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受邀參與今年WHA（世界衛生大會）橫生波折。這個議題目前已經被一些數字（1、92、2758）搞得淺薄化，缺乏深度的觀照。有鑑於此，本報特別訪問高志文博士，對此議題相關領域，特別是台灣的國際衛生參與經驗，做一全面性的介紹。
高志文博士曾在20多年前擔任台灣醫界聯盟主任。1997年與許多醫界人士如張武修教授、涂醒哲市長、沈富雄前委員、蘇益仁教授與陳永興、鄧昭芳、吳樹民醫師等，協助醫盟創會會長李鎮源院士推動了「台灣加入WHO」和醫療改革、人權與民主法治等志業。
前言：2016國共WHA觀察員大戲
近日傳出WHO在中國主導下，在所謂「一中原則」下發出WHA邀請函給即將卸任的部長。將卸任的馬總統日前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專訪時表示，中華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WHA，「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收到，所以這個議題是敏感中的敏感，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已經告訴民進黨朋友。」馬還說：「2009年我方能夠參加WHA，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
馬總統一如過往，似乎不清楚自己是那一國的元首（或人民），總跟著中國回應對台灣無理的打壓，以製造國人緊張為能事，宛如小英總統若不承認他與中國所鋪設虛構的「九二共識」，520之後大家看著辦。馬自我感覺良好，驕傲地說他執政後，第二年就可以參加WHA了。但這讓馬總統如此引以為傲的事，實質又如何呢？台灣自2009一年一次的WHA觀察員參與中得到什麼？沒參與WHA，台灣又損失了什麼？
1997台灣首次叩關WHO
1997年台灣首次叩關WHO，當時醫盟主任高志文負責籌畫、動員了數百位海內外醫界人士，為台灣打了第一場WHO國際宣傳戰。於醫盟擔任主任四年後，1999年，在當年會長李鎮源院士的祝福下，高志文公費赴美，在紐約大學攻讀國際公共衛生博士，後搬到瑞士日內瓦定居，在成立於1933年全球最大的國際抗癌聯盟 UICC（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Caner）擔任國際事務主管與顧問多年。近年才返台定居。高志文是他這世代台灣公衛醫學界，擔任國際衛生組織職位最高的台灣人，可說是台灣之光。
1997年台灣首次叩關WHO，當時「醫盟」副秘書長黃文鴻教授說過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當年首次叩關WHO活動結束後，年輕的高志文單槍匹馬進到WHO日內瓦總部，一間一間辦公室發放「台灣加入WHO」的外語文宣，直到被中國籍官員發現並報到警衛室，高志文才被WHO警衛制止，還影印了他的護照。提到這件事，高志文語帶微笑的說：「就是不甘願將熬夜多日睡在辦公室辛苦製作的『台灣加入WHO』文宣品原封不動帶回台灣。」
一年一次WHA大戲外，台灣國際衛生參與依舊空白
(左圖)高志文2006年參加WHO慢性病防治衛生專家會議。
(右圖)高志文2004年與前韓籍WHO秘書長李鍾郁合影。(二圖皆由高志文提供)
想不到幾年後，在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工作多年的高志文，開始以國際組織主管身分出席國際衛生會議（不過相形之下，生平第一次進到WHO總部，非法散發「台灣加入WHO傳單」被警衛制止並要求離開，這種國際抗爭經驗卻是永生難忘的）。高志文說，就他觀察，台灣近年在各項國際衛生領域，依舊是極低度參與，甚至可說全面缺席。台灣優秀的衛生醫療專家至今仍無法有系統地參與各種技術性及政策性會議。他強調「有系統、全面性參與」，不是隨人高興邀請你參加party與否，而是參與的權利——沒有反對、異議及特定條件（如一中原則）下的正式參與權利。
