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新文學運動、台中一中設立、台灣民眾黨成立……等重大台灣文化、社會運動，台中都成為文化上看得見的城市。台中文化城的名號是從這裡建立起來的。
當代人的印象中，說台中是文化城，恐怕會是一頭霧水，尤其是二十世紀末，所謂八大行業被趕來台中以後，KTV大火、黑道火併……等重大社會新聞早已讓文化城顏面無光。透過社會事件令人想到的都市內涵，文化也者，純粹是政治人物拿來消費的明日黃花。文化城已不是今天台中人可以順理成章繼承的文化資產，而是待創造或有待創新的文化使命。
從十七世紀初開始，台南有兩、三百年的時間可以慢慢蘊育它的古都文化，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色，十九世紀的八○年代，隨著政治重心的北遷，台北也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得地利之便，獲得政治資源的挹注，快速造就了台北文化。台中是山城，既錯過了早期開發的重點，也在文化資產大挪移的幹道之外──不像嘉義、彰化、新竹，至少在邊陲或道上沾上那麼一點文化餘氣。終清人統治以前的近三百年間，「台中城」都不曾成為縣級的行政中心，「城」是虛構的。誠然，政治不是文化形成或趨向唯一的主導因素，但政治肯定對文化有絕對的影響力，反對和反抗就是很重要的文化驅動力。
台中櫟社 日治時代三大漢詩社之一
代表台中的櫟社的崛起，就代表這種反向驅力產生的文化力量。1920年，林俊堂(林癡仙)、林幼春(林南強)、賴紹堯(悔之)等人發起成立櫟社時，其實就是從另面思考的文化行動。1895年6月，日本領台之後，雖然第一時間就發動日本文化覆蓋台灣既有文化的殖民統治行動，從芝山岩辦國語傳習所開端，一年後便在全台各地設立同樣的機構，傳習日語。但日本統治當局也發覺台灣固有文化中的漢詩及漢詩人，對他的政權無害，對他要推動的殖民統治文化沒有干礙，對漢語、漢書房並不干預。漢書房、漢詩社的蓬勃遠遠超過清治時代。這些打著漢文化旗幟的活動，大都以延續漢文化香火或保存民族氣節為號召。但事實上顯然沒有發揮這樣的文化驅力，不然，日本人為什麼不取締它？又為什麼有新的文化運動崛起？
台灣文藝創刊號、櫟社第一集翻拍於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
櫟社被稱為鼎足於日治時代的三大漢詩社之一，與台南的南社、台北的瀛社並稱。雖然都是漢語文言詩社，櫟社的成立及存在却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從傳統的文化淵源，台南、台北成立漢詩社是極其自然的趨勢，櫟的成立就不可能只是附庸風雅了。也許從櫟社成員的漢詩作品不易看出端倪，可能要從櫟社和其他漢語文言詩社的相異處去看。櫟社於1919年倡組「台灣文社」、發行《臺灣文藝叢誌》月刊，後來改名《臺灣文藝月刊》，前後達7年之久。《臺灣文藝叢誌》雖然是漢語文言的刊物，但它的內容包括詩詞、論述、小說，世界歷史及人物傳記，已跳脫漢詩社擊鉢吟、徵詩、徵文、聯吟之類的舊思維。楊雲萍視它是台灣新文化運動「播種的前軍」，一點也不誇張。
回顧台灣的新文化運動史，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林呈祿、蔡培火等人組織「新民會」推展「台灣新文化運動」，已經是1920年代的事。《臺灣青年》的創刊也在1920年的7月16日。領導島內新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更是1921年10月才宣告成立。櫟社雖然被列為三大傳統詩社之一，但一點也都無損於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化先覺者的地位。櫟社的成員中，林獻堂、蔡惠如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最大的「金主」。
林獻堂和蔡惠如 新文化運動領導者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林獻堂被推為總理，林幼春當選理事。林獻堂、林幼春不僅是《臺灣青年》、《臺灣》出版的主要資助者，林幼春和蔡惠如都曾因1923年12月的治警事件入獄。1930年，北台灣和中台灣的作家共同組成「南音社」，後來也是得到林幼春等林家人的支柱，創辦了台灣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南音》雜誌。林癡仙在為櫟社定調時，雖以棄才、朽木自居，但以不材之木「櫟」為幟，就是強調「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道理，希望為世道人心盡一己之力。
