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汪壽華，上海總工會陷入群龍無首的渙散狀態。淩晨時分，杜月笙組織的黑幫武裝「共進會」從各處攻擊工會據點，工會猝不及防，毫無還手之力。據當時擔任《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的史諾估計，約有五千名共產黨分子被打死，「共產黨計劃實施恐怖統治，結果卻由他們自己享受了去」。
杜月笙黑幫漂白，名列上海三大亨
上海總工會垂死掙扎，組織示威遊行。白崇禧、周鳳岐等國民黨將領命令軍隊開槍鎮壓。蔣介石在日記簡略而冷靜地寫道：「四月十二日，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會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產黨煽動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蔣不會記錄軍隊開槍殺人的細節，更不會透露是青幫幫助他清除政敵——蔣本人早年曾拜在黃金榮門下，他成為國家元首之後，黃金榮退回了他的「門生帖子」。
「四一二」清黨的最高決策者是蔣介石，在上海的執行者是杜月笙。真正的「上海王」不是曇花一現的汪壽華，而是從此之後實際上統治上海十多年的杜月笙。杜月笙是孤兒，十四歲到鴻元盛水果行、潘源盛水果店當學徒。由傭差上升為鴉片提運，並投靠黃金榮，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進入主流社會。
杜月笙一改傳統流氓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打扮，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文。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以及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更會散財。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黎元洪、章太炎、楊度都是其座上客。
杜月笙持葡萄牙護照，只受其領事的法律監督。有西方記者發現，杜月笙利用法租界貪汙、無能的風氣，成為法租界的真正統治者。杜氏在法租界的家，就像一個兵工廠，從這個兵工廠統治他的王國。由於他擁有數百名武裝便衣人員，他的命令被奉行不二。杜月笙的存在，源於上海的外國當局，默許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對員警廣泛的滲透，因為只有與「暴力的買辦」勾結，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秩序。
對於慈善事業，杜月笙是一個極為慷慨的捐輸人。他做很多收買人心的事情，持續多年請客，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有時也會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調解勞資糾紛。
蔣介石誘以鴉片利，杜月笙難免夜壺譏
那麽，為什麼杜月笙願意為蔣介石殺人放火呢？當然不是因為他認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而是蔣介石承諾賜予他在上海販賣鴉片的特權，「並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關係促使上海鴉片三巨頭向總司令靠攏，維持其賺錢買賣的現狀才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蔣介石當然也願意制訂出一個雙贏的計劃，以得到這些有勢力的幫會大亨的支持。」
3月下旬，蔣介石派遣跟黑社會有密切聯繫的三名親信陳群、楊虎和王柏齡赴上海，與上海青幫三巨頭共同發起成立「共進會」，旨在反對共產黨控制的工會。4月3日，英國警務處在一份報告中稱：「張嘯林等人重新組織共進會，會員主要是幫會中人。目的是為了反對上海總工會和工人中的激進勢力。此舉是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蔣介石。」
汪壽華是被杜月笙誘殺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杜月笙幫助蔣介石清共，被授予少將參議頭銜。黃金榮看到這個後起之秀的老辣，嘆息長江後浪推前浪，就此退隱。杜月笙迅速躍為幫中第一人。同年9月，杜出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又出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他先後擔任諸多企業及同業公會的理事長、董事之職，據說頭銜數量達到一百五十多種。同年，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的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重量級人士，中匯銀行業務頗為興旺。杜月笙在追求非法利益的同時，也不放棄在合法的貿易、工業和金融業中的純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任何一個黑幫頭子都會有將自己「洗白」的企圖。
杜月笙的枯榮與蔣介石的成敗遙相呼應，他是秘密幫會在國民政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戲劇性體現。正如美國戰略情報局一份關於國民黨的機密報告所説：「國民黨起於一個秘密會黨，在另一個秘密幫會的幫助下步入權力頂峰（前者指洪門，後者指青幫），認為有必要在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目標下組織其他形式的秘密幫會，以支撐蔣介石領導下的統治局面。」所謂「其他形式的秘密幫會」，大概就是蔣介石的門生們組建的具有法西斯特質的藍衣社吧？蔣介石對戴笠的重用，以及對杜月笙的利用，顯示了南京政權「政府犯罪化，以使犯罪官僚化」的本質。其實，早在孫文的反滿革命中，「清洪門的貢獻頗大，在中國政治史上，可說是一件奇異偉大的事跡」。後來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希望拉攏清洪門的力量，將昔日「反清復明」的口號進化爲當下「反共抗俄」的使命。
