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扉內」
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出生於全羅北道南原的一個鄉下農家。這個村莊的名字叫「扉內」。朝鮮末期在此定居的光州李氏後孫，在村莊周圍建了圍牆，打造了進出的扉門，希望像一家人一樣和睦共處，才會將此地稱為「扉內」。爺爺在此早逝後，父親和兄弟姐妹們在這裡共同生活，接著一個個分家離開。所以我出生的地方不是「我們家」或是「爺爺家」，而是大伯住過的「伯父家」。
伯父家現在已經倒塌了，只剩下田地。本來伯父家的主屋有兩間房間和廚房。對面也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倉庫。主屋的右邊對角線方向是豬圈和製作堆肥的廁所。院子種植了茄子和番茄。我就在對面的房間內誕生。
從伯父家往後走，有一座比較高的山，那裡有祖墳。爺爺、奶奶、曾祖父、曾祖母、曾曾祖父、曾曾祖母都葬在那裡。大伯父家前面有個大水稻田，沿著稻田有條新作路（當時是這樣叫新蓋的大馬路）。沿著新作路走就是堂山，堂山一般是指有村莊的守護神，視為神聖的山或丘陵，我們村莊的堂山，就在村莊入口，林木茂密。
沿著新作路，稻田的方向有條小河流。暑假時會在這裡抓川蜷螺，寒假則會在這裡滑雪橇。我最討厭冬天來這裡洗臉。
三歲時，我們舉家搬到全州。從全州坐巴士回扉內，需要一個小時車程。小時候幾乎沒坐過車，因此我常暈車。下了巴士後，依我的腳程還需要走一個小時左右。對於小小年紀的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距離。但不曉得為什麼，我卻很喜歡這裡，只要快接近寒暑假，就會央求爸媽送我回大伯父家。因此寒暑假期間我都在此地逗留。
本籍
根據之前的戶籍制度，我的本籍是我出生的故鄉全北南原。目前已經沒有戶籍制度了，那是一個以戶主為中心，記錄屬於這一戶人家所有人的本籍、姓名、生日等身分事項的制度。戶籍和祖譜不同，是整理目前和戶主生活的家人。舉例來說，如果以我的父親為主，就會記錄父親和母親，還有下面的子女和孫子。至於女兒，出嫁之後會被稱為外人，從原本的戶籍中刪除，轉移到夫家的戶籍。這個制度是以男人為基準，記錄父親、兒子、孫子、曾孫子，還有這些人的妻子。完全以男性為中心。韓國廢除戶籍制度的理由之一，就是違反了男女平等。
本籍，是指一家戶籍所在的地區。父親過世後，我們家的戶主自然就是身為長男的哥哥。本籍不會一生都不變。結婚分家後，就會重新制定本籍所在地。以我來說，就可以將本籍從全北轉移到目前居住的首爾。然而我並沒有這樣做。因此我的孩子玄載和敬載的本籍也是全北南原。當然，今天由於已經廢除戶籍制度，講本籍再也毫無意義了。
然而，今天還是有很多人講究本籍。尤其，有些公司在聘用新人的時候，還會詢問原籍。原籍是指父親的本籍。這是因為想知道將本籍改為首都圈的人原本的出身地在哪。
目前雖然敬載是在首爾出生，然而追究我的出身地，會被分類為全羅道出身。直到今天，這種區分是有意義的。因為同鄉會有群聚在一起的傾向。就像校友會聚集在一起，同鄉也更有親密感，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有別於嶺南或忠清等其他地區的人，很多湖南人會把本籍遷到首都圈。我的親戚當中舉家遷移至首爾或京畿地區的人，有相當多數將本籍從湖南遷至首都圈。
湖南歧視
許多人要追究本籍地，也就是出身地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對於湖南人的歧視。嶺南出身的朴正熙總統在一九六一年以軍事政變掌握政權之後，一直到全斗煥、金泳三總統，長達三十六年的時間都是嶺南人擔任總統。在這期間，政府要制定經濟開發政策，或是權力菁英階層要添補新血的時候，都持續排擠湖南地區。
