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9日召開「如何改善法院基層人力不足公聽會」，會中基層司法人員大吐苦水，希望政府能解決員額等問題。而與會兩位書記官在會中提及書記官「過勞」、權責不明等問題並提出建議，也爆料基層書記官在「雙主管制」下業務繁重的實況。
目前書記官多半只能透過「靠北書記官」的平台來表達意見，而與會的台北地檢署書記官陳建曄也坦承另一身分：他就是「靠北書記官」的小編。「書記官過勞，不可能有好的辦案品質」，陳建曄除了在會中直陳問題所在，以及「懷孕孕吐還要開庭」、「值班費60元/時」的現狀，更直接訴求「書記官組工會」，才能保障最基本的勞動權益。
這場公聽會探討基層的法官、書記官、法官助理、法警等法院人力不足或工作量沉重、過勞的問題，以及人力分配、制度如何改善。提到書記官的部分，應邀參與公聽會，但不願具名的雲林地方法院王姓書記官先發言表示，職場會發生在法院也會發生，勞工權益的進步是不是能落實在基層身上？
她說，「有句老話是說法院只有法官跟非法官」，說明基層差異，十多年來書記官流動率很高，主要原因是因為歧視或升遷的問題。
王姓書記官說，社會進步，司法提供的服務也愈來愈多元，她們也支持改革，但希望有相應的人力、物力來支持，「以前書記官是因為法官和科室好壞而勞逸不均，但現在是因為業務增加，大家平均地過勞」。
「以民事執行處為例，半天出差，剩下半天就要處理書狀或電話」，她說，每股每月的業務量是兩百到三百案件，加班是常態，「工時無上限但加班費有上限」，以雲林地院民事執行處而言，書記官加班費是4500元一個月，執達員是1350員一個月，換算時薪，上限可能是20-25小時，執達員是7到8小時，每個月20個工作天為例，每天只有1到2小時要加班處理案件，但其實出差會佔掉很大的時間，所以在執行處加班是常態。
業務變多人力沒增加
王書記官也以雲林地院民事紀錄科和刑事紀錄科為例，開庭製作公文、接聽電話、歸檔總卷這些事，因跟法官配合，所以受法官指揮最大，這也是勞逸不均的原因之一，可是業務多時，還要辦理家事、民事調解，「幫忙紓解案源沒什麼不好，可是多了調解委員這工作，也是書記官的行政業務量，也是要開庭、整卷、通知當事人，這些是由書記官負擔的」。
她說，案件量很大，很多案也是要調解先行，「但書記官都是用兼辦去處理這些業務，我們上面有一個老闆，然後我們還要多一個調解委員，另外多一個調解委員的老闆，像雲林這種小院，沒有專職調解的書記官，都是由民事紀錄科書記官兼辦，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業務量變大了，卻沒撥出特別人力。
至於刑事科還要處理《通訊保障監察法》業務，她說，人力沒變也沒新增，惡化了勞逸不均的狀況，每月收案大概25案，而這並沒有專案的加班費，也是兼辦沒有專職處理。而她詢問主管，雲林地院也沒跟著法定員額增加人力。
王姓書記官建議，應統計加班量，升遷獎勵制度要考慮勞逸不均，以及工作分配與責任歸屬，「當司法院無法補足人力物力，是否應思考如何利用電腦提升開庭、做筆錄的效率」，此外書記官接電話的煩惱，是否有通話時間限制與錄音的保障等。此外，法官助理和書記官都是法官交辦，工作的也有拉扯的情況，而執達員是則會看書記官面子做很多事，她建議法官與書記官是否也能有行為準則制度化。
主持會議的黃國昌問，現在書記官溝通平台在哪？王姓書記官說，在臉書的「靠北書記官」。黃國昌又問有幾個人，她說，「據我所知小編只有一個人」，書記官有意見就可發表上去，但要留言還是要用自己的帳號。
「這是臉書公開的社團」，而這名「小編」也出席了公聽會，並向黃國昌說明運作情況，強調責任「我扛」，目前大概有2千多人按讚。而這名小編也是一名書記官。他是台北地檢署書記官陳建曄。
司法界第一個「過勞死」可能是書記官
陳建曄發言時表示，他就是「靠北書記官」的小編，「書記官長期在司法環境底下，能夠講一句話就非常非常困難了，所以我要在這感謝支持我的人」。
他說，人力不足可能有兩個概念。第一是補人的概念，但在法務部（編按：地檢署書記官人事屬法務部職掌）「天花板」概念下，我們不敢說要補人、補權，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人不增加的情況下如何解決。
