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我的打鐵匠父親

我的父親邱坤發辭世已經38年。父親出生於1908年，他沒讀過書。他生前也只留下唯一的一張相片給我們。今年的父親節，我想書寫「打鐵匠父親」的小故事，來紀念我天上的父親。

我出生在1960年代，父親50歲、母親40歲時，最後才生下我。我們家中兄弟眾多，我上有5個哥哥，因家裡窮苦、小孩多，我們家老四送給觀音塘背的廖家做養子，我在家排行因此變成老五。我哥哥們國小畢業後，就必須到台北工作，我是家中最受寵的孩子，只有我完成高中學歷。我在桃園觀音的客家庄成長，留在家中的時間最久，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的溫飽。我在童年懵懵懂懂的歲月裡，就是喜歡拿著畫筆在塗鴨畫畫。

我的祖父邱傳茂與父親邱坤發，兩代都是桃園觀音的打鐵匠，祖父在1940年因病過世。中研院院士廖運範醫師的老家《廣生中藥店》，就在我們家附近。我們是觀音老街上最窮困的一家，沒有田可耕種，祖父傳給父親的那一間打鐵舖的土地，還是向甘泉寺承租的土地，父親每年都要繳地租給寺廟。

在我的記憶中，我父親一再告誡我們「不要參與政治，盡量都不碰政治」。其實，我的叛逆因子，遺傳到我父親反叛個性，我們父子二代都參與了台灣二戰前後最重要的農民運動事件。

今年（2017年），為了策畫行政院客委會的「硬頸精神——客家守護台灣的故事」特展，我查了許多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史料，從漫漫牛車路、簡吉獄中日記，到陳翠蓮教授出版的《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書籍中，我才了解父親曾經參與1924年到1931年的農民組合運動。這是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爭取人權、民權的力量，當時直接與間接參與的人數超過3萬人，尤其當時的農民運動都是靠走路、騎單車串聯全島。

策畫「硬頸精神——客家守護臺灣的故事」。圖／邱萬興提供

1924年起，彰化二林的蔗農不滿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甘蔗收購價格太低，發起抗爭，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發起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參與者多半是由北部新竹廳（桃竹苗）移入當地的客家農民。從二林農組開始，全台各地農民組合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包括：中壢、觀音、新屋、湖口、竹東、大湖、竹南、三義、中寮、內埔等。各地客庄不時都有農民起而抗爭。

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面對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是一個全新的反抗運動者，都是知識份子、地主與農民的組合，他們不是要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1925年1月李應章召集農民，在彰化二林的仁和宮前廣場召開蔗農大會，決議組織農民組合與製糖會社交涉，確定抗爭方針，要求先議價再收割甘蔗，並反對製糖工廠單方面執行甘蔗秤量。1925年10月23日，日本警察包圍李應章診所與蔗農組合辦公室，強行逮捕李應章、劉崧甫、陳萬勤等農組幹部共93人，日本警方將李應章、劉崧甫、陳萬勤等農組幹部逮捕。李應章被判處8個月徒刑，他入獄期間，家中被火燒毀、父親病故，他為投身農民運動付出不少代價。這就是台灣史上著名的「二林事件」。

1925年，彰化二林的蔗農不滿製糖株式會社的甘蔗收購價太低，引發衝突事件，是台灣史上著名的「二林事件」。

台灣農民組合的委員長簡吉，是高雄鳳山人，1903年生，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1921年到母校鳳山公學校擔任教職4年後，他辭去人人稱羨的教師工作，因為不願做「領月俸的盜賊」，開始推動台灣農民組合運動。

1926年6月28日台灣農民組合正式成立，簡吉為中央委員長。初期以鳳山、大甲二個組合為主體，初期成立時有6個支部。1927年底，台灣農民組合迅速擴大，全台已經有17個支部，24,100位組合員，帶動台灣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

1927年3月黃石順、謝武烈，為要求日拓土地比原來減租4成，於中壢郡觀音庄下大崛成立農組支部。5月，古屋貞雄是日本勞動農民黨派來的律師，他與台灣農民運動關係深厚，主要指導台灣農民爭議的民事與刑事案件之辯護問題。古屋貞雄律師到台灣後，隨即與簡吉舉辦台灣環島25處演講會，他們來到新竹、中壢地區舉辦講演會，激發了農民抵抗意志，包含在新竹支部、觀音的石觀音廟（甘泉寺）、新屋庄、中壢舊社等地的客家庄農民紛紛加入農民組合。

