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於1946年由巴伐利亞邦政府承繼了手稿的所有權，在其不授權出版的政策下，這本引發世紀動盪的書籍，在德國，就只能在舊書店中流傳。惟因德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為著者死後七十年，這也表示，從2016年1月1日開始，此著作就成為公共財。只是德國在戰敗後，即進行各種去納粹化的行動，尤其是將反人權言行入罪化，若《我的奮鬥》再度發行，就必陷入是否該禁絕的重大爭執。
1945年，盟軍佔領德國後，即以行政命令取締納粹及其相關政黨，並禁止一切與之有關的活動，包括集會、結社、儀式、標誌、制服及雜誌、書籍與影片等的展示與發行。而這些行政管制，也為德意志共和國（舊稱西德）所承繼；甚至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成立後，還於1952年與1956年，針對極右的新納粹政黨，即社會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與極左的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分別宣告為違憲政黨。而在所有反納粹的措施裡，最具處罰效果者，即是德國刑法第130條的規定。
根據德國刑法第130條第1項，若煽惑對國內某些住民或族群為暴力行為，或者對之為謾罵、惡意中傷等違反人性尊嚴的行為，可處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根據同條第2項，針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性尊嚴的言論或文書之散佈，也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在兩德統一後，為了防止排外主義的蔓延，更為了深刻記取二戰的教訓，就於1994年刑法第130條增訂第3項，即於公開或集會場合，對已經過國際法承認的納粹屠殺行為，若加以否認，甚或美化殺害人數，亦可處最長五年的有期徒刑。至於程度較低者，即在公開或集會場合，對納粹暴行加以讚美或合理化者，根據同條第4項，亦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德國刑法對反人權言行的刑事處罰，雖可看出其徹底為轉型正義的決心，卻因條文內容充斥著諸如謾罵、惡意中傷、否認或美化等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就必然碰觸到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底線。而在最近，由慕尼黑-柏林歷史研究機構所重新印刷的《我的奮鬥》，為了避免爭議，就以加註和評論方式（eine kritiche Edition）來發行。只是在未來，若有以原本面世者，是否該為處罰，肯定又有正反兩極化的爭議。
尤其德國這幾年，接收為數最多的來自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難民；而面對急速增加的人數，除了安置措施，已讓某些邦政府無力負荷外，在今年跨年期間，科隆市又出現集體性侵事件。由於行為人多來自中東地區，因此使德國人的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也使某些極端政黨有了操作空間，連帶使《我的奮鬥》的重新發行，再引起各界高度關切。已經失去此書著作財產權的巴伐利亞邦政府仍宣示，會想盡辦法來防止這本書的重新印刷。只是從《我的奮鬥》評論版一上市，即便高達二千多頁，也馬上銷售一空來看，越是防止此書的發行，越會激起民眾更大的好奇心，是否妥當，更值深思。
1933年5月10日，納粹鼓動學生在柏林大學廣場前焚書，象徵對思想與學術自由最嚴厲，也最徹底的毀滅。只是來到講求民主、自由與法治的今天，面對希特勒自傳的發行，若以避免極端言論盛行之理而對之為刑罰，卻又顯得極其諷刺與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