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檢察官、法官，也是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的張靜律師，其於台東的事務所，日前遭檢察官指揮警察搜索，並向法院聲請羈押，案由竟是涉妨害秘密罪與違反個資法。關於張律師有否觸犯此等罪名，既然有人提告，檢察官自有加以調查與釐清事實之必要。惟面對此等輕罪，又屬告訴乃論，如此大動干戈為搜索，即便聲押未果，卻已對律師職業產生重大戕害，更嚴重侵蝕了辯護權的核心。
發動搜索須有相當理由與必要性
在此次事件，最該受質疑者，即是發動搜索的正當性。因搜索會侵害相對人的隱私權、財產權，甚至是人身自由權等，除必須要有相當理由的證據外，更應符合比例原則。故搜索的案由，若是妨害秘密罪或違反個資法，此類犯罪的法定刑不重，分別是一年以下、三年以下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都屬告訴乃論，是否具備發動搜索的必要性，就已經有疑問。甚至在這類涉及妨害秘密罪裡，還得通過是否無故洩漏的實質違法性之審查，故於張靜律師的個案裡，能否成罪，實都得打個極大的問號。
又發動搜索，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即是防止證據流失，但若提告訴已過了一段時日，才來為大動作之搜索，早喪失證據保全的黃金時機，實難找到正當化基礎，只會落得大砲打小鳥之譏諷，更不免讓人質疑，發動此強制處分的動機到底何在？
秘密通訊權不能被挖空
尤其辯護人與被告間，有所謂秘密通訊之權利，若動輒遭搜索，既破壞大眾對律師這個職業的信賴，更可能因此挖空被告的辯護權。故刑事訴訟法第182條才規定，律師因業務知有他人之秘密者，就有於法庭拒絕證言之權利。只是律師雖有拒絕證言權，但因現行刑訴法並無搜索律師事務所之限制，若檢察官以空泛或他案理由向法院取得搜索票來搜索律師事務所，並因此取得相關卷證，就使此等拒絕證言權形同具文，亦使秘密通訊權被完全挖空。
故基於正當程序及辯護權之保障，對於律師事務所的搜索，就應比照刑事訴訟法第126條，即對公家機關所持文書先請求交付之原則來處理，只有在必要時，甚至是不得已情況，才能發動銳利的搜索處分。此外，即便基於不得已要搜索律師事務所，基於前述的秘密通訊權之理，也不能任意或全面的扣押所有資料與文書，否則，公眾對律師的信賴及與被告的秘密通訊權，又會再次受戕害。故從此次事件，立法者就應儘速對律師事務所的搜索、扣押為法律上的限制，免使律師與被告的訴訟權有受恣意侵害之危險。
聲押不是檢察官用以恐嚇被告之工具
更糟的是，明明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4項，對於自行到場或經傳喚的被告，只有因犯嫌重大且有逃亡之虞或保全證據之必要，才得向法院聲請羈押。惟證諸實際運作，檢方或為便宜行事，或為規避法律對被告的訴訟權保障，常未以被告而是以關係人身份來傳喚或要求到場，卻在訊問後，當庭逮捕而向法院聲押，致使人措不及防。
而於此次張靜律師案件裡，竟是在搜索之同時才給予傳票，又先在警局偵訊後，再送檢察官複訊，其到底是第三人，抑或是被告身份，完全由檢察官說了算，實會對相對人造成嚴重突襲。甚且在被告不願交保的情況下，就以聲押為手段，以來逼迫認罪。凡此過程，就完全凸顯出台灣檢察實務，普遍存在的人質司法之弊端。
還好，被告發揮法律專長，立即聲請提審，法院也以違反刑訴法對被告保障、證據不足證明犯罪等理由，裁定釋放，著實狠狠的打臉了檢察官荒腔走板之行徑，更讓人質疑訴追者的專業，到底在哪裡？
只是如果連一個執業多年，且長期為司法改革奮鬥的律師，都可被手握公權力的執法者如此恣意對待，則一般平民百姓若遭此境遇，又該如何自處？這肯定是更該深思與檢討的課題。
不能只求形式正當、更要講求實質正當
所謂法治國原則，針對國家權力的行使，不能只強調形式正當，更應講求實質正當。若認為只要依法取得法院的搜索票為搜索，即具有正當性，更無視憲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則，這絕稱不上是現代法治國家該有的作為，反凸顯執法者的思維仍停留於過去，致成為最該被轉型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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