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台北庶民生活史的人，也許會注意到戒嚴年代，有一幅極具特色的帶狀「情欲地圖」（這裡的情欲，並非專指色情，而是涵蓋面很廣的愛與欲）。地圖從北到南，有三個熱點：北投溫泉鄉、中山北路和林森北路的不夜城（特別是北端的夜店街和南端的條通巷），以及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貫通其間的，是中山北路——筆者主觀認為，它是全台北最迷人、歷史人文積累最深厚的街道，而且早在中山高速公路興建之前，就是一條高規格的「國道」。如果街道可以歸納性別的話，中山北路無疑是台北最具女性氣質、達到「陰柔美」之極致的街道，恰好和東區另一座林蔭大道：敦化南北路的男性陽剛風格形成對比。
戒嚴奇景：「博愛特區」緊連「彩虹特區」
中山北路所串連的這些情欲地圖，充滿無數愛欲交織、悲歡離合的故事。其中最特別的是新公園：一者，其他熱點都是男女的情愛場域，唯有新公園是男男戀的地方；二者更為特殊，它是同志中心的「彩虹特區」，和威權中心的「博愛特區」，貼近不到咫尺，相隔一道欄杆（而非一道圍牆），放眼全世界，恐怕極為少見，背後原因耐人尋味。
但是不要忘了，國民黨統治下的禁忌包山包海，其中台獨、二二八、左翼思想等厲禁，說有多嚴就有多嚴，而「彩虹特區」（性禁忌）卻跟「博愛特區」（政治禁忌）相安無事，寧不怪哉。可見同性戀現象，連獨裁政權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社會的包容更不在話下。要說台灣民眾「反同」或「恐同」，這兩頂帽子是拋錯了對象。畢竟台灣的同性戀禁忌和西方國家曾有的同性戀禁忌，寬嚴之鉅，不能相提並論。
新公園不是台北最早的「彩虹特區」，最早的可能在艋舺三水街一帶。但1949年隨著大量外省籍單身男性來台，為了解決情欲需求，外省男同志便以交通方便的新公園為約會據點，漸漸形成所謂的「玻璃圈」，無論本省或外省同志，都來這裡朝聖。
這個圈子的特色，可用日本名導大島渚的兩部電影概括之：一是「感官帝國」，二是「青春殘酷物語」。從白先勇的《孽子》等作品可以看出，它是高度感官取向，耽迷青春男色，許多人耗盡青春，不斷在「追求愛人，背叛愛人或被愛人背叛；再追求愛人，再背叛愛人或被愛人背叛」的路上流轉，直到自己變成無人理睬的「老鱷魚」為止。夠幸運的話，或許能在新公園找到「改變一生的男人」，相愛終老；但在這個圈子，套費里尼的電影，相愛終老往往是一則「愛情神話」。
官方文本：筆跡鑑定破獲「反動標語案」
本文要介紹的，是在壓抑的戒嚴年代，發生於新公園的一則「青春恐怖物語」。這是筆者目前所知，除了1950年前後的海軍案之外，極少見的同性戀白色恐怖案件。但因案情隱晦，本文只能走推理路線；而推理之能成立，是因為「官方文本」的背後隱藏另一套「同志文本」，關鍵重點次第吻合。正因推理之故，本文不揭示主角全名，只點出他姓黃，福州人，23歲，叫阿盛，原為「台灣省青年服務團文教工作大隊」少尉團員，因故被革職，案發時失業兩個月。從青年服務團的背景來看，他應該是流亡學生，至少有中學或大學學歷。
為了便於說明，筆者除參考阿盛的判決書外，並從李敖出版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引錄官方文本。今年3月去世的李敖，對台灣白色恐怖研究有很大的貢獻（尤其《彙編》的出版更是里程碑），這是對李敖的紀念或批評文章比較忽略的一點，筆者在此特別向他致意。
官方文本如下（請注意黑字標示）：「四十三年國慶前夕，新公園內曾發現反動標語五起，連日查緝，均無所獲。因光復節瞬屆，治安人員工作情緒，更形緊張與熱烈。十月廿四日廿一時左右，工作人員在新公園內，發現可疑青年三人，於細雨濛濛中留連不去。其中一名黃x盛者，且故向我便衣憲兵搭訕，狀極可疑，乃將黃犯誘至適當處所，予以逮捕，經偵訊供認國慶前夕反動標語多張，係其於新公園各處貼張不諱…」