陳建曄說，他在去年11月16號已聽完勞基法公聽會，尤其時代力量黨團邀請的，他每個都聽完，其中學者提到台灣每11天就會有一個人過勞死，「這情況不只是勞工界發現，將來在司法也會發現，第一個死的如果不是檢察官、事務官，那就是書記官」。
他說，現在討論「年金改革」，當年輕人下班後根本沒有正常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去考慮到生育率，當年金屬「隨收隨付制」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根本沒有能力去繳交足夠的年金浥注到大水庫的時候，上一代的人如何去享受的年金的好處，「不可能」。這問題沒辦法解決，變成「工時過長」是整個社會安全跟國家安全的問題。
「而且過勞是會造成公務執行上的風險。當今天整個事情非常非常繁雜，繁雜到事情快做不完時，我就有一個想法，把所有事情丟給檢察官，等檢察官發現再說，同樣地今天在院方也是一樣，當書記官過勞的時候，我就把所有的案件都丟給法官，等法官發現錯在說」。
分層「丟案」業務龐雜 過勞讓書記官頻出錯
陳建曄繼續表示，「對法官來說，他先結案，等到上級法院發現後再說」，變成書記官丟給檢察官、法官，法官丟給二、三審，「可是這樣的狀況並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而且這樣的狀況會產生更多的風險，譬如重複起訴、書類出錯，「有很多的媒體記者會在新聞上講，某某書記官你把我名字打錯了，把我身分證字號打錯了，把我個人資料打錯了」，這都是在過勞之下產生的錯誤。
他說，這錯誤不但書記官沒有辦法解決，股長沒有時間解決、科長沒有時間解決、官長以上更不用討論，「那都是分層負責的，根本跟他沒有關係，大家都蓋章，然後負責的人只有書記官而已」！
而在檢方的部分，陳建曄說，根據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目前檢方「檢、書」配置大概是1:1.35，實際上到104年時統計，「是1:1.085」，輔助人力是嚴重不足的。「新北檢的書記官同仁告訴我，新北檢在檢察署內部的，不含調出去辦事的1:1，而台北地檢書記官居然比檢察官還要少」！這已是扣掉檢察官和書記官長的數字，「不可能要他們去辦案」。
「在輔助人力不足之下，我們如何期待司法能符合公平正義？我個人是非常地非常地質疑」，陳建曄說，「實際的情況下法官檢察官有多忙，書記官就有多忙。所以當今天法官、檢察官不斷跟社會大眾疾呼陳情，說他很忙很忙時，我都拍手叫好。為什麼？因為書記官既是案件的助產士，他也是案件的送行者。法官檢察官收案前，書記官先收到，結案後也還要書記官先處理」。
陳建曄接著說，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傳統屬於不同兩個階層的人，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法官、檢察官願意站出來幫書記官的忙？「因為書記官過勞的時候，法官、檢察官不可能會有好的辦案品質」。
「或許會有長官說，這是檢方的，跟我們院方沒有關係。但這是息息相關的」，陳建曄說，書記官可分成紀錄、行政、執行，行政就是根據《法院組織法》的規定除紀錄外都是，每個科室都有過勞和待遇不佳的問題。除紀錄則有四個問題，第一是拖庭，這要看個別檢察官法官，第二是專案，去衝被告家裏或扣押，「專案沒有時間上限」，他個人遇過專案在晚上三、四點，「回到家裏凌晨5點，早上8點上班」。
補休「看到鬼」值勤時薪才60
「值勤當然是24小時，有人按鈴申告就要去處理」，陳建曄說，「在我上班時間以外還要去值班，而值班是24小時」。他也反問在場媒體說，可能有媒體記者的朋友是非公務同仁，「但勞基法裏可不可能有一個工作，是允許你一天、二天、三天是不能下班的？勞基法可不可能允許這件事？這24小時你不是責任制而是工時制」，「可是這狀況在司法機關叫做『常態』」，而這是沒有上限的。只要專案就幾乎是天亮下班、早上繼續上班，「這種情況下要如何期待辦案品質」？