父親因參與農民組合運動被捕

1927年7月23日，農民組合針對日本拓殖會社，發起抗租運動，日本政府偏袒資本家，且以公權力對農民施行壓制，引爆衝突，有83人被捕，因而爆發農民組合「第一次中壢事件」。我的父親19歲時，就參與了農民組合運動。我祖父和父親是觀音老街上唯一的打鐵匠，我的祖父認識很多附近村庄農民。我的父親邱坤發因此事件被捕，母親曾經告訴我說，「你的父親在獄中被日本警察打的很慘，因為不識字、不是農民組合幹部，才能被提早釋放。」7月30日，觀音庄佃農、桃園佃農約2、30人，到新竹州中壢郡警察課抗議，要求釋放被留置農民組合幹部，隔日又邀集桃園、中壢、新屋、觀音農民3百餘人，前往聲援。

石觀音廟（桃園觀音甘泉寺）。圖／邱萬興提供

1929年2月12日（二一二事件），日本總督府認為時機成熟，以農民思想惡化為由，台灣農民組合遭日本政府全面鎮壓大逮捕，幾乎農民組合重要幹部全被逮捕，59人被逮捕，51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名移送，共有簡吉、侯朝宗、顏石吉、蘇清江、楊春松、陳海等人，他們分別被判1年到8個月徒刑，簡吉被判刑1年，先後服刑於台北與台中監獄。

簡吉在（二一二事件）法庭審判時這樣說：「我在村庄做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學，但教習效果便失其大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確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員之職」。簡吉雖然在獄中，仍鼓勵同志們要再接再勵為理想而奮鬥。

2017年，我在策畫行政院客委會的「硬頸精神——客家守護臺灣的故事」特展時，發現我父親也參加日治時期的農民組合運動，為農民爭取權益，這是我最大收穫。我的父親，參與了台灣第一波民主運動，跟著農民一起去對抗當權者的壓迫。我父親逝世於1979年初，他一定也沒想到他的么兒，最後也跟著他的腳步，參與台灣戒嚴時期民主運動，這是我和我父親生命連結的故事。

見證民進黨圓山建黨過程

1985年，我在開始在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擔任美術編輯工作，開始參與反對運動。1986年，我在黨外公政會第3任理事長顏錦福市議員的邀請下，從黨外雜誌轉而到「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當時簡稱「黨外公政會」，是黨外公職有意籌組新政黨的辦公室）工作。

當時，是蔣經國總統還高高在位的戒嚴時期，「黨外公政會」是國民黨眼中的非法組織，我負責「黨外公政會」《黨外公報》周刊攝影及美術編輯的工作，一個月的薪水是8千元，白天要拍攝黨外重要活動及台北圓山建黨活動，晚上還要加班擔任美術編輯工作。

民進黨的圓山創黨記者會，由費希平、尤清、謝長廷、顏錦福、游錫堃建黨發起人主持，黃玉嬌省議員也搶者要來入座、當時椅子不夠，尤清監委對我說：「請你多擺一張椅子讓阿嬌姊坐。」。下午6點6分由組黨發起人費希平立委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當時不少黨外人士激動得不能自已，「這是真的嗎？」1986年9月28日，這個已被歷史記載的日子，民主運動的浪頭洶湧，台灣人民終於創建了本土第一個政黨，我則是用相機在現場記錄這台灣民主運動歷史新的一頁。

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創黨的瞬間。圖／邱萬興提供

江鵬堅擔任創黨主席時，民進黨中央黨部裡的專職黨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20幾個人，有黃爾璇秘書長、邱義仁副秘書長、政策會主任傅正教授、文宣部主任李逸洋、幹事蔡文旭、秘書處鄭寶清、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總主筆林濁水、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黃惠芬、黃建興、組織部陳武進、巴燕達魯等人，我們都是當時的創黨黨工。