阿盛被誘捕後，被帶到憲八團西區憲兵分隊（屬台北憲兵隊）偵訊，起先否認犯行，後來「供認不諱」；而帶他去現場模擬，他卻「動作侷促含糊」。案子上呈憲兵司令部，推敲供詞後，發現很多矛盾，乃派員複審。這時阿盛推翻原供，並指出係受脅迫與刑訊，不得已而承認。憲兵司令部於是重新偵訊，「惟黃犯時而承認，時而反悔，供詞反覆，致真偽難辨」。另一方面，阿盛也由憲兵司令部刑事室、刑警總隊、最高法院檢察署鑑定筆跡，認為與標語筆跡相符。又邀台北衛戍司令部、保安司令部、調查局合組專案小組，幾度開會研商，「咸認黃犯雖極力否認前供，但有筆跡鑑定可為佐證，無法容其任意狡辯，乃移送保安司令部法辦」。
法辦結果，在新公園搭訕便衣憲兵的阿盛，被以「為匪宣傳」罪重判十年；而其主要證據，就是筆跡鑑定。事實上，筆跡鑑定在證據學上，始終存在很大的爭議性。特別是64年前的當時，沒有電腦和大數據可作統計分析，筆跡鑑定很大程度受到鑑定者的素質、能力和經驗的主觀影響，而且沒有統一標準可循。何況當時有破案壓力，是否產生「群盲效應」亦未可知。總之，偵審過程程序瑕疵嚴重，不僅刑求逼供，而且只採信對被告不利的筆跡鑑定，不採信對被告有利的喊冤供詞，冤案幾乎可以成立。不過，這只是案情的第一個層次，官方稱為「叛亂案」，也就是政治案件。
同志文本：同志搭訕直男，彼此認錯對象
第二個層次，筆者稱為「彩虹案」，也就是同性戀的政治案件。從上文的關鍵黑字（全部引自官方文本），似可推理如下：1954年秋天雨夜，在男同志的大本營新公園（入夜後是同志活動高峰），阿盛跟其他兩男來新公園尋伴。因為尋伴，所以行蹤和一般散步者不同（讀者請自行想像），看在「工作人員」眼中十分可疑。到了晚間九點，深秋細雨行人稀，新公園冷冷清清，阿盛尋無伴，又不忍獨自歸，仍在雨中徘徊。這種尋尋覓覓的急切心情，最終使他做出錯誤的判斷，因為他眼前出現一位「帥哥」，這位帥哥將成為改變他一生的男人。
帥哥是誰？就是為了破「反動標語案」，在新公園內巡弋偵搜「可疑人士」的便衣憲兵。這些便衣，和在博愛特區站哨的便衣，應該同屬台北憲兵隊。戒嚴年代經過博愛特區的人都知道，他們站在路邊（有些就站在新公園欄杆外面），看似無所事事，其實監視人車，神秘兮兮，屬於戒嚴年代特有風景。這些憲兵都通過忠貞思想和身家調查，而且體格結實，相貌不差，應該有不少人堪稱帥哥。
不過在戒嚴年代，因為深受黨國和軍國薰染，許多便衣無形中會長成「生銑面」或「四角面」，這是以前台灣人對外省軍人的戲稱。台語稱生銹為「生銑」（銑唸顯），「生銑面」換成中文就是「面色鐵青」；「四角」指軍人的臉型稜角分明，就面相學而言頗能成理。「四角面」或許不是軍人的專利，但「生銑面」的形容相當傳神。這種臉有一種肅殺之氣，警告生人勿近，本身就是威權的象徵。
回到新公園現場。在路燈映照下，細雨濛濛中，便衣憲兵的「生銑面」被修飾得柔和許多，但仍可一眼看出好體格。加上正值青春，模樣很MAN，看在阿盛眼裡，很難不被吸引，於是主動前去搭訕。這時誤會發生了：阿盛以為便衣是同志，所以搭訕過程可能出現曖昧挑逗的言行舉止；而便衣是直男（異性戀），突然遭受對方的騷擾，自然生起反感，直覺阿盛「狀極可疑」，而且他的訓練，也容易將阿盛一切試探性的言行，都往「陰謀論」解讀，於是決定誘捕他。「誘」字大有玄機，能夠引誘同志的，就是男色；因此「適當處所」不排除是男廁，那裡空間隱密，對方也卸下心防，恐怕是新公園內最適合扣上手銬的地方。
光輝十月：青春小鳥飛進杜鵑窩
