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俄羅斯議會杜馬下令調查美國之音、CNN和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的俄語廣播是否遵守俄羅斯法律。與此同時，歐盟多國今年正逢大選，德、法多國正在出臺法規控制社交媒體的「虛假新聞」（Fake News）。現實既滑稽又無情：各國建制派精英雖然權力來源不同，但批評言論引起的煩惱卻很相似。
中俄兩國的目標是滴水不漏
中俄兩國的共產專制基因一直存在，中國的權力來源是通過槍桿子奪取之後再通過制訂憲法自賦，俄羅斯形式上有民選與議會，但骨子裡仍是專制色彩極強的精英統治。專制強權的政治邏輯決定了兩國雖然不能再壟斷「真理」，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謀求壟斷輿論。
控制媒體是共產極權與生俱來的稟賦。蘇聯崩潰之後的俄羅斯曾有一段私人辦報的短暫春天，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旋風式地收拾了多位傳媒大亨，俄羅斯重歸政府控制輿論格局。中共建政後以俄為師，改革後稍作變通，仍然未脫正面宣傳引導輿論和壓制不同聲音、保持執政黨的一言堂威勢的傳統做法。在控制傳統媒體上，中俄兩國本領相差無幾。但對網路媒體的控制，中國則因政府投入巨大，網評員、五毛、專業性較高的輿情分析師隊伍等應有盡有。俄羅斯經濟實力遠不如中共，在網路控制上投入少而相對落後。
中國在這方面非常慷慨，免費向俄羅斯、伊朗等國輸出防火牆技術。一般認為2016年6月普京總統訪問中國時，與中國簽署了在互聯網領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合作之始，其實雙方在互聯網方面的合作，早在中國金盾工程建成之後即胡錦濤時期就開始了，只是雙方保持低調，不對外聲張而已。中國當然也有向俄羅斯學習的時候，比如習近平接掌中國最高權力後，摹仿普京培育「青年近衛軍」的做法，將網評員的付酬工作變成中國大學共青團組織的義務勞動。
在控制社交媒體方面，二者各有所長。中國是見招拆招，禁絕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媒體進入中國，哪怕Facebook掌門祖克伯認真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也無法敲開中國大門。對國內的微博，中國採取時常掃蕩的辦法，最後弄得半死不活，讓全中國人民都投奔了微信。對微信，政府當局實行群主管理制，讓一個個微信群變成了同質性極高的聊天群體，比較成功地實現了黨的領導。
俄羅斯的各主要媒體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當局控制，互聯網相對自由。俄羅斯經濟實力遠弱於中國，在控制互聯網方面的投入上有些力不從心。普京的支持者主體是電視觀眾，反對者主要集中在網路上。2011年、2012年在俄羅斯發生的大規模反普京示威中，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是反普京活動的主要推動力。如今俄羅斯正逼近2018年的總統大選，當局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以及顏色革命等都是普京當選的主要威脅，因此想效法中國，但中國的經驗和技術是否能適用於俄羅斯的網路空間，卻是個未知數。由於經費拮据，俄羅斯控制互聯網的能力遠遜於中國，幾家批評普京的網站都已經被當局封殺，但這些反對派網站在社交媒體上仍能輕易打開。俄方人士評論，「如果當局不對社交媒體真正動手，當局的這些控制互聯網的嘗試都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網頁一旦被封鎖，還有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正在網路空間扮演關鍵角色。」
西方民主政府面對社交媒體也痛苦
西方國家的政府面對社交媒體也有煩惱，一直以言論自由自傲的美國、德國與法國建制派精英從前年開始就陸續陷入與社交媒體鬥爭的煩惱。他們倒不需要控制傳統媒體，因為這些國家的主流媒體與建制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偏好高度一致，少數傳統媒體有點批評聲音，因為傳播的有限性，也起不了大浪。
