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工作貧窮與最低工資

近年來低薪與工作貧窮問題受到重視，各國政府試圖強化所得重分配功能，調整最低工資，以加薪政策搶救民眾生活花費危機（Cost-of-living Crisis），政策性減緩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附註[1]]。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將聯邦政府契約工人最低時薪調漲至10.10美元，並呼籲國會支持最低工資調升法案，若順利立法2016年起聯邦最低工資(federal minimum wage) [附註[2]]將由目前的每小時7.25美元調漲至10.10美元，幅度高達39%。包括7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75名經濟學家，更以公開信的形式聯名要求聯邦政府應提高勞工的最低工資水準。

英國則因近年來物價飛漲，導致民眾實質薪資縮水。自2012年10月起實施的現行最低工資規定，年滿21歲者每小時最低工資不得低於6.19英鎊[附註[3]]。在野的工黨更持續呼籲調漲最低工資，連一向持反對立場的保守黨也逐漸轉向，支持最低工資調漲。英國財相(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歐斯本(George Osborne)更主張基本工資應於2015年起再調漲10％，幅度不小。韓國則自1988年起實施最低工資制度，韓國勞動部按通貨膨脹情形每年調整，2014年起基本工資由2013年實施的每小時4,860韓圜（約4.3美元）調漲為5,210韓圜（約4.6美元），以韓元計年漲幅達7.2%[附註[4]]。

台灣同樣面臨萬物皆漲，薪水不漲的局面。負責發佈物價指數的主計總處卻認為數據顯示物價平穩，決策官員或是忽視民生物資高漲的事實，或是根本提不出有效解決問題的對策。剛公佈的2014年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例，該月份ＣＰＩ年增率為1.65%，主計總處認為扣除食物因素物價算是平穩，但民眾卻感受到物價高漲。真正原因在於占中、低所得家庭支出比重較高的食物類漲幅較大，當月ＣＰＩ成份中食品類漲5.04％，其中水果類漲幅更高達19.30％，肉類也漲了13.79％。難怪基層勞工對基本民生必需品的物價感受強烈，對民生物資消費占所得比重較高的中低收入家庭，更感到被物價壓得喘不過氣。主計處雖然也自2011年1月起，依照高、中、低所得家庭，編列所得層級別消費者物價指數，但顯然負擔決策責任的財經官員除了考慮自己愛吃的雞腿便當漲價，或是不買菜感受不到民生物價高漲之外，並未認真考慮到不同所得階層，因物價變動所感受到的生活壓力。

萬物皆漲，薪水不漲的結果，勞工陷入工作貧窮困境。2013年經常性薪資不到三萬元的全國勞工高達四成；30歲以下平均實質薪資不到三萬者有六成；15到24歲的平均薪資更僅有22,985元。去除物價因素後，反映實際購買力的實質平均薪資已倒退回十五年前水準，工作貧窮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五一勞動節，勞工團體舉辦大遊行，並以「反低薪、禁派遣」為訴求，要求保障勞工生活條件。但政府卻帶頭濫用派遣，勞動部提出的派遣法草案，更獨步各國讓政府在3%內合法使用派遣，貽笑國際外，更惡化同工不同酬問題，打壓勞動報酬收入，罔顧派遣應為季節性、臨時性缺工的例外性原則。

顯然對於低薪與工作貧窮問題，政府不但毫無政策方向感，諸多不當作為更有帶頭打壓薪資的惡果。政治人物提不出對策卻只能廉價地透過媒體喊話，希望企業主能調整員工薪資，實際上對企業卻毫無拘束力。兼任執政的國民黨副主席，新北市長朱立倫要求政府檢討十幾種減稅法令，能考慮在法令中要求企業為員工加薪、作為減稅的必要條件，但如何落實，具體該如何修法，卻付之闕如。同樣兼任國民黨副主席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則指出：基本工資已無法反映物價調漲、基層勞工與民眾生活需求，希望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盡快開會，本於專業就基本工資調漲做評估。實際上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本來就固定於每年第三季開會，行政院卻公然違法設下基本工資「緩漲」、「凍漲」條件，設定當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年增率達3%以上時，才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不合理門檻。目前整體ＣＰＩ年增率未達3%，且過去十年，只有一次ＣＰＩ年增率超過3%。而民生物價飛漲，卻不見決策官員列為決策參考依據。

政客頻頻透過媒體廉價喊話，卻不見提出根本解決低薪問題的對策，企業主也流行好發議論評論政治，對於低薪問題與產業前景，也毫無企業家精神所應有的前瞻性作為。鴻海總裁郭台銘發下豪語指出：到底哪家公司月薪只給22K，如果讓他知道就要把該公司買下並調漲員工薪資。郭董充滿市儈的發言，卻遭自家員工批評。一名「群創光電」員工在臉書(編按：鴻海集團後查說無此員工，惟未全盤否認其論)上說：「郭董，我是你旗下群創員工，你知道你的員工有多少人月底薪只有22k嗎？那你是不是應該先幫我們調薪…..」員工要求加薪，並提供薪資單佐證，最後逼的郭台銘緊急宣布：全面調整薪資待遇，起薪26K。」至於如何徹底擺脫低薪問題，卻未見企業主有制度性的做為。

面對低薪問題，政府政策並非全然無計可施。非營利組織的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政策研究中心早已提出完整說帖，要求全面改變基本工資定義，以符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第131號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之精神，將「保障勞工及扶養人之基本生活水準」作為基本工資調整的基準，以求社會公平正義。說帖主張基本工資調漲應以內政部公布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標準為基礎，乘以就業扶養比，做為基本工資計算公式。依此標準，基本工資應全面調高為23,745元，才能落實基本工資保障勞工及扶養人享有最低生活水準的政策精神。說帖更強調基本工資定義的改變，不但有助於勞工薪資提升，擺脫低薪與工作貧窮的困境，更能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提供經濟成長動能。穩定的基本工資調漲政策，更能政策性引導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有助於附加價值率提升，提供企業正面轉型誘因。

政府應正視我國基本工資標準已遠低於維持勞工及其家庭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事實，造成勞工努力工作卻無法扶養家人，低薪化造成勞工陷入工作貧窮的嚴重困境。面對低薪與工作貧窮問題，重新檢視基本工資定義，讓長期被壓制的基本工資能充分調漲，以求保障勞工及其家庭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積極有效地協調相關單位，透過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實現基本工資調整政策，落實基本工資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政策精神，讓基本工資調整全面性地引導整體薪資向上提升，才能讓台灣擺脫越來越嚴峻的低薪問題，也才能讓台灣經濟找到內需的新成長動能。

[1]各國基本工資情況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inimum_wages_by_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