從黨外公政會到民進黨，黨外最主要的文宣品也從《黨外公報》變為《民進報》。我從創黨開始，就在《民進報》周刊編輯部門，一共擔任長達3年多的攝影及美術編輯工作，其間還要幫忙李逸洋、蔡文旭的文宣部，做文宣設計工作，為民進黨設計創黨的黨員黨證及文宣部系列的街頭運動傳單。

李逸洋的父親是我們桃園觀音武威村廖家的叔公「廖香景」，李逸洋有客家血統，李逸洋父親後來過繼給李家，李逸洋因此每次在民進黨中央黨部8樓的編輯部看到我的輔娘廖紫妃，一定要我按照廖家輩分叫他「叔叔」才可以。（李逸洋是現任考試院副院長）

316農民第一次反美示威

1988年起一連串的農運事件，數以千計的農民走上街頭，從「316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到「426農耕機進攻總統府」，到「520流血抗爭事件」，爆發了520嚴重的流血衝突，我都在現場記錄農民抗爭影像。

1988年3月13日，我與輔娘廖紫妃結婚，我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請幾天婚假，總編輯謝明達說，「整個編輯部就只有你一個攝影編輯，過幾天有一個316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第一次反美示威遊行，需要你回來幫忙拍照。」因此，我們連去蜜月旅行的機會都泡湯了。

美國水果開放進口後，首當其衝的就是以生產柑橘、蘋果、梨子等水果為主的台中縣山城地區的農民。抗議行動由山城、南投、新竹農權會主辦，3月16日上午9點，由林豐喜、王昌敏、胡壽鐘等人，率領5千多位農民北上，在建國南路信義路口的高架橋下集合，以「台灣不是美國殖民地」為主題，發動大規模「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的示威抗議。當時我就揹著2台相機，跟著農民走在美國在台協會、國貿局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抗議遊行隊伍中。

這場316農民抗爭運動中，許多街頭運動的朋友與公職人員，看到我在街頭拍照，紛紛過來跟我打招呼，他們也顧不得身上沒有紅包袋，硬是要塞錢給我，祝我新婚快樂，我很難推辭，我回到家向紫妃說，「哇，我身上竟然有2、3萬現金。」

520農民事件在街頭救人

1988年5月20日發生在台北街頭的520農民事件，原本是農民上街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執政的國民黨卻指稱上街的是「假農民」，從白天到晚上，警民持續了19個鐘頭的流血衝突。深夜時分，要求「和平、放人」的大學生，在靜坐中遭到憲警無情地鎮壓，被警察押進台北市城中分局的人也慘遭刑求。這場「520農民請願活動」，成了台灣解嚴後最嚴重的街頭流血抗爭事件。

我當時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擔任美術編輯與攝影工作，我與雜誌社總主筆林濁水、陳啟昱、朱容徵等同事，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1988年5月20日上午10點，由「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簡稱雲林農權會）」所發起的農民請願活動，在總指揮雲林農權會會長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以及總領隊李江海的帶領下，來自雲林、嘉義等10個縣市的農民數千人北上，在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集合，以農民的「七大訴求」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等，遊行示威抗議。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當遊行隊伍走到立法院後，詹益樺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橫匾，那時我就在他的旁邊。當時國內3家電視記者台視、中視、華視與《聯合報》的攝影記者，絕不敢站在群眾這一邊，只敢站在鎮暴部隊後面拍照，我們這些與群眾站在一起的攝影記者反而勇往直前，衝到抗爭隊伍前面拍攝紀錄，因而比較能拍到珍貴的畫面。

在場的許多街頭攝影記者跟我比較熟，因此詹益樺要拆招牌前，特別把我拉到旁邊，吩咐我說：「小邱，我想要拆下那塊立法院招牌，可以請他們不要拍照嗎？」我當時告訴其他現場的攝影記者：「大家請幫忙，不要拍詹益樺好嗎？他怕會成為警方蒐證的犯罪證據，詹益樺會被抓去關。」當時詹益樺正在拆立法院招牌的照片畫面沒有人拍，立法院招牌掉下來的那一刻，我們才拍照。

