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報特別分成一、二兩篇刊登梁慕嫻女士大作，第一篇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一場騙局加以敘述，第二篇則就香港回歸和港台人士何以一再受騙進行深入剖析。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及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其中，兩次最嚴重的騙案包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騙局，以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騙局。
中共為安定民心，平穩過渡，於1984年12月與英國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並根據「聲明」第三段第十二條訂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香港人看在眼裏，有這樣莊嚴的聲明，又有這樣白紙黑字的承諾，很難不相信中共的誠意。於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歸」，相信中共會遵守諾言，給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例如三權分立，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真普選。
筆者當時以為時代己經進化到科技電腦時代，中共無論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翻雲覆雨時代了，便與香港人一樣相信中共的承諾而認同民主回歸。可是我錯了，當我發覺中共並沒有在回歸後把地下黨公開的計劃時，就心情沉重，憤怒莫名，斷定這場所謂回歸實在是一場騙局。以下是摘自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運作，一國兩制就是一場偷天換日的騙局，這就是所謂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月）
決定地下黨不公開，誤導港人以為真的回歸中國，而實質卻是回歸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騙局。（2003年8月）
香港回歸並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實在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2004年4月）
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只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我們再受騙了。（2007年6月）
中共為甚麼不把地下黨公開？共產黨早有深謀遠慮的計劃，知道在基本法的規範下，他們無法公開統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黨，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地下黨的歷史任務還未完成。由開初到現在，共產黨從未打算過真的讓香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只要地下黨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動，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場大騙局。（2009年）」
回歸之初，中共為了實現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部署了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攻勢：
先是發動愛國論的討論。提出「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非愛國者不能參選」等等說法，為陰謀推翻基本法作輿論準備。筆者在文章中反駁說：「把「黨」加「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價值、誠信、廉潔和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然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力論」：「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他又引述鄧少平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議會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由愛國論到權力論的輿論戰，己經充份說明了中共計劃違反基本法，奪取香港管治權，改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為它所用的決心。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文章《一國兩制的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己經變成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圖及途徑，讓港人窺見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輿論戰己經打得差不多了，中共開始行動。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作出決定：「否決香港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同意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中共騙局：向世界承諾「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
當時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洶湧，極度悲憤。筆者也無奈地認為，既然有了時間表，這仍然有希望，並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後中共絕對有可能再度推翻決定，十年後的這一次，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共兌現承諾。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誓把這個2017年的承諾化為香港的現實。
可是，我又再次估計錯誤了。我後來發現梁振英正在蠢蠢欲動，不斷自我宣傳，便知道，原來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個隱瞞身份的地下黨員出任下屆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時間表的承諾，只是吊著市民胃口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憤恨，我們又上當受騙。
自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後，中共強橫全面奪權的計劃，勢如破竹地展開。1914年6月中國國務院就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又於同年8月3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是之後雨傘運動直接導火線。
最後，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及香港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與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這樣，《中英聯合聲明》被消失，「一國兩制」無形中也被宣告取消，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作出正式歸結。
為甚麼幾代的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總是相信中共的承諾而上當受騙？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因為我們生活在實行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習慣性地對契約、合約、條約的尊重，正如我們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貸一樣。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訂定的條款，也相信別人也一樣遵守。不會相信一個泱泱大國，一個一國之尊，一份國際性文件會出現違諾之事。如果有人毀約必需要有理據，也應付出代價。
二、被一種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所影響也是原因，我們不知道愛國這種崇高的思想，不能用於現在這個中國上，因為中國現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眾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國共產黨所騎劫。山河己經變色，民眾思想人格己經淪落，愛現在的中國等於愛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兩者不能分割。所以現在的中國不能愛。
三、未能認識中共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麗的言語理解為莊嚴的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國共產黨哪裏是對人民的甚麼承諾，他們自己對過去和現在所許下過的美麗的言語，世人以為就是承諾的都不會認為是一種承諾，而只是一種策略。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們以為是他們承諾的美麗言語，是政策的產物。
因應時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發展勢力的策略口號或權宜之計，其實是中共的傳統，一脈相承遺傳至今。因此，當他們把以前的美麗言語一筆鈎銷，隨時靈活轉換策略的時候，可以面不變色心不跳，那些黨員不會有任何抱歉心，羞恥感，因為這只不過是策略的改變。
如果我們用道德觀點去批評他違反諾言，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他們卻無動於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你，無恥、無道、流氓、惡魔，我們就算罵他個狗血淋頭，也是搔不到癢處，摸不到中共本質要害的誤解。嚴格來說，中共並不是撒謊，也不是違諾，他們實在是一個為搶奪政權而建立，一個功利性不擇手段的黨，這就是它的本質。
辛子陵的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
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後，毛澤東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
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份子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番講話充份體現了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的傳統。公開有一套，黨內另有一套。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的需要。毛澤東的講話是示範如何蔑視憲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樣。
朋友們，我們受中共欺騙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輕信了。
延伸閱讀：中共的政治「騙局」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一場大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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