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數位時代，看過活版印刷的人不多了。早期的印刷流程是撿字→排版→製版→印刷；稍具規模的業者，撿字之前還有鑄字（依字體大小來澆鑄鉛字）。位於嘉義市新榮路的豐益印刷廠，至今仍保留完整的活版印刷機具（包括8台鑄字機、25萬枚鉛字），嘉義市文化局計畫登錄為「一般古物」。該廠是從羅印務館分支出去的。羅印務館鼎鼎有名，1970年代最暢銷的勵志經典——鄭豐喜的《汪洋中的一條船》，就是由該館承印。
陰錯陽差：反共傳單，變成反動印刷
然而，白色恐怖無所不在，就連印刷業者也不能免，羅印務館就是一例。1949年的一起「文字獄」，一口氣抓走三個人，包括老闆和員工。這起案件，比起1952年的台北「大安印刷廠案」，雖然規模較小，但荒謬過之。
根據官方檔案和民間資料綜合推敲：1943年，羅安國、羅安靜兄弟在嘉義鬧區的民生路，共同創辦羅印務館，並經營盛進印務局。印務館是公司，印務局是工廠。後來兄弟分家，羅安國在1956年遷至新榮路，另設豐益印刷廠；羅安靜卻似乎從此「安靜」了，默默無聞，彷彿從印刷界消失。箇中原因，就是與文字獄有關。
1949年10月1日，嘉義市舉行「反共保民動員大會」。會中安排一個節目，是由空軍駕機散發反共傳單，掀起活動高潮。活動前一天，主辦單位「嘉義市反共保民動員委員會」先趕往民生路，向承印傳單的羅印務館取件，打算趕往嘉義水上機場交給空軍。取件時，不看還好，一看臉色大變：
「擁護蔣總裁匪亂到底！」
說巧不巧，這天剛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喜日子。「毛匪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本日成立了！」這是「毛匪」鬥爭「蔣匪」所取得的空前勝利。這張傳單把蔣總裁連上「匪亂」，宛如隔海遙慶新中國的誕生，很難不讓人起疑。
其實，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國民黨戰後從劫收到二二八，貪婪凶殘，作風與土匪無異，稱這個土匪集團的領導者為「蔣匪」，倒也順理成章。但這場活動是「反共保民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委員會主席是謝掙強市長，成立大會主席是嘉義市戒嚴司令邱希賀，全市黨政軍各界都要出席。在這國民黨的場子，真的把傳單撒下去，保證很多人都會「失蹤」，委員會更是吃不了兜著走。
於是委員會緊急決定，將印好的大量傳單全部作廢，並向上級（台灣省反共動員委員會）呈報；後者認為茲事體大，直接告上陳誠（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檢舉羅印務館兄弟有「通匪」嫌疑。他們認為這是一張「反動印刷」，「顯係奸匪份子暗中詭弄，以遂其陰謀擾亂之技倆」。
這張傳單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其實只有一字之差。原本委員會交代的（部分）內容是「擁護蔣總裁戡亂到底」，結果陰錯陽差，「戡亂」印成「匪亂」，「反共傳單」也就變成「反動印刷」。當時戒嚴不久，全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羅印務館因此事件，立刻陷入風暴；最有可能吃上的罪名就是「為匪宣傳」，刑期7年起跳。
10月14日，陳誠將案子交辦台灣省警務處長王成章，王再交辦嘉義市刑警隊調查。10月20日，刑警隊查明回覆；11月3日，王成章做完處置後，回報陳誠。答案揭曉：根本沒有匪諜！
傳話含糊：一字之差，釀成大錯
原來這份傳單，是由「羅印務館」經理羅安靜承包，在「盛進印務局」排印。盛進號的經理羅建邦（羅安靜之侄）和撿字工人張炎生負責實際作業。筆者根據官方檔案推敲，這張傳單，原本是羅建邦撿字，因一時找不到「戡」字，就先用O替代，變成「擁護蔣總裁O亂到底」。後來事情忙，先擱著，擱一擱可能就忘了。
事件發生當天，羅建邦有事先回家一趟。盛進號只剩撿字工張炎生。當時工廠排滿大大小小的案子，偏偏這張傳單被擱了一段時間，排印進度變得急迫。張炎生看到「擁護蔣總裁O亂到底」，知道要補字。但補什麼字，卻比猜謎還難。急託人回羅家問話。官方檔案謂當時「傳話含糊」，顯示羅建邦對「戡」這個字，可能忘其形而知其意，因此對傳話者解釋老半天，甚至舉共匪為例，「戡亂就是要消滅匪亂」云云，要張炎生自己去找。
傳話者應該帶了滿頭霧水回報張炎生，回報過程可能也是「傳話含糊」。據官方檔案，張炎生當時「工作疲勞」，已然精神不濟；兼以當時「匪」是發燒字，一時誤判，遂將「O亂」排成「匪亂」。一字之差，遂釀大錯。
其實本案並無「奸匪份子」，純係「手民之誤」，而且又沒散發，本可大事化小。但王成章卻把小事做大，認為本案「有擾亂治安之嫌」，因此將羅安靜、羅建邦、張炎生三人「一併解送南部北地區戒嚴司令部法辦」。法辦就要坐牢，坐牢就是政治案件。但他們的名字，並不見於目前已公布的政治案件名單，可見屬於「黑數」。據筆者所知，這類「黑數」為數相當可觀。至於三人下落，有可能羈押數月或經年，也有可能被送去管訓。
這起文字獄還有更深層的面向，跟文化有關。因為從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台灣雖曾有戰爭、有戒嚴、有清鄉，卻沒有「戡亂」。「戡」這個字，對國共內戰打得火熱的中國印刷界，是閉眼都能摸到的字；但對遠離國共戰火的台灣印刷界，卻是生硬冷僻，絕少使用，如果不是深埋字堆角落，就是要重新造字。這一點，恰可解釋本案何以會發生「傳話含糊」的情形。
事實上，正是1949年5月19日陳誠發布戒嚴，才將台灣迅速捲入國共內戰體制，並開始移植關於「戡亂」的一整套宣傳話術、法規制度，以及往後長達40多年的戡亂文化。而羅印務館的文字獄，就是戡亂文化猝然加諸台灣時，台灣人受害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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