「大家請幫忙，不要拍詹益樺好嗎？他會被抓去關。」立法院招牌掉下來的那一刻，我們才拍照。圖／邱萬興提供

其實，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警方噴出的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一套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傍晚7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20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夕，我與黃嘉光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我看到一隊鎮暴警察衝過來要上宣傳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略有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我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8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民進報》編輯同事，林濁水與就讀台灣大學社會系陳啟昱、台灣大學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學生的靜坐行列，要求警方放人。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霹靂小組的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上，傷勢非常嚴重。我當時見狀，也顧不得拍照了，我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那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我的衣襟都染的血紅了。

我在城中分局前遇到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我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室包紮傷口。我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頭上的血卻一直冒出來。急診室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車禍求診的病患、還有衝突受傷的群眾與員警，我記得當時有一位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察。朱容徵的傷口才剛縫好、頭部才剛用紗布包紮好，稍微有清醒，我才放心多了。沒想到那位警察就趨向前來。「看到那個警察往我們這裡走來，他問我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做筆錄，哪管他急診室醫生交代，我還要帶受傷的朱容徵去做x光腦部檢查，我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帶回我在台北市富陽街的住處，請新婚的輔娘紫妃幫忙照顧受傷的同事朱容徵。

親自上法庭作證

我有2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第一次是為了1988年1月29日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2、3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台獨案。《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我當時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我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為我的幫忙出庭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520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2個月之久，還好，出庭時，有我的證詞與謝長廷、陳水扁律師的辯護，才得以無罪開釋。

520農民事件後，我幫忙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與社運團體設計聲援傳單，當時我跟《民進報》接任的主筆劉一德說：「總編輯的牽手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我們的好友黃嘉光都在獄中受苦，我們要提高抗爭訴求。」我提議策畫一個「520小時接力靜坐」的抗議活動，在立法院前「靜坐抗議」要求警方放人。當時正值炎熱的盛暑，後來參與接力靜坐的同志陸續遭到台北市城中分局執行7次的強制驅離。

2016年12月，我和自由作家邱斐顯一起去台聯黨訪問黨主席劉一德。訪問結束後，我們聊起28年前共事的許多回憶。當下，我被台聯黨主席劉一德消遣說，「小邱，你知道嗎？6、7月是台灣最熱的時候，根本不適合作長期抗爭，我們帶著斗笠，日正當中坐在馬路上，快要熱死人了，還好有警方不斷的強制驅離，我們最後才有理由進入另一階段的聲援活動。」

1988年7月起，民進黨國大黨團開始在台灣各地的警察分局前抗議，分別前往台北市城中分局、台中市警察分局、雲林縣斗六警察分局、高雄市警察分局前靜坐抗議，舉辦聲援「520農民事件」，抗議憲警暴行靜坐活動，我都跟著民進黨國代攝影記錄，製作聲援傳單。

我和父親在馬路上數星星

我的父親不識字，一生在貧困中渡過，不曾出外去旅行，最遠只到過17公里外的中壢市區採購打鐵用具。我的哥哥們都在台北工作打拼，但我父親也不曾離開家鄉到台北旅行。父親只從事一個工作——「打鐵」，不管是春夏秋冬，父親在家裡總是穿著一件短袖內衣。我不曾看過父親穿過外套，因為家裡的打鐵舖，像火爐一樣熱與溫暖。

我永遠記得夏天時，家裡的溫度太熱了，我小時候就和五哥、父親，將家裡的木板床抬到老街的馬路邊睡覺。我很想念那個時候與父親在馬路上數星星的日子。雖然父親不曾牽著我的手一起去旅行，也不曾和我合照過，但是，農忙時，我喜歡跟著父親和母親一起幫農民割稻、插秧。父親告訴我說，「我們幫助農民，他們也會來我們家的打鐵舖採購農具。」我才真正了解農民辛勤耕種後「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我敬愛的父親，母親和二哥、三哥都在天上與你團圓了。感謝您的養育之恩，我在2017年的父親節過後，書寫完成一篇紀念您的文章，感謝您為家庭的付出。

資料來源：
簡明仁，《漫漫牛車路：簡吉與臺灣農民組合運動》。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簡吉獄中日記》。
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自治的夢想》卷一。
邱斐顯，〈民主運動  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收錄於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