朴正熙政府由於是以軍事政變上台，換句話說就是缺乏正統的政府。或許是這個原因，他們為了取得國民的支持，就一再推出加速經濟開發的政策。當時的經濟開發政策就是要把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政府為了工業化，鼓勵鄭周永李秉喆等資本家，建造大單位的工廠。他們建造的工廠，主要在首都圈和嶺南地區。韓國的知名工業區，除了京仁工業區外，大都聚集在嶺南的浦項、蔚山、昌原等地。
要讓工廠運轉，就需要人力。勞工的薪資越低對資本家越有利。要從哪裡確保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呢？那就是農村。朴正熙政府在工業化的名義下，開始展開抹殺農業的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低穀價政策，讓米價跌到谷底。倘若米價慘跌，農民就難以維持生計，只得被迫放棄農業離開農村。他們會前往哪裡呢？想糊一口飯吃就要工作，因此他們不得不前往工廠。進不了工廠當勞工的人，相較之下，只能做一些打雜的工作賺錢，成為都市貧民。趙廷來的小說《漢江》，就把當時的情況描寫得很逼真。擦皮鞋或提糞桶的人，大都是從農村上京的人們。
一九六○年代，韓國的農村人口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然而二○一七年時農村有多少人口呢？連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都不到。幾乎所有的農民都為了找工作一再往都市移居。他們成為工廠勞工和小販，也就是賺一天過一天的日薪勞工。
嶺南地區工廠林立，可以收容眾多來自嶺南農村的人力。然而湖南地區沒有工廠，湖南農村的人力大都前往首都圈，其中一部分遷移到嶺南等其他工業區地帶。韓國獨立後不久，湖南地區還是豐饒的穀倉地帶，居住著最多的人口，然而在工業化政策之後人口卻急速下降，原因就在這裡。這也是湖南人在首都圈形成社會底層，遭到許多人輕視、蔑視的根本原因。
政府的人事也是如此。總統要任命國務總理或內閣部長等高階公務員的時候，都是以和自己親近的人為主，結果他們主要任命的都是嶺南人，而非湖南人。高階文官一旦是嶺南人，他手下的人要升遷時，嶺南人自然就會得到優待，反之湖南人就遭到排擠。考上國家資格考試的人裡，就算一開始嶺南和湖南出身的人數均等，等到升遷到高階職務的時候，仍然形成大部分是嶺南人的不對稱比例。這種情況從朴正熙政府到金泳三政府，足足持續了三十六年。
這段時間的政府力量強大，官商勾結的不當腐敗也日趨嚴重。這是政治勢力藉由賄賂而左右經濟發展的時期。也因此，企業如果想取得政府批准經營什麼事業，就需要可以幫他們跟政府高層進行所謂「牽線」的人。由於政府高層大都是嶺南人，因此一般企業也不得不對嶺南人另眼相待。因為認識高層的人，或者至少要和高層同鄉的人，進行政治遊說的時候才比較方便。如此這般，基於各種原因，湖南人在我們社會的所有部門都遭受排擠。
過去收看電視連續劇或電影，流氓或幫傭等這類社會底層人物，大都操全羅道方言。騙子或叛徒，很多也來自湖南。當時由於湖南人口相當多，當然這種人也會多。但是難道其他地區就沒有這種人嗎？可唯獨湖南出身的人飽受奚落的現象，正好證明了湖南人形成我們社會的底層，過著貧困又艱辛的生活。
因此，有些湖南人為了不讓孩子遭受歧視，把本籍遷至首都圈，刻意隱瞞自己的出身地。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被社會歧視，基於自我保護，開始團結起來。這就是湖南同鄉會這個特殊組織產生的背景，也是「要消除對湖南地區結構性的歧視，就得掌握政權」的長期願望得以形成的源由。在長久的時間裡，是大家對金大中總統和在野力量的全面性支持，使得這個願望得以延續。要掌握政權，就要清除以嶺南軍人為核心的獨裁勢力。湖南人比其他地區的人更支持民主化，展現出進步的傾向，也正是基於這種心理。
