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之後，學者丁學良如此回憶「文革」開始的那一刻：1966年6月13日下午兩點鐘，學校裡的擴音喇叭宣布來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從現在起，一律停課鬧革命。何時復課，等待中央的有關指示。」當時，初二年級尚未唸完的少年丁學良，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開心，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從那一天起，我們就一步跨進了橫掃人類各種文化遺產的狂飆時代，其中又以『大破四舊』即剷除中華傳統精粹為烈。」他成了受害者，同時成了加害者。
至今，文革仍然是一個深不見底的謎，文革的親歷者眾說紛紜，文革後出生的人們更是視之為神話故事。然而，文革形塑的語言風格和思維模式仍是中國人每日飲食的「狼奶」。要瞭解當代中國最深層的心態景觀，絕對要從文革開始。
作為昨日的文革紅小兵、今日的中國研究權威，社會學家丁學良已經在西方求學、生活、研究、講學三十多年，但個人生命中那段似乎陽光燦爛、其實是「毒太陽」熾熱的少年時代，讓他常常從噩夢中驚醒——暴力和死亡，仇恨和憤怒，在那一代人乃至之後若干代中國人心靈深處打上了難以抹滅的烙印。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險些成為其問鼎中樞的跳板。「唱紅打黑」不僅得到很多底層民眾的熱烈擁護，更有來自海內外的知識精英雲集重慶，為之出謀畫策、添磚加瓦，甚至泡製出一整套像模像樣的「重慶模式」。對此，丁學良深受刺激，在他看來，「薄熙來事件是一場小型文革，類似的小型文革將來在中國還會發生，所以應該將它從思想和意識上根除杜絕」。於是，他寫下了《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一書，這是他對文革的切膚之痛，也是紅衛兵的第一手觀察記錄，更是一名社會學家深刻反省革命意涵的思索報告。
有別於一般文革回憶文獻只重宏觀、輕微觀；只批判「壞人」、不批評「好人」；只攻擊對方、不反省自己；只寫大人物經歷、不寫普通人經歷，丁學良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脈絡和個人的體驗，寫下對革命與反革命最坦誠、最赤裸也最沉痛的反思。
統治者迷戀暴力，因為暴力可以使權力合法化
丁學良的文革歲月在安徽偏僻的宣城度過。那裡不是文革風暴的中心，也不是北京、上海、四川、廣西、內蒙、湖北那樣的重災區。作為中學生的丁學良，不可能成為風頭浪尖上的人物，只能是年長的哥哥、姐姐們的「跟屁蟲」而已。他激情澎湃地成為宣城中學的全職革命學生，一直鬧到1968年年底。「在此期間幹過正宗的紅衛兵小將應該幹的所有的文攻武衛、壯懷激烈，只差沒有殺死人和沒有被人殺死。可那也不是有意拒絕為之，而是碰巧沒挨上。」少年丁學良目睹和經歷了諸多殘酷的暴力，提前進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當時，丁學良所屬的派系爲了改變武器落後於對立派系的境況，安排稍稍懂得一些化學知識的工程師土法上馬、自造槍砲。丁學良親身參與了製造硝化甘油的實驗，那是一種比TNT猛烈得多的液體炸藥。結果，實驗出了差錯，玻璃缸裡的液體直沖而上，碰到天花板，散落下來，落到周圍人的身上。每個人身上都火辣辣地灼痛，慘叫著跑去沖洗。丁學良發現，圓領衫成了一片漁網，右手食指中指上幾小塊皮肉已經爛掉，能見到裡面白森森的筋骨。後來醫生告訴他，這是「鏹水」，俗稱「王水」，連鋼鐵都能腐蝕掉！
還有一次是製造一種遙控飛機模型，試圖利用這種武器對準敵方的武鬥據點大樓，撞上去引爆。然而，在往炸彈殼填裝火藥時，由於擠壓過猛，一枚炸彈在工程師的手中開花，引發旁邊的炸彈紛紛爆炸。工程師本人被炸成一級傷殘，助手們三級傷殘。丁學良至今記得當時的場面：「滿屋濃煙，昏黃的燈光下，三人在地上打滾；皮肉燒焦的臭味嗆得人難以透氣，我們手臂中的傷員痛苦地嚎叫，他們的頭和手覆蓋著暗紅的血漿和灰燼。」
丁學良還描述了工人武鬥的場景，工人的武鬥是動真刀真槍，紅衛兵的武鬥與之相比是小巫見大巫。當地的碼頭工人組織了「鋼筋鐵骨戰鬥隊」，建築工人則組織了「銅牆鐵壁戰鬥隊」與之對抗。兩派的武鬥，均有實戰經驗豐富的退伍軍官幕後指揮，很像戰場上的兩軍作戰。一場戰鬥下來，雙方死傷數十人。以此來推測，全國武鬥的死傷人數當有數十萬之多。
丁學良還參與了造反派衝入南京軍區駐宣城通訊站搶槍的活動。數百人衝入軍械倉庫，丁學良一口氣在外衣口袋裡裝了六隻「五四式」手槍。結果，進來容易出去難，訓練有素的士兵採取林彪在東北戰場的「三三制」戰略，三人一組，圍堵衝入院子的便服人員。最後，丁學良不僅沒有搶到槍，連他身上原有的那隻老掉牙的德國造「盒子砲」也被士兵奪走了。