櫟社成立之後，不但掀起了中台灣蓬勃的詩運動，許多地區性的詩社紛紛成立，最重要的是在台中城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集團，而且櫟集團的成員橫跨了日、台兩地，也跨越了新、舊文化界及打破了文化南北兩端分佔的固有局勢，成為新的文化運動中心。台中文化城的名號是從這裡建立起來的，日後在推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新文學運動、台中一中的設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的成立……等重大台灣文化、社會運動時，台中都成為文化上看得見的城市。第一本公開發行的文學雜誌《南音》的重要編輯人葉榮鐘，雖是鹿港人，但他也是櫟社的成員。《南音》雖由台北、台中的兩地作家共同發起，但主要的成員賴和、周定山、葉榮鐘、莊垂勝、洪棄生都屬於中台灣，負責《臺灣民報》「文學欄」的賴和也在中台灣。
1931年元月1日創刊的《南音》，5月25日出刊第一卷第七號即改由張星建擔任編輯及發行人，張星建服務的中央書局也成了文化、文學人的聚點。1930年在東京發起「台灣藝術研究會」出版《福爾摩沙》雜誌留學生，巫永福、張文環、吳天賞在學成之後，也都「回」到台中，儘管巫、張本來都不是台中人。以文學言，新文學運動發起伊始是屬日、台兩地遍地開花情形，除了東京一地，好像還沒有另一具體的落點。和文化運動不一樣，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台北，台北城是文化運動的本土基地。以全台詩人為號召的櫟社的成立，顯然已為新、舊文學及文化運動建立了新基地，也在逐漸調整台灣的文化運動生態。
台灣文藝聯盟成立 文學家空前結盟
1934年5月6日，在張深切、賴明弘等人的奔走下，有來自全台各地的82位作家，出席在台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的文藝大會，有日本人、有台灣人，有文言文人也有新文學作家，擔任議長的黃純青就是漢語文言詩人，一致通過組織「台灣文藝聯盟」。陸續加入的成員達到一百多人。推舉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張深切為常務委員，賴和被推為常務委員長，婉拒後改由張深切擔任，委員則遍布全台各地，之後陸續有台南佳里、南投埔里、彰化鹿港、台中豐原、台北、東京等地設立支部。已經在東京發行三期的《福爾摩沙》宣布停刊，決議加入聯盟成立支部。11月開始發行機關誌《臺灣文藝》月刊。從日本中輟學返台投入農民運動的楊逵，是台南人，由何集璧推薦擔任《臺灣文藝》月刊編輯。楊逵不但因此一腳踩進台灣文學圈，也因此種下他定居、終老台中，成為台中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的因緣。
台灣文藝聯盟(簡稱文聯)是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空前龐大的文學家結盟，不僅號召了新舊文學家共聚一堂，也一統了全台各地，不分日、台文學人的想望，在櫟社文化建城的想像之外，還有更遠大的引領全台風騷更大更高的期許。文聯表面上是文學家的結盟，但實際上是廣義的知識分子的結盟，更明白的說，文聯更是整個社會改革力量的集合，文學、文化旨在掩人耳目。促成文聯的靈魂人物賴明弘就說：「『台灣文藝聯盟』和它的機關誌《臺灣文藝》是『台灣文化界人士的總匯』……具有組織性、形象性、具體性…聯盟團結了作家、團結了知識份子，更溶化所有反封建、反統治的富有民族意識的台灣文化界人士于一爐，展開了提高文學和文化水準的工作。」
陶村詩稿全集、《笠》第1期
楊逵文學 為台中文化重要一景
文聯初期的核心人物，張深切、賴明弘、賴慶……對於文學創作都著墨不深，說他們是文學人，不如說他們是推動社會改革、革新的社會運動家，他們投入文聯，無疑是藉由文學的手段去實踐他們改革的理想。還好那是一個文學、文化、社會運動不分家的時代，誰也不會質疑誰。楊逵加入文聯前，只寫完〈送報伕〉這篇作品，在台灣民報上發表時被腰斬，嚴格說來，那個時候不會有人以文學家看待楊逵。楊逵不算長的文聯體驗，却讓楊逵文學和他的文學運動成為台中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景。
文聯的多元成份組合，或許是註定文聯的成敗和結局，但文聯創造了像楊逵一樣的文學地景，則完全符合文聯藉由台中文化城這座文化基地、讓台灣文化開枝拓幹的象徵意義。具體的說，台中自二十世紀初，由櫟社豎起的文化旗幟，就是文化集散地的地標，它讓許多、各方的文化人、文化力量集合到這裡來，然後再分散到各方去駐站、駐點，再把文化散到各地去生根、繁衍。文聯的佳里支部以及對蔡秋桐的文學影響，都是非常正面、具體的。楊逵因為和張星建編輯意見不合、退出文聯，而與夫人葉陶另立山頭，創辦了《臺灣新文學》雜誌。根據葉石濤的說法，文聯5月6日的成立大會上，大家都意興風發宣佈要發行機關刊物，《臺灣文藝》却遲到11月創刊，就是因為經費沒有著落，還是靠林獻堂、林幼春的資助才得順利創刊，1年10個月後，還是因為財源不繼而停刊。楊逵憑什麼以個人之力創立新刊？完全靠著運動家的奮戰精神。
