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新科主席朱立倫延續總統馬英九的媚共政策，赴北京朝聖，以和平使者自居，並在記者會上反駁不同意見說：「很訝異21世紀的今天，一趟要到上海、北京的例行性訪問，在反對黨眼中，或是社會部分人士的角度，還存在上一個世紀的歷史情仇。」
這不是無知者無畏，什麼才是無知者無畏？
說到「歷史情仇」，首先要確定仇恨的雙方究竟是誰。台灣島內，跟共產黨有「歷史情仇」的，唯有國民黨。民進黨及其他黨派，並未跟共產黨有過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相反，共產黨當年爲了反對國民黨，還不惜大力支持台獨人士。蔣毛兩人以「匪」相稱，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在肅殺的兩蔣時代，如果朱立倫敢於發表此種「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言論，立即會被以「通匪」的罪名抓到綠島去管訓。如今，國民黨當然可以與時俱進，修改黨章，放棄遠景，改換門庭，從反共走向媚共，這是國民黨自己的選擇。我們可以不必用「卿本佳人，奈何做賊？」這個詞來反諷之，但國民黨有什麼資格嘲諷台灣不願跟他們一起做共奴的黨派和民眾呢？
朱主席口吐蓮花，大言不慚，大肚能容，儼然如同南非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那樣領導人民走向種族和解的彩虹之國，也如同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那樣在法庭上發出擲地有聲的宣告——「我沒有敵人」。若真是如此，我就要向朱主席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了。但是，我不得不質疑的是：若沒有真相，怎能寬恕、和解與忘卻？上一個世紀的歷史情仇從未被認真梳理，朱主席就要匆匆忙忙地宣佈遺忘了，那麼，台北的忠烈祠裡供奉的那些被共產黨殺害的「先賢烈士」，豈不都白死了？朱主席乾脆拆掉忠烈祠，以此換取北京的信任？
中國倒是有一群民間人士比朱主席更熱愛國民黨，有人韋編三絕、皓首窮經，整理出一份《被以鎮反名義殺害的部分國軍將領名單》，翔實記載了數百名死於共產黨之手的國軍少將以上的將軍的履歷及遇難經過。看到這份名單，人們才發現，除了張靈甫、邱清泉、黃伯韜等死於國共內戰戰場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之外，還有那麼多早已解甲歸田、與世無爭、對共產黨政權毫無威脅的國民黨軍人慘遭屠殺，其中有不少還是在抗戰中立下功勛的愛國軍人，他們沒有死於日軍的槍炮，反倒死於同胞之屠戮。
中共建政之初，即在全國範圍內對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展開濫捕濫殺，是爲「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鎮反運動期間，毛澤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大大超過了這個比例。毛澤東親自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甚至給一些地方下達了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次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毛澤東還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驕傲地宣示，這是「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一百五十萬人。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即忠於國民黨政權的反共游擊戰士)。」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前國民黨人被中共殺害。
多年之後，若干解放軍軍官在回憶錄中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一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一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一兩批人」，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共方公佈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絶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佈的「清算二百多萬土匪」已經比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傳世之作《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同薄一波所承認的殺人數字大體吻合。
其他被共產黨所殺害的國民黨政權的基層行政官員、親國民黨的資本家、商人和地主，更有數百萬之巨。一位研究史達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的歷史學家說過，如果一個變態的連環殺手殺害幾個人、幾十個人，公眾在媒體的報導中可以看到每個被害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從而激起人們對受害者的同情與對加害者的憤怒；但是，如果一個手握大權的獨裁者殺害數萬人、數十萬人，那麼在官方的檔案記載和歷史學家的描述中，就只剩下一連串枯燥、冷漠的數字了，如果這個國家或民族沒有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敢於秉筆直書的作家或史家，人們很快就對被殺害的究竟是哪些人茫然無知了。這段描述同樣可以用在被共產黨屠殺的國民黨人身上。共產黨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手上沾滿了鮮血，而今天的國民黨當權者同樣刻意忘卻數百萬計的遇難者，因為他們儼然成爲今天的國民黨當權者向共產黨投誠之際的攔路石。
朱主席自以為是的「訝異」，涼薄冷漠、無情無義，這樣的黨主席，誰願意爲他賣命呢？如此表述，只能表明朱立倫缺乏縱深的歷史感。一個沒有歷史感的人充當作為百年老黨的黨國民黨的黨主席，就必然會常常發表一些「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式的荒謬言論。我並不主張如今的國民黨向殺人兇手共產黨展開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國民黨不僅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意願），但是，國民黨人若稍有骨氣，就應當義正詞嚴地要求中共方面公開六十多年前鎮反運動的檔案，將檔案中發現的更多遇難者引入忠烈祠和載入黨史館。同時，國民黨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之際，也要安排適當的時機和場合（在不過度刺激中共的情形之下），去探望和慰問那些遇難者的家屬和後人，至少向他們說一句「對不起」。這才是對待那段「上個世紀的歷史情仇」的正確之法。否則，國共兩黨老是異口同聲地要求日本政府深刻反省戰爭罪行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道歉，自己卻從不承認和反思內戰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這難道不是耶穌所說的「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