丁學良也親眼目睹了一名對立派系「五湖四海戰鬥隊」的俘虜被淩虐至死。武衛小隊的頭目聽說抓到了一名為害鄉下的小土匪，立即組成「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升堂審訊。自封的審判長、審判員們一致投票，判處俘虜死刑。但是，如何執行呢？大家畢竟不敢公然槍殺俘虜。於是，將其捆綁在院子中間的大樹上，手腳都給打上死結。俘虜一開始還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卻沒有人理他，逐漸悄無聲息了。到了第二天中午，大家才發現俘虜沒有氣息了。那個年代的少年人，喪失了基本的同情心。對他們來說，死掉一個「壞人」有什麽了不起呢？
文革中暴力的泛濫，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縱容乃至慫恿的結果。毛早在1920年代領導湖南農民運動時，就習慣用暴力來征服人心。藏書家、目錄學家葉德輝被農民自行組織的特別法庭當場處決，讓地主和士紳階級為之膽寒。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指出，毛生性冷漠殘暴，對暴力有一種病態的欣賞。毛讓攝影師拍攝高級官員被批鬥的照片，他要看這些照片，看他的敵人受罪，心裡就痛快解氣。一些批鬥大會拍了電影，毛就在別墅裡看錄像。有的批鬥大會的影片在電視上放映，配的是樣板戲的音樂。劉少奇慘死之前，像狗一樣趴在地上找食物吃，毛看到錄像之後，神情歡快。文革後期出任副總理的紀登奎回憶，毛曾經問他挨了多少次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聽了，哈哈大笑，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也哄堂大笑。
文革的核心就是暴力。多年之後，丁學良到西方留學，接觸到西方文明，才知道崇尚暴力是不文明的標誌；文明社會形成了各種法律、倫理和文化，以制約、防止暴力的肆虐。然而，共產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摧毀法律、倫理和文化，讓全體中國人浸淫在崇尚暴力的醬缸之中。
毛迷戀暴力，當然不僅僅是其本性使然，他更要利用暴力恐嚇政敵乃至全民。毛通過水銀瀉地般的教育和宣傳，讓人民對他無條件地愛戴和崇拜。在這扭曲的愛戴和崇拜的背後，卻是無與倫比的恐懼與焦慮。
毛與其他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他的副手劉少奇和林彪、他的管家周恩來）的關係，都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沒有人能跟他平起平坐。德國學者沃夫剛·索夫斯基分析暴君如何運用暴力實現其統治時指出：「沒有一種行為比主人對奴隸的權力更粗鄙。在傷害別人的過程中，他感受到自己身體中的那股力量，而這也是為什麼統治者就算不斷擴張統治範圍之後，還是不願意放棄暴力的一個原因。暴力雖然可以製造短暫的脫序，但卻又可以藉由暴力的事實把權力合法化，加深群眾對保護和依靠的需求。」對毛澤東來說，失去了暴力，也就失去了權力。
暴力必然帶來死亡。對於缺乏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好死不如賴活」、「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中國人而言，肉身的存活就是最高目標，帶來死亡的暴力足以讓他們「甘心為奴」。這就是共產黨的統治延續至今的秘訣，如沃夫剛·索夫斯基所論：「統治者的暴力不只能夠對做錯事的人進行懲罰，還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牢不可破的、崇高權力的象徵。暴力可以讓死亡現身，它包含對死亡的恐懼，而權力的權威恰巧就是建築在這種恐懼之上。」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報復
丁學良認為，真正把文革發動者的深層動機和這場革命自身的內在動力學一語點破的，是江青。在1967年秋天武鬥高峰時，江青對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果然，葉群動用空軍幫江青抓捕了孫維世，一年後將其折磨致死。
上層如此，基層也是如此。丁學良記載了敬亭山農場的張書記的故事：張書記是轉業軍官，在農場宛如土皇帝，管理上千名農場工人和家屬，儼然就像當年美國南方的農場主管理農奴一樣。他每日帶領兇狠的大狼狗巡視農場，人人見到他都要點頭哈腰。丁學良和寡母曾被他趕出農場，差點淪為乞丐。文革開始後，群眾起來造反，張書記淪為階下囚。人們向這個千夫所指的「奴隸主」施加了非常酷烈的懲罰，當年冬天就奪去了他的生命。
