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1973年3月29日，黃照夫在法國巴黎刺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工會的代表滕永康失敗。本文為陳增芝小姐所撰寫，黃照夫先生《獄中書簡》的導讀之三。
有期徒刑5年！真是讓人嚇了一大跳。已經被羈押一年多，在獄中渡過30歲生日的黃照夫，原本有付出更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出庭前也曾在獄中寫給友人的自述中提到：
「……冒這些危險，是我不想，但也不能避免的。也許有更好的方法，但我還沒想到。我也知道革命需要耐性，但我認為這個行動是必須的。
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人去犧牲，為什麼不能是我呢？我的犧牲是愚鈍而無價值的嗎？我也知道我逃走的機會很少，所以這個行動可以解釋為自殺性的。
我傷害這個人，不是因為他出生於中國大陸，而是因為他為了個人利益，從事迫害台灣人的工作，是台灣人的敵人，而台灣人還沒有法律制裁他，所以我冒各種危險去執行。其目的在維持正義。
我希望這件事情，對這個人是一個教訓，對其他的敵人是一個榜樣。其政治效果我不能預料。我現在在牢裡，我的前途我也不能預料。
我觸犯法律，出於不得已。但我心甘情願接受法國法律處罰。對帶給法國人的麻煩，我感到抱歉。」
黃照夫公開行刺國民黨駐法總書記滕永康的司法案件，一年多來，幾次的偵查庭與準備庭之後，1974年秋天，巴黎法院正式開庭。不愧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發表「人權宣言」的國家。僅僅一次的開庭，就做出最低刑期的判決。
黃照夫在台灣知道太多政治案件與人間悲劇，帶著覺悟付諸行動，沒想到在自由民主人權的異國，竟得到法官與陪審團的同情。接下來，刑事部份直到定讞為止，國民黨沒有再提起上訴。
或許是法籍律師給國民黨的專業建議，再上訴的結果可能還是一樣；或許是法庭上，歷史學教授口中陳述的國民黨政權，極為不堪但偏偏都是客觀事實。猶如21世紀的北韓政府，要向自由世界辯解不是獨裁政權一樣困難。
法籍人權律師並不意外最低刑期的判決，但很意外國民黨連民事賠償也放棄追究。這個轟動台灣留學生與同鄉圈之間的案子，在司法鬥爭的部份，就這麼結束了。
彭明敏脫逃成功！激勵台灣內外三起事件的勇敢青年們
1970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起仆彼起的獨立運動，大多已陸續完成建國；東西對立緩合，國民黨政權原本憑恃美國，而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的席次，已經風雨飄搖，但台灣人民仍活在恐怖戒嚴體制之下。228屠殺已經過了23年，倖存的人民看似噤若寒蟬，其實不甘繼續苟活的熱血青年所在多有。
1970年2月8日，台灣內部發生「泰源烈士起義事件」，兩個多月後，隔著太平洋的美國，發生台灣留學生黃文雄，與妹妹黃晴美、妹婿鄭自才共同策畫，但行動失敗的「424刺蔣」。三年後，遙遠的歐洲，又發生黃照夫單獨一人行動「329割喉事件」。
台灣內外三起事件的台灣青年們，年齡相仿，相互間沒有任何人脈網絡的關連，卻做出意志如此一致的行動。每一個勇敢的台灣青年，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連動著那個世代有尊嚴的台灣知識青年，共同懷有的悲憤與意志。
而這三起事件的最源頭，其實應該要從彭明敏教授，奇蹟式逃脫特務監視，成功於1970年1月4日抵達瑞典說起。這個消息震憾也振奮所有海內外反抗國民黨的台灣青年，甚至人在監獄裡的政治犯，因而有泰源烈士起義事件。
亦即，關在台東泰源監獄的青年政治犯，因為彭明敏逃脫消息的激勵，企圖聯合台籍士官兵約50人，以及台東原住民知識青年等共120餘人，計畫奪取陸軍輕裝師武器、占領廣播電台以及台東的海軍軍艦，聯合原住民在山區打游擊，發動全島革命。
「台灣獨立了！把槍交出來！」江炳興對著換班的監獄衛兵大吼。那天，農曆大年初三，監獄戒備鬆散，根據計畫，還有其他意志相同的受刑人與監獄人員，負責趁衛兵換班時迅速劫獄。
之前早已利用外役機會，聯合當地教會、原住民等百餘人，說好將發動山區游擊。原始計畫是在攻佔廣播電台後，播放早已預錄的台語、客語、原住民多語版本「台灣獨立宣言書」，號召各地響應這起武裝革命。
