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軍人是穿著軍服的公民

高雄市長韓國瑜一席，國家沒軍法就像太監穿西裝，引發社會議論，甚至是反彈。而這也讓人思考，到底在洪仲丘事件後，到底台灣的軍法制度，已不存在？

在1956年所制訂的軍事審判法裡，由於將軍事審判權劃歸於統帥權的一部份，不僅檢、審不分，國防部竟成為最高的軍事審判機關，甚且起訴書與判決書，都須在公告前送司令為核准，而完全反應出一種上命下從的結構，卻無所謂獨立性可言。同時，在審理程序上，不僅對被告的保障極為欠缺，亦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速決之結構，致突顯出軍事審判完全忽視人權保障的一面。江國慶之所以遭冤死，絕對與如此的審判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於1997年，江國慶遭槍決後不久，大法官做出釋字第436號解釋，即否定軍事審判權屬於統帥權之想法，且明確指出，憲法第9條，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之明文，僅指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犯罪有專屬審判之權限。故即便設有軍事審判之專門機關，基於其仍屬國家刑罰權之行使，不僅須有公正與獨立性，且對於其終審法院所為的判決，亦應設有向普通法院救濟之途徑。此號解釋並限期兩年內完成修法。

因此，立法院就在1999年，全面修正軍事審判法，除強化對被告的保障之外，亦將軍事審判改為三級三審的結構。為了符合大法官的要求，在軍事審判法第108條第4項即明文，當事人不服最高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或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死刑、無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亦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以使軍事審判權納入普通法院系統的管轄。

軍事審判權不能逾越司法權

惟如此的回歸修法並不徹底，雖根據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1項，現役軍人只有犯陸海空軍刑法，才須依此法為起訴與審判，軍事審判的範圍已有相當的限縮。只是此類案件，仍須由軍事檢察官為偵查，並向地方軍事法院為起訴，則此等案件從偵查至第二審判決止，就會解讀為是軍事審判機關的專屬權限，而排除檢察署與普通法院的管轄。如此的解釋，或許符合法條的文義，卻明顯有違釋字第436號，明示軍事審判權屬司法權的解釋意旨，尤其若再考量軍事審判法第50條第3項，軍事檢察署及軍事法院仍歸屬於國防部之下，不僅審檢不分隸，且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是否能擺脫軍隊上命下從的關係，而來獨立行使職權，更會受到質疑。

凡此問題，在2013年的洪仲丘案裡，完全顯露無疑，故立法院即經由兩次修法，明文於平時，軍人就算犯陸海空刑法，也是由檢察官起訴、普通法院管轄，僅有在暫時，此類案件才為軍事審判權所管轄。此外，為了防止洪仲丘事件的發生，也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以使對軍人違反紀律的懲處，能夠更為透明、更符合正當程序的保障。

也因此，在洪仲丘事件後，所廢止者，僅是不符合司法正義與人權保障的軍事審判制度，但陸海空軍刑法仍然存在，只是其管轄，由更公開、透明與更強調程序正義的普通法院所管轄。這正代表，現代國家的部隊，除了講求服從與紀律外，更必須講法治與人權，畢竟，軍人除了保家衛國外，也是穿著軍服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