高志文說，馬政府喜歡說實質性參與，這他同意，但名稱在WHO內部文件被矮化已很難吞下去了；若完全換不到台灣實質國際衛生合作參與權，這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傷害國家主權又無從發聲。高志文說，因過去台灣人在WHA期間到WHO總部搖旗吶喊，運作邦交國程序發言為台灣出聲，造成中共當局不少壓力，因為阻撓台灣參與國際衛生事務完全沒有正當性，特別中國是WHO的最大受援國之一，美、歐、日等才是真正WHO主要捐助國，「就我所知，它們支持台灣實質參與WHO的相關活動」，高志文說。
但台灣目前一年一次受邀參加WHA，原本是台灣健康基本人權的事務，竟然成了中共的恩典而不是台灣的權利。但問題不完全在中共，高志文指出，只要看從2009年後，台灣的衛生官員與學者專家，正式參與了哪些重要的國際衛生會議與計畫？大概編了多預算？出席了多少人次？WHO每年數百場重要技術性與政策性會議，有多少台灣衛生專家受邀成為WHO相關衛生專業諮詢委員（特別是與南韓、中國等WHO會員國相比）？就知道台灣這方面的國際參與動能極低。
高志文說：「就我所知，這七年（2009-2016）來台灣參與WHO主導的國際衛生會議的次數寥寥無幾，我個人都還推薦幾位台灣衛生專家代表國際組織出席相關顧問諮詢會議，台灣衛生當局卻完全沒有這種權利。馬政府引以為傲的WHA觀察員身分，對台灣健康人權可說毫無助益。」他以在日內瓦工作這幾年的觀察發現，馬英九執政後，他看不到多少台灣衛生官員以觀察員或任何身分參與WHO主要活動，在其他國際場合也沒看過台灣人幾次。他搖頭說：「Go global or die local；不走到世界，就死在當地。」
高志文表示，人類正面臨各式各樣的巨大挑戰，聯合國系統及其專門組織的主要功能，就是將最適技術與政策的擬定活動，由各國專家與政策官員參與；聯合國有能力快速召集全世界最頂尖的專家，長、短期因應各種挑戰，制定各種政策與建議。特別是近年來，像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與紐約前市長彭博這些慈善家投入，支助聯合國相關發展活動，將企業家創新精神帶入各種議題上，產生許多做法、技術及政策的創新變革。這很大一部分，讓發展中國家的中高層官員，有機會去「有系統、有節奏」的學到很多政策與技術經驗。
WHA觀察員邀情函成中國對台籌碼
高志文擔心，台灣第一位女總統在今年520就職時，中國馬上在5月世衛大會給她一個下馬威：馬英九執政時衛生部長可收到WHA邀請函，妳當總統後我就不給邀請函，或設下一中條件。台灣原本理直氣壯的國際衛生參與及貢獻的權利，竟然成為中國對台的政治籌碼。台灣新政府必須未雨綢繆，訂定因應策略，積極尋求美、日、歐盟的協助。因為有前例可循，不應讓WHO秘書處中國籍的陳馮富珍幹事長完全聽從中國的意志。
高志文說，從目前看來，在馬政府下，台灣在WHO這個議題上算是被「閹」了，用一張邀請函讓台灣閉嘴。馬政府執政下，一張一年一次WHO幹事長發的薄薄邀請函，每年花納稅人幾百萬，由署長帶領大軍去瑞士日內瓦大拜拜一次，在程序上所有會員國都可以自由登記發言的時段，台灣衛生部長只能說五分鐘無關痛癢的話，卻依舊無法自由參與WHO任何衛生醫療計畫的實情。這個現況在WHO內部的共識，是台灣屈服於中國，承認是中國的一省（WHO內機密文件寫得很明白）；台灣換得一年一張世衛大會邀請函的大拜拜機會，卻未能實質參與各種國際衛生計畫，完全是一年一次的國共衛生政治大秀。
被排除在國際治理外，獨自摸索的台灣政治學術菁英