抗戰勝利之後，杜月笙未能如願以償當上上海市長，發牢騷説自己是被蔣介石用完後就扔到床下的一把夜壺。很快，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走向崩解，中共軍隊攻佔上海。杜月笙沒有像黃金榮那樣留在上海而備受羞辱，也沒有追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避居香港直到死去。
奪權策略翻轉，農民暴動取代工人暴動
對於國民黨來說，「清黨」使得南京政府治下的城市不再有活躍的工人運動，「工賊取代激進派，成為上海地區工人運動中黨派政治的主要角色」。戴笠的秘密員警和杜月笙的青幫合作，共同創造出「黃色工會」，取代被鎮壓的「紅色工會」的位置。
對於共產黨來說，以汪壽華被誘殺為開端的國民黨「清黨」屠殺，以及此後在南昌、廣州等城市暴動的慘敗，使共產黨放棄了依靠工人和舊軍隊奪取權力的蘇俄模式，轉向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有很長一段時間，活動在城市的中共中央頭目們視毛為「流寇」；然而，隨著毛掌握的槍桿子越來越多，毛在黨內的發言權越來越大。
中國早期的工運領袖，如汪壽華、蘇兆徵、向忠發、顧順章等人，都有幾點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曾赴蘇聯訪問和受訓，是蘇聯打造出來顛覆中國政府的「第三縱隊」；其次，他們都兼有工人領袖和幫派頭目的雙重身分，生活作風不脫流氓本色，這是由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所決定的；第三，他們最終都死於非命，毛澤東等在鄉下反倒倖存下來。這說明在城市從事地下反對運動，比在農村從事農民起義更加危險。
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墮落與變節
在毛澤東之前，中共有過五任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秦邦憲、張聞天，向忠發是唯一的一名工人領袖。向忠發曾在武漢的兵工廠、輪船公司等多個工廠工作，北伐軍攻佔武漢後，出任湖北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早期工運領袖羅章龍描述說：「向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駡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流氓，望而避之。」
1927年，國民黨寧漢雙方相繼清黨，中共緊急召開八七會議，向忠發在會上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向忠發參加代表團赴蘇俄，出席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活動，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演講，出盡風頭。如果汪壽華沒有在1927年被誘殺，向忠發的位置或許屬於汪壽華——上海作為工業中心的重要性高於武漢，汪壽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地位也比向忠發高。更重要的是，向忠發是個半文盲，汪壽華是師範學校畢業的五四青年，教育程度和理論水準都遠高於向忠發。
1927年，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員，知識分子多於工人；1928年，六大的中央委員，工人則多於知識分子，三十六名中央委員中，工人佔二十二人，向忠發名列第一。周恩來憤憤不平地說：「暴徒一大堆。」到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向忠發被架空，全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城市工人運動被弱化。向忠發一怒之下，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周恩來稱其「墮落」了。這種墮落，不止向忠發一人，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中，二十二名工人出身者，除向忠發被捕變節並被處死外，相繼投降國民黨的有十四人。若汪壽華在1927年不死，即便當上總書記，亦難逃一死。
顧順章：出賣共黨，全家遭到滅門
另一名中共早期工運領袖和特工頭子是顧順章。顧早年是上海南洋煙草公司工人，後加入青幫，因敢打敢殺脫穎而出，既受青幫大老的青睞，也被共產黨看中，一度擔任鮑羅廷的侍衛。1926年，顧順章與日後成為中共開國大將的陳賡一起赴蘇聯接受「政治保衛」訓練。據國民黨中統特務萬亞剛回憶，顧順章被蘇聯克格勃（KGB）訓練成為「特務大師」，文的方面如化妝、魔術、操作機械、心理學，武的方面如雙手開槍、爆破、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跡等，無一不精。在上海工人暴動中，顧順章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密切配合汪壽華的工作。若汪壽華去拜會杜月笙時，有顧順章及其率領的「紅隊」特工人員嚴加護衛，杜月笙的手下便難以下手，汪未必會命喪黃泉。
國共分裂後，顧順章配合周恩來主持軍委特務工作科，成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不過，顧順章雖然成為中共黨內要人，卻並不真正信奉馬列主義。他本質上是一個熱衷於投機和賭博的流氓，「吸鴉片」、「玩妓女」、「打老婆」是其生活的常態。中共方面也承認，「任何革命中不能沒有此種人參加，拒絕流氓無產階級的歸附，便不能做成群眾性的起義」。而中共起用顧順章，說明在城市進行地下活動的共產黨，不得不依靠幫會的力量，才能掌握交通、情報網的一端。
1931年，顧順章被國民黨逮捕之後立即叛變，供出了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關，中共中央從此在上海無法立足，只好轉移到江西瑞金的「蘇區」。若不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身邊潛伏了中共特務錢壯飛，錢壯飛通知中共若干要人迅速轉移，周恩來、王明、博古、康生、張聞天、鄧小平、陳雲等人很可能全軍覆沒，中共的黨史或許因此而改寫。而中共要人向忠發、惲代英、蔡和森等人都死於顧順章之告密。