這還不算，造反派們做出了一個「革命決定」：把張書記家咬過許多人的大狼狗打死，與張書記埋在一起，這叫「惡狗伴惡人」。這就是底層階級向壓迫階級的報復。由此，丁學良悟出了文革的本質：「革命就是報復。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乃至社會底層的賤民們，利用了紅色始皇帝毛澤東『對走資派造反有理』的聖旨，報復了自1949年10月以來一直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紅色官僚特權階層。此前，任何這類犯上的言論和行動，都會遭到即時的鎮壓。」如今，這種報復出乎意料地得到毛澤東的授權，人們能不對毛五體投地嗎？
文革期間，毛澤東和江青肆意報復歷史上與他們有過過節的人士。江青的報復，主要針對那些在1930年代上海灘知道她的種種隱私的文藝圈的故人；毛澤東的報復更加複雜，凡是在過去黨內「路線鬥爭」中跟他有過分歧的人士，都是被掃除的對象：1930年代當過總書記的張聞天、大饑荒中上書的彭德懷、七千人大會上逼他退居二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個個都不能倖免。上行下效，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渾水摸魚，以革命的名義報私仇，何樂不為呢？
冤冤相報的循環仍然在中國繼續。在「驚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反抗者和劊子手都不由自主地被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丁學良注意到當時一則短小的新聞報導：六四屠殺之後，四川、重慶的大學生悲憤於同學遭到屠殺，立志報仇雪恨，宣稱要去鄧小平老家廣安挖掘其祖墳。理由是：「你老鄧下令殺大學生，讓別人家斷子絕孫；我們也要刨你的祖墳，讓鄧家斷子絕孫。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對於這種反抗者和反抗對象的「精神同構性」，丁學良感慨萬千：「到了二十世紀末尾，中國統治集團中最具世界視野和大歷史感的改革總管鄧某人，與中國社會裡是思想最激進、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學生，在血仇報復這一點上，卻是那麽心心相印。」鄧小平在文革中險些家破人亡，不能容忍庶民挑戰官僚的那個層面的文革重演。1989年，鄧小平報復了膽敢再一次要掃除官僚階層的制度性特權的大學生，鄧從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身上，看到的是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的那幫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幽靈再現。
大學生的報復行為沒有成真。不過，即便成真，對鄧小平也造不成多大的傷害。文革期間，連周恩來都下令鏟平自己的祖墳，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不會遵循中國人祖宗崇拜的傳統。更何況，少年鄧小平是因為跟父親的小妾有了私情，醜聞敗露才逃離家園、參加革命的。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回家鄉。鄧根本不在乎祖墳的存廢，他就是一個滅人倫的孽子。他在乎的唯有自己的權力。這一點上，鄧小平跟毛澤東一模一樣。鄧小平不願將毛澤東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他的潛在的台詞是：「將來的接班人要像我對待毛主席那樣對待我。」
薄熙來和習近平，都是毛澤東的兒子
丁學良的這本文集不單單是文革回憶錄和反思錄——就文革來談論文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向來不太欣賞那些用乾嘉考據學方式研究文革的論文和專著。乾嘉學派是「避席畏聞文字獄」的產物，如果研究文革只是將文革當作屍體來解剖，對當今的人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丁學良的這本書從文革一直寫到重慶模式，其主題不僅是逝去的歷史，更是正在上演的活報劇。在丁學良看來，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以及整個薄熙來事件，是繼承了毛澤東文革精髓的一部分。