以「我們是外人嗎」為代表的地域情結
一九八七年民主化之後的十年，湖南人才掌握了政權。在民主化熱潮的推波助瀾之下，一九九七年金大中當選了總統。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湖南出身的元首。直到今天，金大中還是唯一湖南出身的領袖。金大中當選後，在國家菁英添補新血的過程中，給了湖南人才一些特殊禮遇。然而由於在野黨占了國會大多數的席次，因此也不得不看在野黨的臉色。尤其，只靠五年的政權要消除湖南人積壓了將近四十年的遺憾，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要消除積累將近四十年的獨裁產物，五年更是完全不夠。
然而，隨著湖南人團結在一起掌握了政權，嶺南人也開始團結。韓國社會代表既得利益的力量，看這段期間支持自己的獨裁政府倒台，也逐漸集結在嶺南人的四周，和代表民主化的湖南人打起對台，同時也擴大地域情結的衝突。
我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是指財閥、官僚、媒體人、政治上的既有勢力等。選舉的時候，他們把民主對獨裁之戰，轉化為湖南對嶺南之戰。當時為了鼓吹慶尚北道和慶尚南道（譯註：嶺南地區）應該團結在一起對抗湖南地區，流行一句話：「我們是外人嗎？」從這句流行語可見一斑。
當然，會產生這種結果，金大中總統也不是沒有責任。他和釜山出身的金泳三總統本來應該攜手團結在民主主義的大旗之下，繼續清除獨裁的殘渣，然而一九八七年兩個人都要選總統之後，反而造成政黨也擺脫不了地域情結的後果。
嶺南地區有了工業化基礎，人口開始逐漸增加，不知不覺間超過了湖南人口兩倍有餘。代議民主，本來就是多一票也獲勝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湖南幾乎根本不可能有贏過嶺南的機會。只要地域情結的糾葛還在，湖南或是其他地區出身的政黨或者候選人，無論在道德或能力上有多麼優秀，一旦對上嶺南出身的政黨或候選人，不落居下風也難。
何況，嶺南出身的政黨，依然擁有過去獨裁政權打下的根基。從朴正熙到全斗煥的既得勢力，在一九八七年民主化之後承接了嶺南地區的政黨，影響力至今依然。接下來韓國如果想持續發展，就必須打破地域情結的糾葛。
為了打破地域情結，很多人嘗試努力過。最具代表性的人，就是盧武鉉總統。盧武鉉總統來自嶺南地區的釜山，卻在領銜推動民主化並代表湖南地區的民主黨內活動。他在首爾參選當過國會議員後，又去了釜山，在當地以民主黨候選人身分競選國會議員和釜山市長，最後以失敗告終。他明知在釜山無路可走，卻揭櫫打破地域情結的大旗，持續不斷地挑戰。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得到「笨蛋盧武鉉」的光榮綽號。盧武鉉的真誠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在二○○二年當選為第十六任總統。然而，地域情結並未因此輕易消失。
從二○一七年五月舉行的大選來看，我看未來會有許多變化。這是我身為政治學者、也是長期關注政治的媒體人所切身感受到的。看看我們社會能一路進步到今天，這是可以期待的事。未來，大家會把二○一七年的大選稱之為打破地域情結的起步。對於這一點，我有強烈的預感。
談論了這麼多關於地域情結的事情，是為了說明我不遷本籍的原因和背景。我不想隱瞞或逃避出身地，也認為這個社會不能再繼續歧視湖南地區。我們不是應該改變這樣的社會嗎？我們的社會，應該是任何人都不必隱瞞自己的湖南出身也沒問題才對。
選摘自《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