一時之間，顧順章在國民黨特務系統出盡風頭，還出面勸降被捕的中共人員。左翼作家丁玲被捕後，顧順章曾前去勸降，丁玲回憶：「顧順章每次都擺出同我們是老鄰居，像串門的樣子……他來了就講一點社會新聞，他對社會人情講得頭頭是道。他講生意，講買賣，顯得精明；他玩魔術，手法乾淨。他也講他的歷史，掩飾自己，說他並沒有出賣共產黨。說黨對他發生了一場無可避免的誤會。他裝出一種不怨天、不尤人的樣子。他還講他的將來，說將來要退出政治舞台，到農村去，興辦農場、講求實業，可以由小到大。……有一天，他在外廳催眠了一個看守。我不懂催眠術，但那個看守的確被催眠過去，他完全依從他，聽他命令，做他平日不能做的，一個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隨後這個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動彈，一點也不知道他被催眠過去後所講的話和所做過的事。這種情形是令人心驚的。」
然而之後，周恩來指揮中共特務，將顧順章一家老小滅門屠殺；而顧順章在失去利用價值之後，也被國民黨軍統殺人滅口。
繼向忠發和顧順章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做中共領袖。然後，中共的實際權力轉移到毛澤東手上，象徵著在中共的高層，城市邊緣知識分子和農民出身的軍頭取代工人階級。
文革期間的工人運動，有汪壽華的影子嗎？
汪壽華這樣的工運領袖，就這樣在中國革命中消失了。工人從此不再是革命中的領導階級。直到文革中才出現汪壽華式的人物——比如，像王洪文這樣掌握一定權力的工人造反派。汪壽華等早期工運領袖的故事被演繹成各種版本，年輕的革命造反派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方式，與老一輩有很多相似之處：「上海國棉十六廠——王洪文的發跡之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曾是工人發動暴力的場所，文化大革命時成為鬥爭的策源地，歷史與現實何其相似，可能並非巧合。」
如果說汪壽華時代的工人運動是共產黨躲藏在背後遙控，參與工人尚有一定自主性；那麽，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是「奉旨造反」，淪為高層權力鬥爭的工具——「他們的造反對象只能被毛澤東圈定。文革中可以對除毛澤東本人而外的任何幹部造反，但不能對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力造反。」在此大環境的制約下，文革時期的工人造反派領袖，無人具備汪壽華那樣的個人魅力。
即便如此，毛並不真正信任工人造反派。當上海人民公社宣佈成立時，毛關心的是「黨在哪裡」，在群眾組織的聯席會議之上，還必須有黨。毛澤東否定了1967年1月風暴之後的上海人民公社：「對毛澤東來說，就像對蔣介石來說一樣，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個有用的盟友，但也可能對政府控制構成潛在威脅。無論是得到資產階級擁護的國民黨政權，還是聲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都是一樣。」換言之，黨永遠要有效地領導工人，而不是相反。
文革期間最崇拜毛澤東的主要是三類人：工人、學生和解放軍。工人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間發生了殘酷的武鬥，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底層工人熱血澎湃地參與其中，他們在造反運動中很少提出勞動權益方面的要求，他們的人權意識並未覺醒，他們悲劇性地成為毛個人野心的砲灰。
安徽宣城的工人武鬥驚心動魄：在一次小規模的戰鬥中就拖回八具屍體，輕重傷員十多名，死傷的都是「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當時尚是少年人的社會學家丁學良，親眼看到此種慘痛景象：「一輛輛半新不舊的板車上——那是他們生前賴以養家餬口的夥伴——躺著滿身彈孔的工人叔叔，他們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樣威風不滅。失去丈夫的嬸嬸們攜著半大不大的一群孩子，在寒風中吼叫；這些婦女多年相伴丈夫勞作於強者才能生存的碼頭，在刀口上舔飯吃，養就一副粗放剛烈不認命的豪氣，哀哭不出幾聲，落不下幾滴淚，只嚷著要親手報仇。」
那麽，誰是兇手呢？是拿刀槍或者勞動工具殺人的另一群工人嗎？可是，凶手那方也有工友遭到殺害，如此冤冤相報，永無盡頭。一群自以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工人，毫無憐憫之心地殺害另一群也是自以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工人。真正的凶手是在背後操縱工人彼此殺戮的毛澤東。
1927年，被共產黨煽動起來暴動的工人殺戮他們所認定的右派和反動派，而投靠蔣介石的杜月笙等黑幫成員以及國民黨的軍隊反過來屠殺暴動的工人；四十多年後的文革期間，工人造反派之間血腥屠殺，是一群信仰毛主義的工人的自相殘殺。丁學良如此描述死難者出殯時的場景：
「出殯那天，領頭的是十六人持執的「聯指」巨幅戰旗；接著八部卡車，每部載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鋼筋銲接而成，花也是鐡的）和一具棺材。接著是三百名「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每人手執一柄粗木棍——那是他們日常勞作搬運重物時支撐板車的槓桿，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帶。他們以數百年不變的行頭，護送著亡友。冽冽寒風中，眾人均是粗布襤褸單衣，隱約露出古銅色的肌體；那場景，令我宛然重見秦末田橫五百壯士。」
工人們以為是在用生命追求自由，沒有想到卻跌落到地獄的底層。毛澤東對死難者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人命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數字。
至此以後，中國再也沒有發生過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運動。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學生是先鋒和主體，雖有少部分工人參與其中，卻並未影響運動的整體走向。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汪壽華：五四青年·青幫頭目·工運領袖〉，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為便利讀者閱讀，註文全數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