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交界的老兵，今天的主題是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我的報告將分為四部分：一、國際政治演變；二、台灣外交政策的演變；三、面臨哪些挑戰；四、因應之道。
第一、國際政治演變。民以食為天，我就以食物的角度來形容從二戰以後來談國際的轉變，可分三個階段：1.冷戰時期（COLD WAR）指50-80或是90年代，台灣在美蘇兩強對立時代，也受到極大的影響。2.全球化時代，是從90年代跨入二十一世紀的初期。3.後全球化時代（POST GLOBALIZATION）
第一個階段，就是各國在二戰之後從戰火廢墟中開始休養生息，美國、美洲包含南北美、中美洲，歐洲亞洲都是百廢待舉，當時各國GDP的數字並不高。那時候的中國大陸還陷入三反、五反，人民公社的社會運動，台灣則是在土地改革的農業時期，進入輕工業，當時的台灣還與美國有邦交，接受美援慢慢建設。而美國則受越戰的影響，前期經歷羅斯福總統、杜魯門、詹森、尼克森時代美國做了很多基礎建設。我曾對詹森總統很反感，但後來知道他是很多民權法案的推手，他的貢獻在歷史上得到肯定。尼可森在水門事件的醜聞中下台，但從美國近代史中看見他最懂得國際外交政策的藝術，雷根則是一位很好的溝通者。在冷戰時期，各國有不同的消長，整體而言，並沒有一個主要的競爭戰場，除了有古巴的飛彈危機，另外就是有蘇聯積極發展太空科技，後來美國迎頭趕上。台灣則是在1958年代經歷所謂823砲戰，只有一個零星的衝突，但整個世界並未出現很大的動盪不安。在冷戰時期各國的狀況可以用清粥小菜來描述，雖然不很豐富的營養，但是吃起來很爽口，沒有太大的後遺症。
九O到了全球化時代，各國的經濟開始成長起飛，國際間的交流從政治轉變為經濟，經濟交流帶來許多益處，但也有一些副作用，像是對非洲與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造成許多經濟上的剝奪感，並產生一些潛在衝突的因子，就食物來講，我以川揚料理來形容，揚州料理是比較溫和，川菜則是比較嗆辣，可以帶給人口味上的變化來作為調和。
美中衝突糾紛可能加劇
全球化到了後期出現弊端，在2000年前夕於西雅圖發生第一次全世界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NGO，非政府組織）推翻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1999年12月），這是一個反全球化時代的開始。到了21世紀，911事件顛覆了美國數十年來的外交政策，美國不再以蘇聯為他們頭號敵人，反而是以恐怖份子作為他的對手。台灣在20世紀末期進入APA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簡稱:亞太經合組織），在21世紀開始進入WTO，台灣與中國大陸並存於國際組織。日前有報導全台貿易目前是近十年來最低，這是國際局勢動盪的結果，當然有很多原因，例如:中美貿易戰，習近平上台之後對中國的影響，他是一個非典型的領導人，他打破主席任期制度；美國在三年前則選出川普這樣另類的總統。所以，美中兩強的領導人各具特色，兩人也水火不容，未來兩強的衝突與糾紛有可能加劇。
在歐洲則有英國即將脫歐的事件，英美是指標性的民主國家，不過他們先後都選出非典型、另類的領導人。現任的英國首相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將脫歐的問題不但作為外交牌，還把它變成內政牌來打，他知道工黨反對無協議脫歐，為了避免受到挑戰，鮑里斯．強生竟然請女王頒布命令將英國的議會休會時間延長至十月中，因為十月底英國就要正式脫歐，若議會如期開始，工黨一定會不斷挑戰他的脫歐政策，讓他面對難題。不過，讓議會出現長達的50天的休會期引起各國嘩然，反對聲浪四起，但川普卻私下贊成，因為英國脫歐就可以促使英國與美國結盟。後全球化時代充滿動盪，只有麻辣火鍋最適合形容這種狀況。
採取柔性動態的外交策略
二、台灣外交政策的演變。外交是為了服務國家發展與繁榮的工具，外交應該是採取柔性且動態的策略，因為外交局勢瞬息萬變，外交政策一定要跟著國際局勢相對調整，台灣也是一樣。
