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摘錄自《白銀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