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記得林老師在聽了我的論文計畫之後問到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在當初是用國際金本位制，來解釋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但我的論文主要的是處理二戰之後的英國對歐洲共同體的政策，這要如何應用?第二及第三個問題分別是：博蘭尼的理論有什麼問題?又怎麼用到台灣的脈絡?
那時候，1995年的春夏之際，我是個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非常幸運地因為黃錦堂與莊錦農兩位老師的輾轉介紹，及當時經濟系張素梅主任，也就是莊師母的中介，得到林老師的同意指導論文。幸運，是因為那時候老師已是玉山銀行的董事長，又在央行擔任理事，非常地忙；再者，我唸的是政治所國際關係組，雖然早決定了要做的題目，但還找不到指導教授。而雖然看過老師寫的文章，也知道老師在貨幣領域裡的專業，但完全沒想過能跨系找到老師來指導論文。這三個問題是第一次找老師時，他問的問題。而其實，別說後兩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也是模模糊糊的，得在兩年後寫完論文，才能回答。至於後兩個問題，卻是花了將近廿年的時間，才稍微有些眉目。這裡的文字，雖說多少有點相關，但重點倒也不在於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而是在回首與林老師之間不多，但偶爾想起的一些平易又深具啟發的互動裡，記錄一些從林老師那裡看到的，作為一個台灣社會之知識份子的心情。
「不急，還會變的!」
現在我自己在指導學生論文時，總是會想到這句話。第一次跟林老師見面，是在他在玉山銀行的董事長辦公室裡。我記得前一個晚上我熬夜，為了準備第二天早上跟他報告我的論文內容，並請他簽「指導同意書」。一進了辦公室坐定之後，林老師隨即笑容可掬地跟我要了同意書簽名。
「不用我先講講我的論文嗎?!」我問，心裡想著，這可是我花了一個晚上準備的。接著他就回答說：「不急，還會變的!」。兩年多後，我論文完成了。在入伍服役之前，又去找了一次老師。我跟他說出國唸博士的計畫，問到他要唸什麼。他跟我說，不用想太多，未來怎樣，變化很大，就好好地唸就好了，重要的是：「勇氣」。
很自然的一句話，很簡單的一個詞，但慢慢的，讓我偶然間想到老師時，會想著他小小的身軀，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我還記得林老師推薦了我看一本書，《不確定的年代》，也記得他在跟我說了「勇氣」之後，就用他自己當例子，說他之前也沒想到會來玉山當董事長，所以也沒有什麼準備好了沒的問題，就是一通電話來了，然後就接了。
我想，他會說的，不只是「世事難料」，更重要的是種人的品質：面對難料的世事，我們不害怕，接受它的變化，並且有勇氣。
「理論的意義是方便我們理解世界…」
我之所以會去讀John Hicks的《經濟史理論》，是林老師推薦的。林老師公忙，但讓我很驚奇的是，在與老師討論論文進度時，他總是會從辦公室裡找出什麼相關的書、文章給我，而且其中還常常有剛出版不久的期刊論文。跟著老師討論研究久了，知道老師的學問，是奠基在對於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世界的觀察。我還記得有次林老師提到在行政院國合會擔任專員時，因為要寫篇文章，去問了他的老師的意見。確實的句子我記不太清楚，但內容大概是說要林老師用具體的資料與數據來寫論文，因為在公部門裡有資料不用，對不起這個位子。「對不起」這三個字，我還記得，不只是因為話有點重，也因為會提到這件事，是因為我們在討論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際，而在那一剎那我覺得老師是想在理論與具體資料之間做比較，並強調後者的重要性。
但那只是我以為的，或者說是我覺得我的想法得到了老師的認同，但在不久之後，老師就跟我說了這句話：「理論的意義是方便我們理解世界…」，並拿了Hicks的書給我。從進到大學唸國際關係開始，就不斷地聽到許多的理論。或許是因為沒有什麼政治的實務及隨之而來對政治的感受，也可能是台灣就沒有什麼國際關係，理論對我來說總是生硬疏離的概念，並因此而懷疑起理論的意義。當然，也有可能是原本我就對具體的生活較有興趣，並也因此在之後慢慢地走到社會學、人類學的領域。總之，在碩士班期間，就是對抽象的理論充滿著懷疑，甚至是敵意。於是，在聽到了老師說到具體資料的時候，就以為老師也跟我一樣，於是跟著就大肆批評了學院裡的教學。但老師的這句話，卻是一直深深烙在我心裡。理論沒有要解釋所有的事，但它總是方便我們理解現象。問題不在理論，在怎麼理解理論、使用理論。