但是，刧獄失敗，革命被迫終止，起事的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鄭正成等6人攜械逃亡山區。警備總司令部直接接管泰源監獄，動員大量軍警搜捕，半個月內6人陸續遭到逮捕。
嚴厲拷打刑求之下，每個人都按照當初沙盤演練，萬一任務失敗的說詞，江炳興堅稱整起抗爭是自已一人策劃，其餘都是非自願的「人質」，此外也絕口未供出其他當初共謀起義的百餘人。
除鄭正成之外，其他5人遭集體槍決，鄭金河在行刑前說：「台灣如果沒有獨立，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恥辱」。江炳興事先遺書寫著，「……我們在一切希望都消失時，只好正告國際人士，我們並不缺乏勇氣，我們並不貪生怕死……」。
海外台灣青年當然無法知道泰源事件，但是兩個多月後，同樣也是受到彭明敏逃脫事件的激勵，而有「424刺蔣案」。但是，黃文雄開槍時遭到美國國安人員牽制，子彈飛越蔣經國頭頂，射向飯店的旋轉門。
當時隨即被壓倒在地的黃文雄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個台灣人一樣地站起來）」。鄭自才上前救援，也被警棍擊倒在地。兩人被押進警車時，仍不斷用台語與英語高呼「台灣獨立萬歲！」
刺蔣的槍聲，再度瞬間激勵海外台灣人反抗國民黨的士氣，即使美國法院開出無意讓兩人交保的天價保釋金20萬美元，但是海外台灣人的捐款如潮水般湧入，短短一個月內高達13萬美金，更有人不惜慷慨抵押房子湊足保釋金。
如此的團結與慷慨，震憾國際媒體與國民黨政權，見識了台灣人團結反抗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強烈意志。即使是21世紀的今天，這都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當時匯率約1比40，台灣人每月薪資僅約台幣1千元左右。
黃文雄起身遭美國警方挾制之下，仍奮力突出胸膛的年輕身影，成了翌日紐約時報的頭版照片。這張照片沸騰著那個世代台灣青年的熱血，呼應著江炳興遺言，「正告國際人士，我們並不缺乏勇氣，我們並不貪生怕死」。黃照夫也在寫給友人的書信裡提到：
「……現在行動表現，就是將來的歷史。群眾創造歷史，台灣人要扮什麼角色？對付中國的威脅，並不是吻蔣介石的腳底，就可以得到解脫。台灣的將來，靠台灣群眾的表現決定。沒有一個國家是絕對安全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冒險事業。」
義無反顧！守護天使候錦郎
黃照夫靜待正式開庭，羈押長達一年半期間，不捨讓黃照夫孤單的張維嘉，從未放棄每個月僅有一次的探視，但其間，書信仍是兩人最重要的連繫方式。黃照夫曾在信中寫說：
「你的熱心幫忙，我非常感動。我當然知道你個人的能力有限，其他幫忙我的人，我也知道為什麼，同樣感激。關於律師費，我從來沒有問過你多少錢，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認為你給我的幫忙是理所當然，而是我無法知道何時能還你這筆錢」。
黃照夫自始帶著覺悟，孤身一人付諸行動，原已不敢奢望未來人生，也從未預想被逮入獄後，將會是什麼狀況，在信中如此感激著張維嘉與所有提供協助的台灣同鄉。
「說起來，真的非常感謝我的法國岳父，因為他的關係，為黃照夫辯護的人權律師完全沒有收半毛錢，連車馬費都沒有。出庭作證的歷史學教授，跟我們一起搭計程車上法庭，連計程車錢都是他付的。」張維嘉多年後受訪，再三感謝律師與教授的義助。
判刑確定，黃照夫再度移監到巴黎北方，車程約60公里的監獄，不知是法籍岳丈的關係，還是法國司法系統也同情這個政治案件，這是個醫療性質的監獄，整體環境比一般監獄舒適。唯一缺點就是比較遠，車程約需一小時，來回就是兩小時。
高興的是，判刑後探視改為每週可以一次。在寬敞如交誼廳的空間裡，有許多隔開而獨立的小桌子，各自坐滿著探視與被探視的人。在異國的監獄裡，可以輕鬆邊喝咖啡邊聊天，更是黃照夫唯一可以講台語，一解鄉愁的的珍貴時光。
「會面時間只有一小時，每次快結束時，我都強烈感覺到照夫的依依不捨，所以，我都遵守預約的時間，絕對不敢遲到，深怕會面時間因為遲到而有所減少。」
1976年春，黃照夫因素行良好，依法獲得假釋，但因為是刑事案件的外國人，法國政府在假釋的同時，又發出「驅逐令」。為了不讓黃照夫遭到遣送台灣，張維嘉極力奔走鄰近國家尋求政治庇護，但都因為是刑事案件的假釋犯而遭到拒絕。
