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是我當年寫的一組文章，雖然後來某些觀點有所轉變和調整，但總體來說沒有大的改變。藉此重發（保持原文）悼念李前總統。我在自己推特和臉書上說：李登輝前總統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取消黑名單，廢除戡亂條款，推動總統直選。他堅定反共，曾說台灣是小辣椒，中共吞下就辣死。他曾授權我寫他最後一本傳記，所以曾多次採訪他及妻、女、朋友等。李登輝雖還有一定的黨國思維，但重要的是，他有民主想法和胸懷，推動台灣民主功不可沒！】
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污辱、謾駡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台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文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信息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今年台灣大選前後，我曾數度到台灣，並有機會參加了李登輝先生主持的幾場論壇會。通過近距離地觀察，並和他交談，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平民，李登輝在台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像的。但上述這兩點，並沒有促使我想寫他，因為寫曾經是當權者的人物很難把握。
導致我對他發生興趣，並考慮寫一寫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聽到的他的兩句話，而由於這兩句話，我自認為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
這是兩句台灣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為奇的話，但對我來說，卻不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論壇會之前，李登輝和彭明敏先生宴請會議的發言人。在一桌紛亂的「雜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你等會兒」的政治笑話，那種從台灣傳出、作踐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12年的台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率真、不做作。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經常會在某個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台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雖然他頗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興趣，但也沒有想寫他；覺得台灣有很多人熟悉他，寫過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實在不到湊熱鬧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話，決定了我這組文章。
前總統李登輝與達賴喇嘛於1997年的第一次「歷史性會晤」。圖／擷自西藏流亡政府網頁
祈求上帝的幫助
在一次論壇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我問了李先生一個問題，「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像《皇帝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憾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瞭解到，在台灣幾乎任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啟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台灣大選。
於是借晚宴機會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問題，他則興致勃勃地有問必答，對任何問題都極為坦言，使我把飯局變成了一次非正式的採訪。從蔣經國，到魯迅、達賴喇嘛、張學良，到台灣大選、公投制憲，他對任何話題都侃侃而談。我為他的坦誠而驚奇，對旁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Ross Terrill）感歎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講話。」譚若思悄聲地對我說了一句精彩的評論，「他已經忘記了他曾做過總統。」
這個已經忘記了，或不感覺他曾做過總統的人，在他的書裡，在我後來的專訪中，對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則清晰如昨……
※本文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4年6—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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