薄熙來舉起的是毛澤東這把大刀，本來已向四面八方砍去，只是後來不小心砍到了自己。薄熙來沒有毛澤東的權勢和力量，沒能讓文革的做法普及至全國範圍，但文革中最核心的動力——階級仇恨、路線鬥爭、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被以步步加碼的方式強力推行。當絞肉機高速發動起來之後，就無法輕易讓其停下了。毛澤東死掉了，他的妻子和侄兒都成了他的殉葬品；薄熙來倒掉了，他的妻子成了獄中的難友，他的兒子則成了有家不能歸的政治流亡者。始作俑者，並未大獲全勝。丁學良認為，只要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把異見方變成敵人的機制存在，文革悲劇就會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國重演，只不過規模和時間更小、更短而已。
如果整本書還有續集的話，我倒是建議丁學良寫一寫毛澤東、薄熙來與習近平的「三國志」。薄熙來被掃進了垃圾堆，無論是公共形象還是私人品格都已臭不可聞，翻身再起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是，當初參與搞掉薄熙來的王儲習近平，黃袍加身之後立即對薄熙來的那一套採取「拿來主義」的方式，在全國推行。習近平與薄熙來究竟有多大的差別呢？他們都是文革之子，都是毛澤東的兒子——雖然他們的父親在文革中都是犧牲品。
文革的黑暗與殘酷，並不亞於納粹的集中營，丁學良所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國的文革研究只完成了序言部分，而猶太人的大屠殺研究則已成為人類捍衛記憶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與遺忘的戰鬥中，有兩位猶太戰士功勳卓著。一位是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伊利·威塞爾，他是作家、歷史學家、世界形勢觀察家、記錄無以言喻的邪惡事件的犯罪學家，一生撰寫了三十五部書，全都與記憶有關。
威塞爾用一種絮絮叨叨的口吻，迫使人們進一步看清人類邪惡的本質。有人曾以不同的形式問他：「你有沒有打算不再寫猶太人的遭遇了？」威塞爾堅定地回答：「即使我什麼也不寫，也永遠寫不夠；即使所有的倖存者別的不寫而只寫他們的經歷，還是永遠寫不完。」
另一位是被稱為「納粹獵手」的維森塔爾，他終其一生都在發掘納粹戰犯的罪證。他參與了約三千名納粹戰犯的逮捕行動，包括阿道夫·艾希曼。他說，只要上帝賦予他力量、朋友提供他金錢，他就會一直堅持下去。他像威塞爾一樣堅信，倖存者的使命是幫助死難者開口說話：「當我們到另一個世界，我們會面對數百萬死在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如果他們問你『你做了些什麼』，可能答案會有很多。但是我會說『我沒有忘記你們』。」維森塔爾並不認為自己做的是一件過時的工作，恰恰相反，這項工作跟人類的未來息息相關：「這五十年來我的所有工作的唯一價值，在於向明天的謀殺者發出警告：你們絕對不會逍遙法外。」
中國也需要有自己的威塞爾和維森塔爾。丁學良的這本書就是向這兩位先賢致敬。未來中國的轉型正義，不僅要將毛澤東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更要追討每一個毛澤東的幫凶、幫忙和幫閑的罪惡——這張名單當然不只侷限於文革結束後被審判的「四人幫」及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那些成員，那些審判他們的人也都名列其中。
在華盛頓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門廳，鐫刻著聖經《申命記》的幾段經文，這幾段經文都是關於記憶的，比如「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以及「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给你的子子孫孫」。這些話不僅是上帝借摩西之口向猶太人說的，也是對整個人類說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到了將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改建成文革博物館的那一天，中國才算是邁入文明國家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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