出手解決的，還是法籍岳父，帶著「驅逐令」，親自去遊說法國內政部主管外國人居留業務的中階主管官員。最後解決之道，是拜託位於墨蘭（Melin，巴黎南方約50公里），一位露營莊園業者的朋友，給予黃照夫「工作證明」，藉此取得繼續居留的資格。
黃照夫受制「驅逐令」，必須每年定期申請居留許可，而這個居留許可又受制兩個條件，一是必須取得雇用機會；二是這個受雇的居住地點，必須距巴黎市中心50公里以外。
其間還曾因為被警方發現黃照夫，違反限制居住的規定，被張維嘉偷偷帶到巴黎參加同鄉會，致使有一年申請居留許可時，遭到警方說要「慎重思考」。
「他孤單一人在法國，又限制居住地，再不讓他偶而見見台灣同鄉，豈不是要逼他發瘋？」張維嘉以人道理由，向法國警方據理力爭，幸好最後獲得警方的認同。
1978年左右，張維嘉為了台灣獨立組織運動，必須前往北美洲，但是卡到黃照夫必須有人處理手續繁雜，程序冗長的居留許可申請，因此特地委託留學巴黎多年，一直很關心黃照夫的侯錦郎、侯美智夫婦接手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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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黃照夫申請「政治難民證」的台灣旅法藝術家侯錦郎自畫像。圖／陳增芝提供[/nop]
侯錦郎，1937年出生嘉義，年長於張維嘉、黃照夫，屬於親自見聞228事件的台灣人世代。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受教陳慧坤、李石樵以及廖繼春等大師，並學習後印象派如立體派、野獸派等畫風，一直是各項美展的常勝軍。
黃照夫案發的1973年，侯錦郎正好自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取得博士學位，這時他已是非常受到法國文化界敬重的藝術鑑定專家。
「侯錦郎是人格非常高尚的台灣人，我知道他家境非常清寒，剛來巴黎留學時，還曾住在巴黎的貧民區，美智跟他吃了很多苦。為了台獨運動，好幾次還熱心要寄付（捐款），都被我拒絕擋下。他的經濟狀況，直到取得博士學位前後才有一點改善。」
侯錦郎接手後，更進一步極盡所能為黃照夫申請「政治難民證」，而奔走於法國政府相關單位之間，沒想到竟然獲得通過，並正式發公文給黃照夫，通知同時解除「驅逐令」與「限制居留令」。
「這真是神通廣大，搞不懂侯錦郎究竟是怎麼辦到的，但我想政治難民證的獲得通過，應該跟法庭判決黃照夫最低刑期的政治動機，有直接的關聯。無論如何，我相信這奔走的過程，不是那麼容易，侯錦郎一定費盡千辛萬苦。」張維嘉由衷敬佩侯錦郎的努力與付出。
黃照夫收到公文，看到白紙黑字寫著同時解除驅逐令與限制居留令，興奮到當天就辭掉工作，搬進巴黎。獲得完全自由之後，在巴黎又有留法學生楊樹煌的經常陪伴，消解黃照夫身在異國的孤單與鄉愁。
楊樹煌，畫家，1948年出生於台中烏日，赴法留學那年剛好發生黃照夫事件，1979年獲得法國巴黎第四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因為關心台獨運動而成為黑名單，直到1994年才獲准返台定居。
但最令人不勝噓唏的是，1984年侯錦郎在學術專業的高峰，不幸罹患腦瘤，開刀無數，在妻子侯美智堅強與無微不至的照護下，共同與病魔纏鬥奮戰，並為復健而重拾畫筆，直到2008年辭世。
「在海外共同為台灣奮鬥的朋友裡，有三位我敬重為聖人級的台灣人，就是侯錦郎、王秋森、鄭紹良。侯錦郎是非常聰明優秀的人，但終其一生，過的幾乎都是苦日子。美智更是了不起的堅強女性，侯錦郎的人生幸好有她。」
黃照夫終生感念侯錦郎真摯的付出，更感激侯錦郎為他奔走申請「政治難民證」的盡心盡力。台灣人最高貴的善良天性，映照在天涯淪落人黃照夫的際遇上，更加令人感動。
直到2004年黃照夫才悄然返台，聽說，幾年前還經常為了工作，往來於台北與巴黎之間。隨著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黃照夫的名字經常會出現在歸國名人的回憶錄或海外台獨運動的歷史資料裡。
只是，黃照夫的人生，似乎一直停格在1973年春，遙遠而浪漫國度裡，那個露天咖啡座上，猶如迅雷般的驚天一刀……。
※本文轉載自【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