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政5月16日遠去另一個世界，我在哀傷追悼的悲痛氣氛中，陡然思想起我與「南葉北鍾」的人生互動經驗，以及由他倆衍生的一樁台灣文學界懸案，遂乘著有些記憶還不是很模糊，牽扯的一些人、事、物更有蛛絲馬跡可尋時留下記錄，以利有心人追查真相時，不致有「船過水無痕」的喟嘆！
台灣的政治生態，果真存在所謂「南北戰爭」的樣態嗎？中國當局和共產黨同路人，長期來一直視北部地區為泛藍「大票倉」，南部地區是泛綠的大靠山，但2020年總統大選蔡英文拿下八一七萬張選票，明確已戳破北京居心叵測炒作的「南北戰爭」迷思。
早在1982年開端，居心叵測人士，其實也很有計劃地在台灣文學界渲染、炒作「南北戰爭」的概念，對此，許多所謂「中國派」人士都言之鑿鑿，甚或還上北京「告御狀」，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台灣派」人士對此的反應，一貫是嗤之以鼻，從未把這些「謠言」當正經事，「中國派」人士的雷聲開始時很大，最後只能以「雨點小」自我解嘲。
2014年間有個場合，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和文化統戰高端的台港文學研究專家古遠清，曾當面向我求證「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的真相，我雖然花了不少心力向其詳細說明事件始末，但他最後還是認為我是「單方面的說法」，因為包括當事人陳映真都証實「確有此事」，說法與我相差很大，他寧願相信那些「中國派」人士的說法。
「台灣文學界南北分裂？」的引爆點，在於知名小說家陳若曦返台的一場餐會和座談會，當時民眾日報刊出的座談會記錄，特別標記了一個大「？」，但後續的渲染者和炒作者，卻將「？」換成「！」因而衍生了「一丈差九尺」的蝴蝶效應。
陳若曦為「叛亂犯」請命
對於陳若曦這個資深的旅美作家，九O年後的年輕人恐怕不會有很深刻的印象，或許有些人還會直接問：她是誰？她是從台灣出去美國的留學生，一度隨老公返回中國「報效祖國」，只是遭遇了很不好的際遇，因而倉惶離開中國回美國，1980年代間她發表《尹縣長》一書而爆紅，由於書寫的類傷痕文學，頗合蔣政權的口味，又因「政治正確」而被主流媒體捧為「反共文學」的新樣板，孰料，美麗島事件後，她卻帶著海外人士的簽名請願書，謁見當時大權一把抓的蔣經國總統，為「叛亂犯」請命，要求進行公開的審判，讓執政當局頗感進退失據。
1982年陳若曦返台的「接風」餐會，原本是主流媒體的二大報主辦，不知是否接到了執政者的暗示，兩大報突然宣佈撒手，國民黨文工會主事者轉而找到《民眾日報》，拜託鍾肇政出面接待，由於內部操作的必要，餐後順便辦了個座談會，面對鍾老大，陳若曦當面表示，她在海外聽到了台灣文學界分裂和「南北戰爭」的傳言，她認為台灣文學界對「在台灣的中國作家」陳映真相當不友善，她呼籲「南葉北鍾」重量級的文學界領導人，應該站出來幫陳映真平反，還他一個公道！
對應於政治上的「南北戰爭」，中國文化統戰部門早已對台灣文學界生態定了調，他們瞎扯表示，台灣文壇存在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是以台北天龍國為基地，在都市現代化的導引下，延續中國文學的傳統，創作具有鮮明中國意識的作品和色彩繽紛的都市文學，二是以南部地方為主的《台灣文藝》、《文學界》、《台灣新文化》、《文學台灣》為基地，延續鄉土文學的傳統，用異議和在野文學特質與帶有泥土味的「方言」創作小說、散文、現代詩，書寫所謂「台灣民族文學論」、「獨立的台灣文學論」云云。
鍾肇政立即以幽默語氣表示，葉石濤是「南葉」被歸入「南部」殆無疑義，但他長期辦《台灣文藝》，家住桃園龍潭，被稱為「北鍾」，寫作風格與台北一些人風格不同，難道也要被劃入「南部」版圖嗎？他認為所謂「南北分裂」定義太籠統了，也與文壇的實際生態歧異很大。
陳映真挑戰台灣文學界