高志文指出，台灣除了在經貿上有WTO與APEC外，在國際衛生、氣候變遷、教科文合作等領域，也長年被排除在國際多邊體系之外，面臨獨自摸索的困境，以及與國際治理脫節的危機。雖然聯合國也有很多以城市為單位的重要倡議，但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地方政府因國際參與受阻，出現國際人才與經驗斷層的現象，難以在這些國際城市倡議上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台灣人常提國際觀，事實上台灣企業因在國際市場與全球對手競爭，這部分沒有太大問題，倒是台灣高階文官與學者，因長期被剝奪參與聯合國與其18個專門機構的政策與專業技術活動，呈現國際觀與國際能力弱化的現象。高志文指出，某個程度，台灣的官方、甚至學界被逼著閉門造車，無法透過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國際合作機制，發揮「世界人才為台灣所用，台灣人才為世界所用」的國際人才培育功能。台灣公共事務治理與政策和技術研發引進，多以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及論文發表的方式與國外交流，產業上則常是透過與跨國公司合作引進技術，但這只是國際合作的一小部分，無法與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長期推動的各種計畫及技術轉移所形成的國際化相提並論。
高志文表示，台灣人才被排除在國際合作機制外，整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推動許多工作上常只有在地觀點，而所謂在地觀點，經常不過是「經年累積的習慣做法」。關心台灣人本綠色交通倡議的他舉例說明：聯合國推動「全球交通安全十年」（UN Road Safety Decade of Action 2011-2020），今年已經是第六年了。台灣交通專業者都幹到最高的行政院長了（如毛治國），但台灣交通官員及六都市長的思維，卻還停留在30年前，繼續建設更多的高速道路、拓寬市區馬路、花大錢弄平馬路、不斷挖掉好好的柏油路重鋪、蓋更多停車場等等過時、落伍的非永續交通政策。
反觀國外，不少歐美與日本城市，不僅力推運具電動化與智慧分享化，計畫在2030年所有出廠運具至少30%是電動化；也計畫透過大幅擴展市區無車區域（只准公共運輸與步行及單車進入的區域）10-20年內達到無車城市（car free city）的目標。城市建設如只想到汽機車方便及道路建設，所看到的就是汽、機車盛行的高污、噪音都市環境；若優先考慮行人、單車及公共運輸，城市就是讓人生活與享受的遊憩空間，眼睛所看到就是綠色景觀。所以，台灣交通傷死亡率依然是OECD國家最高之一。
高志文說，台灣的吸菸率一反國際潮流竟出現上升現象，衛福部及國民健康署竟然對外國菸商來台投資設廠毫無反對立場。台灣這幾年與OECD國家的健康指標差距沒有繼續拉近，國民平均餘命竟已出現停滯，落入我們自己特有的健康與發展陷阱（Health and Development Trap）。這很大一部分，可歸因於台灣長年不在國際體系與各國互動學習。
高志文博士2008年於全球癌症大會發表演說。(高志文提供)
高志文說，全球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的相關工作者至少兩百萬人，以台灣人口與能力來說，至少應有數千人在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與國際機構工作，但他在瑞士日內瓦工作多年，卻看不到多少台灣人參與，台灣駐外官員不少是宅男、宅女，做些國內訪員送往迎來的雜事。前陣子居然發生台灣高階公務人員出國訓練領導統御與國際觀活動，卻被安排去跟馬匹談話、學傾聽與溝通這種相當不可思議的事情。
從20年國際合作經驗，看台、中未來關係
從1997年推動台灣參與國際衛生，到2005年到瑞士日內瓦從事國際衛生工作，高志文也看到中國這幾年的國際參與情形。他說，中國這幾年進步很快，充分利用其龐大國內市場為餌，換取跨國公司的技術專利轉移；從獲得德國西門子高鐵技術及與奇異公司簽署引進最新的風力發電機技術，到透過併購獲取各種關鍵技術，在在顯示中國有一批頭腦清楚的官員，在擬定中、長期發展策略。中國製造2.0、一路一帶與亞投銀都是有戰略野心。