在文學運動 楊逵有如一匹爭戰的狼
楊逵的《臺灣新文學》是同仁雜誌，他們夫婦在又窮又病的情況下，還是把雜誌撐了15期，包括被查禁的「漢文號特輯」。此外，他還刊行了《新文學月報》。楊逵堅持的是他的文學信念，他要為自己的文學開創園地。文聯的作家中，還有張深切、張星建少數人沒有參與《臺灣新文學》。葉石濤曾說楊逵有「一匹狼的性格」，不知道確切的語意是什麼？應該是說他有自己孤特堅持的想法吧！楊逵可以說一頭栽進文學後就沒有回頭的堅忍鬥士。
《臺灣新文學》的停刊原因，也是經費無著，但楊逵並沒有停止他文運的腳步，他租了兩百多坪的地，經營「首陽農園」並埋首創作。戰爭一結束，他立刻動起來，把農園名改為「一陽」，創刊「一陽週報」，扮演中、台文化交流的橋樑，介紹孫文思想、三民主義，翻譯自己的作品為中文，轉載、引進中國三○年代作家的名作。二二八發生後，他雖曾被捕數月後再釋放，却絲毫不影響他要扮演的時代文化人角色。其後，由於大量的中國來的新住民湧入，市容丕變，他還組織「新生活促進隊」清理垃圾、整理市容。
戰後，也許由於文學語言轉換的調適，楊逵的創作暫顯停滯，但在文學運動方面，他肯定是一匹孤獨爭戰的狼，他對文學、文化從不等人相伴相攜，却從不停歇奮鬥的腳步。他戰後的文學發言，同樣發人深省。以下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1949年4月6日，楊逵被捕、一去12年，原因不明，起草「和平宣言」觸怒當局，只是楊逵的臆測，但楊逵個人對台灣文化、文學的啟示和影響，不因他在牢裡、牢外而稍歇。楊逵的文學和櫟社、文聯的存在一樣，是一種象徵、是一種標竿，文化城靠他們散發的文化能量積聚而成。
(左）中央書局曾是台中文化、文學人的聚點(翻攝自中區再生基地網站）、（右）舊址已由永豐餘集團接手預計2016年重開。圖／劉蕙慈攝
銀鈴會因白色恐怖而瓦解 失去接棒機會
橫跨戰前、戰後兩個時代的青年文學結社「銀鈴會」，對台中文化城也有建構的意義。1942年，尚在台中一中就讀的張彥勳(紅夢)、朱商彝(朱實)、許世清(曉星)就組成文學小團體，將三人的作品裝訂成冊，取名ふちぐさ，即「邊緣草」，團體取名「銀鈴會」。張彥勳18歲就出詩集。戰後，1947年三人再邀集林亨泰、詹冰、蕭翔文、許子潛等人，發行《潮流》，邀請楊逵當他們的顧問，後來也因為楊逵在四‧六事件發生的當天被捕，而停止了「銀鈴會」的活動。四‧六事件發生的1949年，銀鈴會的成員，有的已是國小教師，有人則進入大學就讀，如果不是政治干預文學，他們很可能就是擎起台中文化的旗手。楊逵這次被捕，一去12年，朱實逃離台灣輾轉香港、北京、上海，張彥勳遭到多次約談、拘禁……，銀鈴會因白色恐怖遭到瓦解，失去了接棒日治時代的新文化、新文學的機會。但銀鈴會展現在亂局中用文化舉旗的企圖心，則可以充分肯定他們在繼承傳統的使命感。
《笠》詩社已51年 具有強烈台中印象
在台灣現代史發展史上，具有燈塔地位的《笠》詩刊，從1964年6月創刊迄今已逾51年，以雙月刊的形式、已不間斷地出版了三百多期。《笠》的籌備雖在苗栗卓蘭詹冰家裡，但原始參與籌備發起的12人中，有兩人鮮少參與成立後的活動，其餘十人中，桓夫、趙天儀、白萩、杜國清都是台中人，林亨泰、詹冰都是銀鈴會的成員，詹冰晚年就住在台中。《笠》雖是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但它的創立和主要成員給人強烈的「台中」印象，也和它的在地自覺、本土發聲有一定的關係。2005年，另一個詩誌《台灣現代詩》在台中創刊，成員與《笠》有相當高的重疊性。歷史悠久的《笠》已經營不易，《台灣現代詩》的維持，難度便不難想像。
再現文化城風華 台中人不可推卻的使命
文化城的能量，端看文化繼起的能量，台中和任何城市都一樣，只要掌握它的文化背後的天時、地利，便有崛起的機會，從「櫟社」到《笠》詩社，中間不論是台灣文藝家的結盟盛會，或者《南音》、《台灣新文學》、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共同建構了台中文化城過去光耀的文化史頁，除了人的因素，天時、地利也一定發揮了它的作用。易言之，台中文化城的形成一定有它的地理上的優勢。在歷史上，清治時代台灣建省之議起，就曾選定台中為省城，戰後國民黨政權逃來台灣之初，也曾一度想以台中為都，後來都因為人的因素而作罷，台中有可見先天的地利可為台灣文化發展為軸心。捨開求之於人，未來的台中人想再現昔日台中文化城的風華，乃至再度引領全台文化風騷，「文化」明日台中城，應是台中人不可推卻的使命。
（本文轉載《民報文化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