1950年到1970年這二十年的台灣外交是為鞏固邦交，當時台灣有七十個邦交國，但在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後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所有的邦交國出現骨牌效應，一個個與我們斷交。當年，我還是台大學生，我們還慷慨激昂到外交部抗議，笑稱「外交部」為「斷交部」，沒想到幾十年後我到外交部上班。
1970至1990年是叫「彈性外交」，因應不同的環境；從1990年之後則稱為「務實外交」或現在蔡政府的「踏實外交」，走實用路線，希望能增加邦交國。不過，真的很不容易，因為我們資源有限，在我去史瓦濟蘭擔任大使之前，也跟美國、加拿大打交道，工作內容都是為了建立實質的關係，例如促成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增強台海安全，所以美國白宮、國會、眾議院、智庫都是我們的交往對象，而在史瓦濟蘭是邦交國，則必然有經援的需要。但國內有限的財政資源該如何使用在外交的需求?如何找到平衡點?是外交人員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第三，台灣所面臨的挑戰。未來的挑戰絕對是越來越嚴峻，我們面臨政治層面的外交逆境是不可避免的，第1個挑戰就是兩岸的關係，第2個挑戰就是產業轉型，雖然大家都有這樣的期待，在外交界多年，我一直很關注經貿的問題，無法轉型的主因是來自先天受到限制，並非政府或民間企業部不夠努力的問題，而因為外交逆境的狀況，台灣很難與大多數國家簽訂FTA，我們目前跟紐西蘭與新加坡有FTA，但效果不大，要跟美國、韓國或日本等大國簽訂FTA才有效果，沒有FTA，我們目前靠ITA資訊科技可以在出口免稅的一些優勢，就我所知台灣約有45%是電子與通訊產品，可說是以單一產品在左右出口的規模，單一產品的榮枯對台灣影響極大，就像是台積電是我們股市興衰的關鍵者。產業的轉型跟外交要結合，但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的。第3是國際的整合，這幾年有一個新的經濟組織叫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就是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紐西蘭跟澳洲，總共16國，人口總共35億，約佔全球一半，經濟產能有25兆美金，約佔全球三分之一，應該是將來最大的經貿體，雖然RCEP也是由中國主導，但其中有13國是我們新南向政策的目標國家，將來還是有可為。若我們可以將製造業與服務業作為一個系統整合的輸出，或許效果會更好。
運用智慧突破國際外交困境
四、因應之道。我們該如何因應面對當期的困境?若以人的成功來分析，有三個成功條件，分別是IQ（智商）、EQ（情緒智商）和AQ（逆境情商），我認為應該在大專院校加強國際觀的教育，國際知識國際常識絕不能用懶人包來認識。延伸人的三個成功因素到國家則是擴大為國際IQ 、國際EQ、國際AQ。國際IQ就是國際觀、國際訊息的掌握。甚麼是國際EQ，可套用兵法為知己、知友、知彼，知道自己的強項、弱項，友邦的強項、弱項以及他們對我們的期待，甚麼可為?甚麼不可為?最後是知我們的對手中國大陸，這樣就能求同化一，擴大交集。這是需要智慧來進行。最後國際AQ是在面對困境時，化危機為轉機，可謂與狼共舞，有人提台灣不要做棋子，要做棋手，但以我們的局勢，我們不容易成為棋手，成為有活力有影響力的棋子也是能有所作為。用象棋來比擬，將與帥雖然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的動能是最受限，我們卻可學習像「馬（傌）」一樣可以迂迴前進，像「車（俥）」可以長驅直入，或像「包（炮）」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往前走，面對國際困境，用務實為出發點，找出我們的生存之道。
（本文為趙麟博士在《民報》舉辦的「影響政治系統的外在環境展望」演講會發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