再如北京當局因空污太重，在短短四個月關掉相當於英國全國發電量的燃煤機組，也被視為對氣候變遷有野心。專制極權國家很多事情推動很快，但因沒有制衡與自由的媒體，若犯了關鍵錯誤，代價也會相當慘重。
「我想說的是，多數台灣人絕不反中，而是反對無民主憲政基礎的外來政權壓迫及併吞；也是反對不透明、沒有民意監督的兩岸政治協商。」高志文說，他在國外工作期間認識不少優秀的中國人，也與他們有合作，彼此以禮待之。事實上，越來越多中國人，即便基於歷史情感及被灌輸國族大一統封建觀念而不願接受，也很清楚台灣與中國統一，台灣人民得不到任何好處。他們應該可以逐漸理解，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意志，遠高於維護虛幻的國族大一統的帝國主義觀念。
顛倒是非的「中國對台讓利說」，對台傷害極大
高志文也認為，過去三十多年來，兩岸經濟密切往來，基本上是根據國際經濟的比較利益原則，特別是台灣對中國單向的大規模投資，在中國創造出巨量就業機會，不僅協助上億中國民眾脫貧，提供無數中國民企學習生產與國際貿易機會，也協助中國政府累積了巨額寶貴美元外匯。光鴻海一家台企就雇用一百多萬名中國員工，多年來高居中國創匯之冠，台灣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貢獻可想而知。
但這種台、中經濟往來中國獲利，台灣流血輸出投資中國的基本事實，卻被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台辦扭曲為「中國對台讓利」，國民黨竟也無知地應聲附和。這「對台讓利說」，是國共編造的世紀大謊。很不可思議、也很不可諒解的是，馬政府完全輕視台灣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巨大貢獻，愚昧地附和中國對台的政經宣傳統戰，將台灣描繪成一個不依賴中國，就沒有前途的三流國度，完全忽視台灣與香港是中國這隻老母雞過去30年經濟起飛的最堅實的雙翅。
事實上，所謂中國讓利台灣，是讓利給兩岸人民痛惡的黨國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讓利給少數買辦政客與投機商人，這種對兩岸來回尋租的政經特權團體的「讓利」，目的是經由他們透過購買台灣媒體與企業，影響台灣並推動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這些都看在台灣民眾眼裡。
最近連《天下》雜誌都說出這一基本真相。該雜誌獨家取得中國大陸海關數字。它們檢視三年來ECFA早收清單中，各行業在中國市佔率的真相。最關鍵的真相是：沒有絕對「利大於弊」的FTA，「片面讓利」更是天方夜譚。就算要簽FTA，也要先有整體策略與配套。
高志文說：很清楚的，任何有點頭腦，沒有國族與血統決定論等傳統過時觀念的台灣人，都不會同意在沒有民主程序下接受「九二共識」。現在兩岸經濟競爭性增加，所有兩岸經濟協商，中國完全是以對待外國的策略與做法對台灣錙銖必較了，「中國讓利說」全面破產。特別台灣年輕學子掀起太陽花學運後，中國領導階層應該了解，過去以封建的血緣與國族情緒召喚，在往後幾十年的台灣社會都將起不了作用。
雖然如此，他依然期待中國領導階級考慮以「引薦者」的角色，讓台灣廣泛參與聯合國相關活動，以中華台北或中華台灣的名稱都可以談。若中國政府不阻擾台灣出席各種國際專業與技術性會議，將能有效改善台、中關係。他強調，也許北京離台灣人心最近的道路，是透過聯合國的多邊體系。當然，這要看中國領導階層有沒有雅量，即便這一代中國領導人辦不到，更年輕的中國領導人與民眾是可以期待的。兩岸最終會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因台灣是不斷朝著進步的民主法治深化及人權保護的文明價值方向前進，中國再大也無法自外於普世價值，早晚勢必跟進。「時間是在我們這邊，我們台灣人要抱持樂觀、要有信心。」高志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