最先陷入煩惱的是梅克爾政府。早在2015年梅克爾發佈接收難民無上限的承諾之時，就開始出現德國版的網路監控。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還搜集證據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梅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祖克伯，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祖克伯承諾嚴控。今年9月德國將迎來聯邦議院的換屆選舉，為防止社交媒體上的「仇恨言論」與「虛假新聞」干擾大選，德國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BMJV）於3月14日提出了一項法律草案，擬對社交媒體平臺該如何監管仇恨言論與虛假新聞作出詳細規定，要求社交媒體平臺必須設立24小時回應的舉報系統，安排專人處理使用者投訴，而違反相關法律的公司將面臨最高5000萬歐元的罰款。據說該草案洽在9月24日選舉前獲得通過。
法國在控制社交媒體上與德國高度一致。2017年法國總統競選的大幕已經拉開，在法國政府的要求下，Facebook與Google聯手採取措施，加強與法國新聞機構的合作，以防止選民被「虛假新聞」誤導，進而影響選舉的「公正性」。這兩家公司宣佈，他們將與成立不久、有17家法國權威媒體參與的協作驗證機構CrossCheck進行深度合作，旨在通過説明公眾衡量網路資訊的真實性來打擊「虛假新聞」。
美國的煩惱：受眾對傳統媒體的信任度降低
歐盟等國認真吸取美國大選希拉蕊失敗的教訓。儘管希拉蕊在美國精英同盟一致力推、主流媒體一邊倒的支持之下，最後還是黯然敗選。精英們痛定思痛，總結了兩條敗選原因：一是俄羅斯駭客干預大選，二是認為社交媒體干預了選舉結果。《紐約時報》就此發表了不下十餘篇文章進行反思，其中《社交媒體的政治力量：當假新聞影響選舉》（2016年11月18日）就認為，「美國大選將Facebook作為數位時代消息來源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燈下。早在那之前，世界範圍內的領導人、宣導團體和少數族裔群體就一直面臨大量虛假網路資訊和辱駡，它們對真實世界造成了不良政治影響。多年來，社交網路基本上沒有抑制虛假資訊的舉措。」
但就在數年之前，美國媒體與希拉蕊本人對於社交媒體的態度與現在有天壤之別。2009年1月21日，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新聞博物館發表演講，公開表示「我們還支援開發新工具，使公民能夠避開政治審查而行使其自由表達的權利。我們正在為世界各地的團體和組織提供資金，確保將這些新工具以當地語言版本提供給需要的人，並為他們提供安全上網所需的培訓。」同年6月伊朗大選時，希拉蕊曾以極度欣賞與支持的姿態將這場選舉變為一場“Twitter革命”，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蘭抗議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體是「美國的重要戰略資產」。這種新技術讓獨裁政府「非常難以」控制資訊，這種技術進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勝利。當時，甚至出現這樣的媒體用語：「輕點滑鼠就可以改變世界，讓獨裁政權垮臺」。
2011年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等的作用同樣被高度誇大。直到埃及革命的推動者，用匿名Facebook頁面説明發動2011年初的解放廣場革命的Google埃及雇員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進行自我反思，認為「社交媒體更擅長打破原有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西方世界對社交媒體革命的熱情才開始降溫。接下來馬上陷入了各國建制派不能控制社交媒體的恐慌。希拉蕊這位宣導推動「互聯網革命」的美國前國務卿，在2016年大選之中，卻敗給了左派陣營認為只有1%勝算的川普。於是，社交媒體在西方國家的地位發生變化，從推翻獨裁政權的工具變為瓦解政治正確的謠言傳播者，要受到整肅及罰款。
對於傳統媒體來說，他們作為權威資訊來源的地位，正被社交媒體在一點點瓦解。3月6日，美國《投資者商業日報》（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IBD）/技術標準市場情報（Techno Metrica Market Intelligence of Policy and Politics, TIPP）公佈最新全美民調結果：55%受訪者「對於主流媒體持續地負面報導川普，感到厭倦」，約54%民眾認為媒體「已成了反對黨，不斷地反對川普及他的每一個政策」。3天之後，《今日美國》一份最新民調顯示，美國對總統川普持正面看法的人為45%，但他的支持度仍高於國會（26%）、希拉蕊（36%）以及媒體（37%）。
以上分析可見，社交媒體的出現歷史不過10餘年，但由於民眾能夠用來做為自由言說與公共參與的重要工具，不僅中俄這樣的專制國家反感，就連以崇尚言論自由標傍的西方政治精英與媒體，對它們的反感也與日俱增。
【本文取材自VOA《世界精英的共同煩惱：對付社交媒體》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