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霸權下的台灣如何自我解放？

空軍第七聯隊一架F-5E戰機29日上午在台東執行任務，起飛不到2分鐘不明原因墜落志航基地北面海域，飛行員朱冠甍上尉傷重送醫，經急救仍宣告不治。司令部雖表示，該架戰機是在進行飛行學官基本空中對戰訓練，是一般例行性的訓練，但中共軍機進入台灣西南方空域，自9月16日以來，第27度共機擾台，我空中巡邏兵力必須立即應對、廣播驅離、防空飛彈追監，對空軍弟兄的壓力之大不言可知。

兩岸是否已進入「準戰爭狀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記者會被問及，突然語塞不語，但中共軍機擾台之頻繁前所未見，進入「準戰爭狀態」還要「說清楚講明白」嗎？台諺說：「人家吃米粉，你在喊熱！」雖然沒吃到米粉，如果還知道「喊熱」總仍在「狀況內」；但環顧四周，你的親朋好友，有人在「喊熱」嗎？飛得要朱冠甍上尉的死諫，大家才會醒來嗎？

「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只是一廂情願

「霸權」本來就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只是過去美國把霸權緊箍套在全球的小老弟頭上，這次，美國政客把霸權性格豢養的蠱撒在白宮，撒在美國人自己的身上，就像西漢的「巫蠱之禍」，美國的厄運才剛開始。「霸權」這個術語源自創立「文化霸權」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著作，指一個特定社會內部與統治階級的經濟實踐和活動相關的文化、政治和知識過程，正是通過這些過程，一個階級才得以統治另一個階級。美國要關閉全美的「孔子學院」，其實冷戰時代早就是「文化霸權」的祖師，當年駐在世界各地的美國新聞處，以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政策下，在學術上也處心積慮地推展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試圖於不同學科培養相關學者採取「美國觀點」，在全球政治、軍事、經濟及外交政策上與美國同步，相較之下「孔子學院」不到十來年，就被「看破手腳」，何處喊冤？

非暴力手段獲得的「霸權」才可怕

霸權用在武力上就更加現實。軍事霸權只有權力，不代表對被霸凌一方有甚麼義務。過去，美國的「霸權」除了表現在軍事暴力之上，影響更大的是通過非暴力手段獲得的，如上所述，美國以知識形式的傳播，通過制度允許的方式和話語構成並社會化地建構了規範主體的立場，如教育、法律、新聞和媒體、宗教等話語，以更加分散的方式，通過規範或主導文化思想的傳播。包括教育體制、報紙、藝術作家和通俗作家、戲劇和電影、廣播，以及各種公開會議，包括宗教會議；還在人口中受高等教育者與受初等教育者之間的「對話」關係。通過一整套複雜的滲透過程發生的，因此可將整個過程看作整體，以便積極地干預，並產生最佳效果。如果這種干預是「合理的」，它就將有機地與傳統維繫在一起，而這對文化經濟而言意義重大。每當語言問題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浮現出來， 它總牽涉到一系列其他問題：統治階級的形成和擴大，在統治集團和民眾之間建立更加親密和安全關係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就是「承認」文化霸權。

霸權集團利用知識、資訊和意識形態「價值」 來說服下層建築的人，讓他們接受這些組織體系的倫理或道德真理。霸權決定了所統治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和傾向，構成某種妥協的平衡。換句話說，主導集團會做出某種經濟、企業的犧牲，比如美國要賣武器給台灣，台灣不得不買；美國藥品賣給台灣，台灣討價還價，他就斷貨。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犧牲和這種妥協並不觸及要害：儘管霸權是倫理政治的，但它也必須是經濟的，必然基於主導集團在經濟活動之決定內部核心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統一的歷史就是霸權

在「時間和空間」之中，很悲哀地，「歷史」就是霸權的歷史；也就是說，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統一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一系列成功的「霸凌史」。儘管不必是進步的，決定歷史現實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結構。知識份子都只能內在於霸權的觀念。通過把知識份子肯定和表達的思想加以相互強化，使之成為交織的複雜網路而使現行社會秩序合法化。