就這樣，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個特區，因為「光輝十月」發生的一件反動標語案，意外掀起波瀾。如果不是阿盛想要尋伴，如果不是便衣急著破案，這兩個同志和直男，根本不可能演出一齣離奇的「叛亂案」。而叛亂案一旦定調，阿盛的命運就不可能不悲慘。首先他要面對「脅迫與刑訊」，脅迫是精神刑求，刑訊是肉體刑求，這是大部分政治犯的基本消費，輕則傷身，重則喪命。有些刑求以凌虐生殖器為能事，如果刑求者知道阿盛的性傾向，恐怕更會朝這方面下手。雖然史料有限，我們不知道阿盛受到何種非人對待，但下文指出，它將對阿盛造成終身的傷害。
1955年8月4日，阿盛案宣判。官方指控他繕寫以下文字：「青年官兵學生們：請您們看一看、想一想吧！什麼人家的子（女）弟為逃避兵役而逃到美國，欺騙無錢無勢力的人家子弟兒女去當兵、勞軍，替xx（筆者按，蔣氏或蔣幫）父子打仗充砲灰，您說可殺不可殺？」以及「這是賣國賊的哭慶」，並書寫〈解放台灣歌〉一首，散貼在新公園云云。其中，「什麼人家的子女子弟為逃避兵役而逃到美國」一句令人莞爾，前門喊反攻，後門溜美國，這現象由來已久啊。
台灣的政治案件充滿高度戲劇性。像阿盛案，跟便衣搭訕一次就要判刑十年，和1953年的曾夢蘭案，讓「匪諜」借宿一晚就要坐牢十年一樣，都是誇張至極的案例。這兩人都被狠狠刑求，不同的是，曾夢蘭沒有精神崩潰，阿盛卻疑似失魂了。
前引官方文本提到「惟黃犯時而承認，時而反悔，供詞反覆，致真偽難辨」，這有兩種解讀：其一，阿盛避免洩露自己的同志身分，因此在供詞上遮遮掩掩（前引「動作侷促含糊」也可如此解讀：在眾目睽睽下，他羞於模擬一個同志對直男的挑逗過程）。其二，阿盛經過酷刑打擊，開始意識不清，言語失常了。第二點並非憑空臆斷，一位1950年涉台中案被關的政治犯吳澍培（現任外交部長吳釗燮之叔）就回憶說，1955年他因案被送回軍法處再審，跟吳樂焱、楊慕容、陳和獻、黃x盛等「四個精神不正常的人」關在一起。看來，阿盛這隻青春小鳥誤闖老鷹林，飛進杜鵑窩，最後折翅落地。
叛亂亂判：烏龍官員合力製造冤案
阿盛案的戲劇性不只如此。他入獄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1955年3月、4月、9月、10月，在新公園懷寧街口及台灣大學等處，又陸續發現多起反動標語案，而且和阿盛案的反動標語，筆跡比對相符，顯然出自同一人之手。這下代誌大條，阿盛如果不是神通廣大，能夠「分身作案」，就是被冤枉了，「凶手」根本不是他。
1956年阿盛案大翻盤，進入第三個層次，筆者稱為「彩虹叛亂冤案」，也就是同性戀的政治冤案。這一年調查局破獲「劉乃誠案」，8名涉案者全部是二十幾歲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更有5名台大人：劉乃誠（27歲，電機系學生）、段世革（28歲，中文系學生）、謝劍（22歲，地質系學生）、李我燊（24歲，電機系畢業）、陳一鶚（22歲，電機系畢業，和李我燊都是陸官預訓班學員）；其餘如張壽彭、馮高鳴、楊孔蘭（馮楊是夫妻），也分別有師範大學、行政專校（今台北大學）、東吳大學學歷。官方指控他們成立一個秘密組織「群」密謀叛亂，並將8人判刑10年到4年半不等，這是1950年代中期重要的知識青年政治案件，成員都是外省人。
「群」這個組織的生存模式很特別：寄生在台大正式立案的學生社團「群社」背後，「控制並影響其活動」而求發展，這是正宗邪門的「以合法掩護非法」、「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毛共鬥爭術，完全讓你分不出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香港正深受其害，台灣也要剉咧等。台灣承平日久，對此已然陌生；但不了解這些邪門功夫，就不可能理解白色恐怖「以毒攻毒」（凡有嫌疑者一律殲滅）的殘酷性。
