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 Danny boy, O, Danny boy I love you so……這一首知名的愛爾蘭歌謠，描述送兒子上戰場的父親心情：「長夏將逝、花朵凋零，我們不能留住它；就像你必須遠行，我也無法挽回。有一天當你回來，請到墳前看我。」蔡焜霖前輩唱著這首歌，聽者無不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在白色恐怖黑牢裡，外省孩子于凱用他那指甲全被拔光的手，緊握鄰房獄友，哀求和他一起唱這首無緣再見母親的思念之歌。那孩子終究沒能回鄉，慘死在他身不由己來到的台灣異鄉。劊子手正是威嚇拐騙他少小離家隨之流亡來此地的所謂「英明領袖」。
台灣從1949年到1987年間實施戒嚴，那期間因為匪諜、叛亂等罪名被監禁與殺害的政治受難者約有二十萬人。然而，「白色恐怖時期」就是這三十八年嗎？受影響的就是這個數目的人嗎？當然不是！其中許多人已被槍決死亡，存活者出獄後，大多從此活在陰影當中，將那些恐懼、無奈、憤怒、哀傷的情緒與生命一起埋葬了，終身未能解脫，甚少有人願意公開談論自己這段黑暗的過往。
「那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反而活不下去的時代。」蔡焜霖先生述及往事不勝唏噓。當年那個高中少年，對前途充滿了憧憬，為了能與心儀的女孩一起從事教職，又能陪著天真無邪的小朋友在校園裡一起成長，他打算投考師範科，光明的前程正向他召喚，然而迎向他來的，卻是莫名其妙的「叛亂罪」和十年牢獄！
蔡先生說到一起在火燒島（綠島）蹲牢房的朋友，絕大部分的人只不過是參加了讀書會，或因為寫了一封信、讀了一首詩，就被冠以叛亂的罪名，被送進監獄，有的甚至被槍決。
「我們的青春都埋葬的在這裡，出獄只是從有形的『小牢』換到社會的『大牢』，隨時處在被監視的恐懼中。考試、工作、事業都被打壓，人生走得坎坎坷坷。」
蔡焜霖是少數願意克服內心傷痛出來現身說法的受難者，他說：「整個國家機構以最嚴苛的軍法追殺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的人生才剛剛要開始，對愛、對夢想的追求正要起步，就都被槍殺了。而失去了心肝寶貝的父母在家裡哭泣、昏厥、發瘋，過著慘澹的後半生……我希望這樣的情形千萬千萬不要再來。」
蔡先生說，「我為什麼要一直講這些過去的事？看著我的朋友們被槍斃的照片，生命就停在年輕純情的臉龐上，每次回想都令我哭得死去活來，但我這麼老了，我有責任讓大眾瞭解，世界上發生過這種事，暴政獨裁者可以大筆一揮，說『死刑可也』就奪人性命，我希望告訴大眾，這些用血寫下的生命故事能夠給社會啟示。」
有人問蔡先生，他是不是有過人的勇氣毅力或與眾不同的人生觀，才能熬過苦牢歲月，為後代傳承那一段經歷？蔡先生笑說正好相反，他是個膽小又懦弱的人，當年又只是個小孩子，哪有甚麼偉大的人生觀，說起來要感恩的是「幸運」。同在綠島的政治犯中，有人格高潔的知識份子、仁心仁術的醫生、藝術文學素養極為高尚的男老師女老師，也有農校畢業的專家，技術高超的木工、鐵工等等。他和友伴交換閱讀《梵谷傳》、看到過舞蹈家在月光下跳舞、遙想遠方親人時一起唱義大利歌曲《歸來吧，蘇蘭多！》……受著禁錮的形體和思想，卻擁有自由而豐富的靈魂。
講到318學運，與會的人感觸特別深，「都這個時代了，年輕人表達他們的意見竟然還會遭遇無情的棍棒毆打、水柱攻擊，我想，這個國家為什麼對天真無邪、滿懷理想的青年要千方百計的用暴力鎮壓，置他們於死地呢？我真想不通。」
歷史學者李筱峰應主辦單位邀請，特別排除其他要事前來擔任與談人。李教授語重心長表示︰「台灣的教育時常刻意的忽略、迴避這段歷史，害我們的子弟昧於這段歷史，缺乏歷史感。無知使人無情，無知、無情就會失去對自己的認同。」的確，為後世傳承歷史記憶，就是倖存者現身說法最大的意義。
和蔡焜霖先生同時代的受難者當年青春正盛，他們如果不死於白色恐怖的槍下，這六十多年來不知會在台灣史上揮灑出多麼壯麗的人文、科學、藝術篇章；他們如果從政，更不知要組成多麼堅強的內閣、成為多麼優秀的政務官！我們在痛心之餘，更期待台灣人記取歷史教訓，要「對歷史感知」，創建台灣成為一個有情也有義的新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