經過與會人士詳細說明，陳若曦終於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陳映真個人的問題，他如唐吉訶德一人一劍，挑戰整個台灣文學界，但「南葉北鍾」基於愛惜人才，鮮少對陳映真說重話，反而一再告誡年輕的文藝人士，不要以情緒性語言攻訐陳映真云云。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在高雄引爆時，我剛好在陸軍一五八師服預官役，駐地從屏東潮州、高雄大樹、九曲堂等地，1980年前後，又輾轉移駐到高雄橋頭國小後側的營區，離在左營勝利路住居的葉石濤大師，因為近水樓台而有許多互動。
當時公賣局賣的平民煙草是「新樂園」，部隊則每個禮拜配發預官排長一條「舊樂園」，相較於「新樂園」，「舊樂園」既無濾嘴，且勁道猛烈、濃厚，我順手拿一條煙當伴手禮，帶到左營勝利路，葉老一見到就眼睛發亮，說他哈很久了，市面上又買不到，因而要求我每個禮拜都到他家報到，當然不能兩手空空，但他又嚴禁我去採買任何禮物，他再三強調只要「舊樂園」。
出入葉老家兩、三次後，我要離開葉家時，就被葉太太堵在樓梯間，她嚴正警告我不准再帶煙來，否則就翻臉把我趕出去。恰巧隔一個禮拜，我在營區有事無法外出，孰料，過了休假日的第二天，一大早葉老就找上門，痛罵我讓他花了不少計程車資（葉老曾在橋頭國小教書，所以熟門熟路 ）。我當面提起葉太太的警告，他訕訕表示不要介意，他太太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立即從阿兵哥身上搜括了一些「舊樂園」給他，他才面帶微笑回家。
當時，剛好，跟我頗有私交的小說家宋澤萊，在創辦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上撰文批判「老弱文學」，並對許多文壇前輩因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心中常有「警總」作祟，而不敢直接高舉「台灣文學」大旗，往往以「鄉土文學」替代，他大力撻伐、猛暴砲火在文壇掀起「軒然大波」，在葉老家中許多文藝青年相當憤怒，在座的我很快就掃到颱風尾，儼然成了眾矢之的。微妙的是，葉石濤反而出面幫我轉圜，只是叮嚀我把宋澤萊找來高雄，他想當面跟他溝通。
大約兩個禮拜後，我順利找來宋澤萊，並陪他到葉老家中。我倆原本是帶著「聽訓」的忐忑心緒，只是見了一面，葉老卻是談笑風生，幽默表示，年輕人應該多想想如何承擔責任，把該做的事情，做得更好，而不是怨天尤人，責怪前人做的太少，或做的不夠圓滿和完美。
同時，陳映真撰寫長篇大論，高舉「民族大義」的旗子，攻訐葉的「台灣鄉土文學史觀」，是所謂的分離主義和台獨論調，當然也在南部文壇掀起「大風暴」，但葉老也是一再要求大家不要「砲口對內」，畢竟在獨裁高壓的國家體制下，文人都是弱者，手無縛鷄之力，過度反應只會給予統治當局分化、壓抑的口實而已。
後續與葉老密切互動，雖然只有兩、三個月時間，但我在葉老諄諄教誨、耳提面命下，真的是一生受益良多。例如，他強調一個合格的文學評論者，一定要有悲天憫人之心，要對作品負責，不能人云亦云，必須有獨特的見解，而對他人批評，也要虛心受教，不可自以為是、目空一切。對於當時宋澤萊、陳映真的猛烈砲火，葉老也以言教和身教，親自演示了「長輩風範」。葉老意在言外指出，沒有國家體制暴力和公權力加持，那些攻訐、論述都是「千江有水千江月」，船過水無痕。
除了分離主義的指控，陳映真還對所謂的「皇民文學」窮追猛打，葉老認為那些老傢伙都是受害者、弱勢者，不是加害者，而且是特殊時空中的可憐之人，何忍再對他們苛責？相對於蔣家政權高壓統治下的「反共文學」、「樣板文學」等等，他們在現實上更沒有什麼「政治利益」可斬獲，生活也十分艱難困頓，同為弱勢何必急相煎？
在餐會中陳若曦咄咄逼人的質疑，鍾老大為了展現個人高度和「長者風範」，當然不能「口出惡言」，但由於我和「南葉北鍾」有較深的互動，因而我自告奮勇向陳若曦表示，鍾肇政有許多話不方便說，但會後可找個適當場所，我再向她說明。初始時，她看我年紀太輕，臉上表情猶疑，在一旁的鍾肇政立即點頭背書，她才欣然允諾。
陳映真的確在個人生命旅程中遭遇「政治迫害」，1968年間的「民主台灣聯盟案」，陳映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移送台東泰源監獄和綠島山莊服刑，1975年蔣介石逝世百日獲得特赦，得以提前三年在1976年出獄，重返台灣社會。