但話說回來，在那個奇詭年代，行邪法的不一定是邪人，行正法的也不一定是正人，重點在人不在法。劉乃誠等人雖然傾共，都還算正派，而且清清白白，為了理想而犧牲（謝劍、段世革都是二進宮；楊孔蘭還帶著孩子坐牢），和目前深陷論文抄襲風波、校長遴選爭議、器官移植醜聞，貪圖名利權位的部分既得利益台大幫，不可同日而語。
劉乃誠案的偵破，意外對阿盛案拋下震撼彈。官方聲稱：「于另破獲之劉乃誠、馮高鳴等叛亂案中，曾據供認四十三年十月九日在台北市新公園內之反動文字，亦為其所寫；並在劉乃誠、馮高鳴二匪宿舍內獲有上述反動傳單複寫紙作證。」這證明「黃x盛叛亂案」根本是一場大烏龍。國防部於是將阿盛案原判撤銷，發還保安司令部復審。1956年11月29日，已經坐牢兩年兩個月的阿盛，終於被判無罪。由於精神失常，阿盛對這個「遲來的正義」，究竟是悲喜交加，還是一臉茫然？令人悵想。
阿盛這位小市民的平反，也成了政治案件的照妖鏡，照出一大堆官員都在擺烏龍。這些人包括前述台北憲兵隊、刑警總隊、最高法院檢察署、台北衛戍司令部、保安司令部、調查局等單位，以及阿盛案的審判官殷敬文、周咸慶、王名馴，和在阿盛案定罪過程蓋章署名的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嚴家淦，國防部軍法局承辦人謝雪樵，第四組副組長孫陶彪、組長李有鑑，軍法局副局長范魁書、局長汪道淵，國防部參謀次長曹仲周、副參謀總長羅列、參謀總長彭孟緝（以上是筆者所見檔案），還有筆者未見檔案，但想當然不會缺席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參軍長黃鎮球，以及中華民國「最高無上大法官」蔣介石總統。這些人通力合作，每個人都給阿盛補上一刀，正字標記的「彩虹叛亂冤案」於焉成立。
轉型正義：回到人間場景，還原故事真相
事後，官方文本對阿盛案做了檢討：「偵訊人員不先蒐集資料，僅冀從人犯口供，求取罪證。訊問時復不以說服方式，或運用技巧，謀求實情，竟以刑訊，誘致迫供；卒以偽詞，構成假案。經其上級指示，應作良心檢討，仍否認有迫供情事，殊有未當。類此因迫供導致巨錯之事例，今後我工作人員，亟應引為殷戒。」
這段文字說得響叮噹，但不免假惺惺。放眼白色恐怖史，「竟以刑訊，誘致迫供，卒以偽詞，構成假案」的案例不知凡幾，哪個工作人員引為殷戒？連調查局都不在乎了，否則就不會在1971年製造「因迫供導致巨錯」的陳欽生案。但阿盛畢竟是幸運的，坐牢兩年即得到平反（這在白色恐怖史極為罕見）；可阿盛又何其不幸，只因為跟陌生人搭訕，人生走到24歲就幾乎完了。
幾十年後，補償基金會補償了數千名政治犯，卻沒有阿盛的名字。這可推論出兩點：一、阿盛沒有申請，也沒有家屬申請，他可能隻身來台，來台後也沒有成家；二、他因為精神失常，出獄後謀生困難，來不及被補償，即已離開人世。如果不是李敖的《匪案彙編》留下他的線索，他就會像某些用「二二八補償人數」來判斷「二二八受難人數」的論述那樣，在白色恐怖名單徹底歸零。
中山北路真是一條特殊的街道，戰後台北市最重要的國家機器地圖，和最豐富的庶民情欲地圖，都以它為主軸南北展開。這意味著什麼？阿盛案告訴我們，談轉型正義不能打高空，因為國家暴力深入所有族群的日常生活，轉型正義也必須觀照所有族群的生命經驗，述說成各種故事，才能被人們真正理解。說穿了，我們要回到「場景」，看到「人生」，才有可能還原「真相」。
不過站在客觀立場，筆者仍要聲明：本文因為案情隱晦，必須高度推理，因此雖然在細節上仔細推敲，試圖還原真相，卻不一定真的還原了真相。讀者可自行斟酌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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