「要不要將『台灣』冠上……」
理論是生成於社會，並回應著社會。博蘭尼的理論生成於西方，並試圖回應廿世紀的一戰與二戰。跟著林老師對理論的說法，博蘭尼提供的理論也是個理解世界的視野，其中指出了西方社會在現代情境裡的基本緊張—自律性市場與社會保護—再用它來解釋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戰爭的發生，當然還有其它可能的方式，博蘭尼的理論只是其中之一，或者說是一個特別強調整體性，及國際金融制度的角度，而它作為某一特定的視野，對西方社會的理解也像其它的視野一樣，終究會有顧此失彼的問題。
不過，有問題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問題是什麼?是不是那麼致命，或無法解決。博蘭尼的理論當然會有問題，而且可能對林老師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在非西方社會裡的應用會有什麼問題，又怎麼應用在台灣社會裡?是的，其實公允一些地說，博蘭尼在他的《鉅變》一書裡，並沒有必要回答這些問題，這不是他在寫作時關心的，但這是林老師關心的。我還記得在論文口試那天，兩位指導教授與另外兩位外校的口試委員，很快地在我口試之後不久，就給了成績。當我再走進考場時，林老師跟我說，他們正在討論要成立一個基金會或智庫的，為台灣社會做點事。
「要不要將『台灣』冠上去。」我記得老師說到了這句話，他還提到在那時候，成立各種全國性的社團，要以「中華民國」為名，不能是「台灣」。這單位應該就是之後的「台灣智庫」，成立於2001年，距離他們當初提到成立基金會的場景，不單單是過了好幾年了，也出現了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上台，可以大大方方地用「台灣」的名字。
「雖然有，而非因為有……」
老師在2001年十月底生病，2006年五月下旬過世。其實，這段時間我人在國外，而出了國之後，也一直沒跟老師連絡，回到台灣也沒有機會了。應該是2008年夏天，我請林老師的公子帶我去跟老師上香，並帶了一支我很喜歡的威士忌，我想老師也會開心的。在往山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跟老師說什麼，其實，就只是簡單地說感謝。
可能很多人會將老師定位成是自由主義者。其實，這得要多談一些什麼是自由主義。老師不是那種用抽象模型講市場與交易的人，這不單單因為他寫經濟史、經濟思想，更重要的是老師身上有人味，對人的關懷、對土地的熱情。人與土地，也就是博蘭尼提到的，在現代社會中被市場化了的「虛構商品」，另外還有一個虛構的商品，也就是貨幣。老師在金融圈裡工作，也教貨幣銀行，但他就不是那些輕易地談「看不見的手」，謳歌市場，而忽略人的存在的老師。並且，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林老師不是那種素樸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記得老師跟我提過，他跟國內某位自稱左派經濟學家之間的不同—因為在這樣的角度底下，人被階級或結構所決定了。
人總是有希望的，而且這裡所說的希望，並不是虛構與幻想，或是浪漫與自欺。老師跟我談勇氣、講具體的事，並且那麼熱情地為這土地做點事，而不是搬弄概念、玩數學，然後誇談西方理論的學者。感謝老師給我力量。博蘭尼在寫給他的朋友，一位被視為匈牙利民族重生希望的象徵詩人Endre Ady的追悼演說中，將他的觀點與當時的社會主義黨人之間的觀點，做了簡單的比較—在文章的最後，我也用這一段話來紀念林老師：
真理是這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地心引力，鳥兒還是往上飛翔。同樣的，雖然有，而非因為有，物質利益，社會仍然攀向體現更高遠理想的階段。
劉名峰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國際關係組碩士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索邦分校國際關係外交組高等研究文憑
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碩士論文題目：貨幣經濟之社會緊張下的英國及其歐洲共同體政策(由林鐘雄與莊錦農兩位教授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