另外就是人性。他說，有的檢察官、法官想要衝二審、升主任，因此常辦專案，「當今天書記官配到這樣的檢察官時候，你會天天抓狂」，好在是固定幾股，那分開好不好？但分開還是有繼續上班、開庭的問題。至於加班費，「我們連一般的加班費都不夠了，怎麼可能還給你加班費？有很多地檢署不給加班費，就是給你補休，見到鬼了！我連休假都不敢休假了，你要我去補休，我怎麼補休？不可能的事情」，補休送給國家。
「我來當書記官變成當志工，只是掛名叫書記官而已」，他說，值勤也是一樣，「費用我算過了，就是一小時60塊！可是事實上我們在上班啊，不會因為是值勤就沒在上班啊，不可能因為值勤就不開庭、做筆錄。為什麼會有『值勤』這東西，居然是法務部頒佈的規定」！
再來開庭的案件，陳建曄透露，「檢察官事實上有大量的案件交辦給檢察事務官，監察院是有糾正的，可是事實上沒有改善。因為檢察官大量案件負荷不過來，還是交辦給檢察事務官。那書記官呢？檢察事務官在詢問人犯時，還是需要書記官，書記官怎麼來？歹勢！全部檢察官的書記官過來輪。檢察官有多餘人力，辦案能量都加了，可是書記官的工作增加了，同樣的加班費呢? 沒有」。
陳建曄說，雙主管制下，書記官仍要要去配合檢察官辦案，「可是事實上我們還有一個主管是行政主管，這產生一個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的狀況，就是從雙主管制來。「事實上我們上班的時候，檢察官、法官可能還沒有來上班，因為他們是不用打卡的」，但檢、法這些「業務主管」有交辦事項時，書記官還是沒辦法下班。
如何改善法院基層人力不足公聽會，法官、書記官、曾任法助的律師與法警會中大嘆人力不足。圖／唐詩
「所以在司法機關，我們當然同情檢察官、法官業務過量，可是書記官卻變成上班身不由己，連下班也身不由己，雙主管制是造成書記官同時被業務主管、行政主管挾制的狀況」，陳建曄直言，「執行書記官也被監院糾正過，在地檢署也是書記官主導，監察院糾正完之後還是沒改變」。
責任丟給書記官、懷孕孕吐照上班：組工會才能保勞權
「當一個月四、五萬塊的書記官，去承擔龐大的執行科的責任。書記官常講一句話，做執行科，就是把腦袋掛在腰間上辦事」，陳建曄說，這不是檢方才有，即使法院的民事執行處，執法者也是書記官，「權責沒有分清楚。應承擔責任的人沒承擔應有的責任」，「而行政書記官目前受限於大量、多餘的、繁瑣的管考」。
「新竹地檢署、台南地檢署、新北地檢署，告訴我這狀況，女性檢察官有懷孕可待產的時候，可以減分案件，書記官有沒有？沒有。今天書記官懷孕、孕吐的時候繼續開庭，書記官懷孕待產的時候，繼續執專案、繼續值班」，陳建曄反問，「我們為什麼可以允許這種狀況發生在司法機關裏面」？
陳建曄在結論時說，他個人認為要處理的問題很簡單，只有三個而已。第一是「法定工時上限」，他在高雄大學學「勞動法」時，就是很簡單「工時制」和「責任制」兩種畫分，當今天書記官在《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中，他是受指揮監督者情況下，「書記官沒有任何理由是責任制，當今天他不是責任制，是不是應該有法定工時上限？這應該檢方、院方，乃至任何國家公務人員，都應該一體適用，包含司法警察、消防員」。
「值班當然要值班。但問題是，怎可用值班費60元這種事」，陳建曄說，要值班可以，「請覈實給予加班費，專案加班和一般加班，請全部一併計算到法定工時上限」，陳建曄說，隨著法警、警察、消防人員，「如果你們相信我的想法，突破工會法障礙，讓書記官可以成立自己的工會，才是保障勞動權益最重要的一環」。
最後他強調，法官、書記官還是權責要分明。至於員額的「天花板」要拉多高？「沒有人知道。原因是因為現在勞動不正常。好用的書記官，檢察官法官一直用，當然就不會有」，當法定工時訂下去，時間到就下班，多餘的事情由主管去做業務分配，才會有客觀的數據。
「所以我很不客氣講：當今天我們的工時沒法定上限的時候，法務部跟司法院都不可能有客觀的員額的天花板的數字出來」，必須等落實工時才可能被計算出來，陳建曄再度強調組工會的重要性，並表示「書記官責任這麼重，委任四職等，看有沒有可能提高到六職等」，書記官不敢自比警消軍，但要的是基本的勞動權，「我們希望可以組成自己的工會，這是我們認為對勞動權保障的最低限度，謝謝大家」。而他說完之後，現場也報以熱烈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