難想像，小從鄉鎮，大至各邦共和國（瑞士係由26個共和國組成的邦聯），再更大至聯邦政（Federalcouncil，請注意，他們瑞士人是用council，中文翻譯為委員會，而不用政府）的大大小小議員，不管是單一會議的、分上下兩院的，統統無給職。他們就像是民間社會或非營利組織的理事或董事，是為了使命而來服務該機構的。
國會上下院的議員，只有出席津貼，和享有一點身為國會議員洽公所需的方便。除此之外，國會議員在國會沒有辦公室，沒有秘書，當然更沒有助理。有人戲稱他們議員的議會工作根本是「蘊豆油」，乃是一份為公益獻身的工作。議員的收入，主要來自他平日職業或工作所得，也因此國會議員正式來伯恩開會的時間，一年分4次，每次3星期，總共3個月而已，是完全奉獻的義勇兵制度。既然是義工工作，人人都睜大著眼睛看，再加上瑞士特別發達的媒體和嚴密的人際組識網，使得官商勾結的勾當，至少在瑞士並不多見，一見準必小事變大事，弄得臭名滿天飛，國會議員其個人，其事業，其家族（立國8世紀，只發生過一兩次外敵入侵或內戰的小型戰），會在幾個世代之後，仍然爬不起來。瑞士又是小國寡民，惡事傳千里，這一垮，全世界的瑞士僑團也會議論紛紛。在這種社會制約的情形下，身為議員，你敢不戰戰競競，做好成績？也因此，國會議員甚至聯邦政府的閣員，除非倦勤，不然是會繼續做下去的。
其二是，聯邦政府的7個閣員（依政黨大小分配席位，由上下院議員選出，任期4年，連選得連任至自己不想做為止）的決策，採取共識決制度。內閣依入閣資歷，輪流當總統、副總統一年。每個人都會輪到，若輪上這「虛位」總統，手頭的部裡工作還是要做，部長的身分、頭銜、職責仍在，因此，做上總統，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可能有機會到外國走走，風光一下。因此，七個閣員一般大、一般高，凡事七個人決定，尊重主管部會首長的意見——若有人質疑，也務必在不傷和氣之下，好好商量至達成共識為止。
一切細節統統有著規定，不是法令，就是內規手冊，一切按規矩來，急躁不得。既然如此，西方大多數所採行的多數決原則，在直接民主體制下，就是最大的忌諱了。因此7個人當中絕不可能出現因人的性格使然，而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說話咄咄逼人、意志堅定，或當隱形老大、總理大人。如有，下場大概就是被請出內閣，下次不太可能再連任；2007年有部長沒能繼續當選，可能就是此證。
瑞士的政治人物或學者，以及大概大部份的瑞士人，都不喜歡以多數決原則來處理政治上或人事上的大小問題。因為一些不同的意見，一些目前可能看起來沒什影響力、不起眼的意見，很可能才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意見。他們非常不喜歡英、美式的多數決原則，一下子就將意見或人群劃分為二，認為雙方只要「武器」相當，一來一往，真理顯現。瑞士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真理只有照顧到少數、多聆聽、多溝通、多妥協、多讓步、多捨異求同——於是，和光同塵，一團和氣，一片和諧，達成結論。
本文摘錄自：玉山社出版《直言——駐瑞士6年實錄》一書
作者王世榕，曾任駐瑞士代表、聯合國官員、教授、Taiwan News總主筆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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