霸權是比「意識形態」更寬泛的一個範疇。一個統治集團或階級能夠通過意識形態手段保證人們擁護它的權力；但也可以通過其他手段，比如改變稅收制度，比如施壓提高全民健保費率，使其有利於支持權力的集團；霸權也可以採取政治而非經濟形式，或者通過開創一個相對富裕、使人在政治上緘默，比如中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家生活稍有改善，自然就在政治上成為「乖乖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議會制度」就是這種權力的重要模組，因為它「哺育」了民眾自己管理國家的「幻覺」，哪怕一票一票選出了爛人，來奴役自己。因此，霸權並不僅僅是一種成功的意識形態，也可以區分成為意識形態、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方面。霸權也可寓於文化、 政治和經濟形式之中，以及在非話語實踐和修辭表達之中。

被霸權壟罩的，有機會從霸權中得到解放

誠然，霸權不是一個永存的「美好狀態」。可堪安慰地，它不可能把每一個人都融入在內的構型。因為不同的「歷史集團」的觀念恰恰不同於一個和平的、同質的、統治的階級。因此，被霸權壟罩的，是有機會能從霸權中得到解放。霸權鬥爭只是對一種「漂浮的能力」的認同，這些不同的、「漂浮」的政治計畫持續鬥爭和表述，仍然可以找到開放的空間。美國霸權慣用的手法是把美國定義的「民主」，作為這個「漂浮能力」的幌子來統攝四方，但它的意義本質上是含混的。因為不同文化的民族及國家為 「民主」選定一個佔據霸權的地位，總是臨時的意義。實際上，只要社會的開放性足夠獨立出來或被喚醒，霸權就可能被解放。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迫切需要理解霸權的邏輯和霸權鬥爭的性質，並認識到霸權鬥爭將自行發展其霸權策略，這樣才能重新建構自主性的文化和尊嚴來推翻外加的霸權。

林懷民、許博允對台灣的貢獻居功厥偉

台灣如何從霸權中解放出來？我特別想提兩個人，一個是林懷民先生；一個是許博允先生。林懷民的「雲門舞集」以及許博允的「新象基金會」，前者喚醒了台灣意識的萌芽；後者為台灣開啟國際的眼光居功厥偉。賴和、楊逵、蔣渭水、黃春明等人對台灣文化的自覺雖有功勞，但是林懷民的「薪傳」帶給台灣人的覺醒和感動則是空前的。

「薪傳」喚醒台灣仍身陷「黑水溝」的命運

「薪傳」首演時，正值中美斷交，做為台灣第一齣舞蹈史詩劇，它喚醒台灣人對歷史根源的感動，以及認識身陷國際現實的「黑水溝」的命運。1973年，林懷民以中國最古老的舞名「雲門」為名，創辦「雲門舞集」。這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第一個當代舞團。「雲門」長年海外巡演，以獨特的動作語言，傑出的舞作，精湛的舞技，歐、美、亞、澳各洲兩百多個舞台上演出，獲得各地觀眾與舞評家的熱烈讚賞。令人感動的是「為所有人起舞」是「雲門」創團的宗旨。舞團每年在台灣不同城市舉辦大型戶外演出。每場觀眾數萬，演出時秩序井然，現場不留一片紙屑，西方媒體譽為「地表上最大的舞蹈演出」。

1978年12月16日雲門舞集「薪傳」在嘉義首演。圖／擷自雲門舞集臉書

林懷民說：「從『你們的』到『我們的』，雲門從『跳舞給你們看』，變為『讓我們的生活動一動』，這實在是讓人非常開心，信心倍增的一件事。為了從身體上幫助每個人『認識自己』，雲門以長年創造與累積的舞蹈藝術經驗，開創出『生活律動』、『武術』、『肢體動能』教學系統，期盼每個人從肢體的律動中舞出自己，帶給每個人快樂和自在。讓舞蹈從舞台走下來，回到生活，回到每個人身上。」