陳映真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不過是找志同道合的好友，讀一些「禁忌」的書罷了。悲哀的是，他這一群好友中有人當了「告密者」，陳映真的正式罪名是「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現在的時空看起來是很荒謬，但他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受害者」。加害者是蔣政權，與台灣文學界不相干。
鍾肇政鼓勵陳映真繼續創作
對陳映真這個有才華的年輕後進，鍾肇政很早就注意了，出獄後，鍾肇政很快連絡上他，鼓勵他繼續拿起筆創作，陳映真表示，恐怕他的作品沒地方發表，鍾肇政則豪邁回他：「我負責刊登，你放心寫！」1978年陳映真完成三萬字類中篇「夜行貨車」，便是發表在《台灣文藝》第五十八期，鍾肇政且推薦其參加「吳濁流文學獎」，翌年在「南葉北鍾」一致肯定、支持下，陳映真果然勇奪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也奠定陳映真重新活躍台灣文壇的堅強基石。
我當面向陳若曦強調，她站在蔣經國面前，為美麗島事件的「叛亂犯」請命，台灣文學界對其勇氣都相當欽佩，但許多事情還是「理未易明，事未易察」。如台灣學術界、文化界就有很多知名人士曾公開連署，購買報紙廣告，指控相關的「叛亂犯」是暴力份子，恣意攻訐、暴打執勤的警察、憲兵等，但事實真相果真如此嗎？海外人士口耳相傳指控台灣文學界打壓、排擠陳映真，背後隱藏何玄機，確實值得追究和探索。陳若曦此後對此議題雖然沒有再多發言，但中國派作家和別有居心叵測人士卻流傳了不少「小道消息」、「路邊社內幕」！
2014年間，古遠清教授一見面也是立即提出「南北分裂」的敏感問題。我把我所知的「事實真相」說出來，但他從頭到尾都質疑，因為這些說法，與他過去聽到的，以及陳映真當面告知他的，都不同。難得的見面會，我也提出一些敏感問題。
問：有人說，陳映真是海峽兩岸第一人，以你研究文學史的事業眼光看，陳映真在將來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會有很大的歷史地位嗎？
古：說這話的人，不懂文學，也不懂中國。陳映真寫的是「台灣經驗」，北京也出版了陳映真的書，但讀者迴響不多。還好，這是「政策性」的出版品，否則，老闆一定虧很大。你們寫台灣文學史的人，應該給陳映真適當的歷史定位。中國文學史頂多在講「台灣經驗」的部份，提幾句罷了，不會有很大篇幅談陳映真！
陳映真的作品，未被收入前衛出版社的「台灣作家全集」中，而收入全集的不少年輕一代作家，文學成就明顯不如陳映真，這也是古遠清對我的一再質疑。
就事論事，在台灣文學界中，我的成就實在登不了大雅之堂，我能出任「台灣作家全集」的編輯委員，「南葉北鍾」的牽成、栽培意味較多，而我在其間也幫鍾肇政做了不少跑腿的事。例如，黃春明、陳映真等戰後第二代作家，原本也是被列入全集候選人，只是最後的協調不順利，黃春明和陳映真綁在一起，主動拒絕被納入全集中，而不是出版單位排擠他們。
透過多重管道進行協調，卻都無功而返。稍後，召集人鍾肇政直接授權我去找黃春明、陳映真。先接觸的是黃春明，他表示對「台灣作家全集」的出版，他個人樂觀其成，也有參與的意願，只是他的作品不多，又有版權的困擾，只能慢慢處理。鍾肇政聽了我的協調報告，立即找到遠景出版社老闆沈登恩，問他處理的意見。經過折衝，沈登恩承諾他出版的黃春明和陳映真小說，只要被選入作品集不超過三分之一或超過太多，他都可以促成作家全集的出版。
只是，我向黃春明回覆時，他表示，陳映真對作家全集的編選有很多意見，而他個人會與陳映真綁在一起，只要陳映真點頭，他就參與云云。
跟陳映真協調、折衝多次，他提了最後一個條件，就關閉了協商大門。我跟鍾肇政報告陳映真的條件，那就是全集改為「在台灣的中國作家全集」，鍾肇政聽後沉默了約一分鐘，語氣嚴肅說：「我們也是有底線的，那就不要再協調了，追求台灣文學主體性是我們至高無上的信仰，沒有任何後退、妥協餘地！」
「南北戰爭」的論述基礎，建構在「南葉北鍾」和台灣文學界排擠、打壓陳映真的事件上，但從我個人的經驗和「南葉北鍾」一貫提攜陳映真不遺餘力的歷史事實中，那些渲染、炒作，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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