「從3歲到88歲，每週一萬多個家庭在雲門教室裡動身體，享受肢體的韻律，也學習傾聽身體的聲音，從容自在的和自己對話。我們希望不分年齡，不分性別，都可以來到雲門教室，和自己的身體做一輩子的好朋友，如同埋下一顆顆種子，讓舞蹈回歸到生活的片段，回歸到每次呼吸的瞬間。這是雲門創立舞蹈教室的動機，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終極目標。」為了教育民眾如何欣賞「雲門」的舞蹈，「雲門下鄉」活動，林懷民帶著雲門的舞者走遍台灣，在民眾面前近距離地，面對面地表演。當年，我在耕莘文教院一樓臨時搭起的舞墊，看著舞者羅曼菲賣力地示範基本動作，林懷民在旁不斷地講解。當年心情的悸動，40年來沒有忘懷。

許博允和「新象」為台灣打開國際文化視野

50、60年代的台灣人少有國際視野，知識分子大多在「美國文化霸權」下，讀讀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宣傳單行本，以及「新潮文庫」的國外翻譯書籍解渴，就算開洋葷了。偶得盜版的歐洲電影就如獲珍寶，到了80年代還仰賴每年的「金馬獎國際影展」一天連三四場不同的電影（看到劇情混在一起），來打開國際文化視野。許博允的「新象」公司，是我們那個世代文化的「救世主」。

「新象」創於1978年，由許博允、邱復生、蔡辰威與樊曼儂共同啟創，成功地挑戰老舊保守規範，打破社會中政治性的禁忌，提供嶄新的國際文化視野。40年來，總計舉辦超過上萬場次的活動，參與的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次，而共襄盛舉的藝術家也逾兩萬人次，在國際上已達成與102個國來往，從民族區分更超過二百個民族以上；共計曾在國內88個縣市鄉鎮150個場所展演；在台灣舉辦超過百場的世界首演。這些活動的舉辦不但促成了豐厚的實質文化交流（輸入及輸出）成果，提昇了國內文化藝術，同時在提昇華人藝術家的國際地位以及保存發揚民族傳統演繹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

「新象」引進台灣的國際藝術團體，遍及全球。包括：亞洲文化、波里尼西亞文化、南美洲文化、加勒比海文化、北美文化、西歐文化、東歐文化、蘇聯文化。除了國際一流的藝術表演，「新象」對本土文化也多所推廣，例如郭英聲（1979）、柯錫杰（1980） 攝影展；楊英風、朱銘、何恆雄、郭清治（1980）、李小鏡（1986）、楊基炘（1999） 室外雕刻展；遊園驚夢 （1982）、棋王（1987）、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1999） 舞台劇。40年來，台灣的知識青年受到「新象」的啟發和洗禮，如今都已步入老年的觀眾，無不對許博允先生和「新象」有無限的感謝。

如何自我解放？喚起民眾建立文化的自信與尊嚴

前述「霸權鬥爭只是對一種『漂浮的能力』的認同，這些不同的、『漂浮』的政治計畫持續鬥爭和表述，往往仍然可以找到『開放的空間』。」這裡所謂「開放的空間」，也許說成「空隙」更傳真。時代會出現像林懷民及許博允兩先生的大有能力及毅力的先知，來帶領大家打破禁忌、優游在文化的間隙中，從傳統與現代之間；從國際與本土之間，發現自我的獨特價值，建立文化的自信心，撫平並走出「霸權文化霸凌」的傷痕與陰影。「雲門」和「新象」薪火相傳仍在台灣繼續努力。而台灣所處的「霸權文化霸凌」於今尤烈，何也？這個世代的台灣文化底子相對薄弱，舊的文化沒接手；新的文化沒上手。或說，接受新的文化，如果舊文化底子不堅實，接受新的文化就難以判取。於今，美國霸權仍然極大支配著全球年輕人的心靈，台灣如何自我解放？無他，必須喚起民眾，建立文化的自信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