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受難者簡介〉陳景通 1925年生，臺灣苗栗後龍人
日治時代自公學校畢業到臺北，考上鐵路部擔任火車司機，曾經載過日本皇族。戰後熱烈學習國語，結交朋友，加入地下組織，暗中協助祕密連絡任務。1950年8月「鐵路局案」，判刑15年；曾關押保密局南北所、軍法處、安坑軍人監獄，兩度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從臺東泰源監獄釋放；獄中受罰多次，幾乎喪命。現定居桃園蘆竹鄉已經17年，三代同堂。
陳景通曾經摔倒，行動不便、講話非常慢；兒子、孫子同時受訪。孫子認為阿公過去的事情，不會是不能講的事。陳景通直到最近才說出他曾參與地下組織活動，他說：「我因不滿祖國欺侮臺灣人，而間接加入地下組織，參與社會運動，以前的口述裡我都沒有講，那時也不能講。」
火車運轉手 日治時期受尊敬
我於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出生在後龍水尾鄉下。有六位兄弟，我排行第三，還有兩位妹妹。家裡經濟情況不好，後龍靠海，父親常出海捕魚，沒捕魚時，就開雜貨店做小生意。我十幾歲就到臺北，臺北比較容易謀生，兄弟陸續去臺北。
我讀後龍公學校，畢業後讀高等科，等於初中；我愛讀書，身邊有讀書人就會請教他。一位舅公叫我去臺北，我準備一年時間，考上臺灣鐵路部（戰後為「鐵路局」）運轉士（日文，即火車司機）。運轉士很難考，都是臺灣人在考，我那一回幾百人考，錄取二、三十位。我沒有補習，在臺北火車站三樓鐵路部考試，科目有算數、日文、英文。考上後，到八德路中崙鐵路部訓練所，訓練一年多。
圖說：1943年（昭和18年），陳景通18歲時留影。（陳景通 提供）
今天的臺北火車站西側北門，鐵路部有很多相關機構，我們就住在那裡，每天早上跑步到中崙上課。訓練完，當運轉手助理，有配宿舍給我，我家就在車站附近。運轉手在鐵路部很受尊重，火車到站之後，月臺長都要跟運轉手敬禮，確定車廂內已經沒有人，我才開走火車。光復後，運轉手改稱司機，戰前戰後對職業的尊重程度，差別很大。日本時代，我的薪水一個月一百多元，警察才八十元。賺一天的薪水，買好幾斤米，運轉手在日本時代待遇很好。
我曾經載過日本皇族，昭和天皇的兩位弟弟都曾經來臺灣，兩次都是我負責駕駛，他們選擇開車技術好、不曾犯規的運轉手。我的服務成績很好，不曾發生事故，開火車很規矩。他們坐的列車，經過月臺，民眾都要低頭行禮，不能看皇族列車，車廂都是紅色的，每一站的月臺都有人行禮，列車經過月臺不能停，我從臺北直接開到彰化，換人開，再開到高雄，之後回頭。
戰時，運轉手不用去當兵，我被派去基隆的海洋學校訓練，訓練完、戰爭也結束了。戰爭末期，美軍轟炸臺灣，記得常躲空襲，當時的總督府（總統府）曾經被炸。
日本時代，我自認為：我就是臺灣人，只是讀日本書。
二二八米價暴漲 心生不滿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那一年初，我二十歲結婚，太太陳洪草十九歲，後龍後埔人，我們是同一庄的人介紹認識。結婚在後龍按照古禮辦的，先送聘、送餅。戰後，我們於一九四九、五○年，生了兩位女兒。兒子是後來保外就醫，一九六二年生的。
戰爭結束初期，社會普遍困苦，很多人挨餓受凍。我親身經歷被糟蹋（臺語，凌虐）的經驗。當時年少氣盛，愛替人打抱不平。戰爭末期，物資極缺乏，窮苦人家幾乎沒得吃。但是剛光復，一斗米二塊多，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時，一斗米漲到十塊多，我真的很不滿。
美軍來臺灣時，火車車站常常人擠人，火車載滿滿的美軍。臺灣各地、臺北熱烈歡迎祖國，想到日後生活，我很認真學「國語」。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去參加社會運動，四處奔走，從報紙知道社會很多問題，當時我也以為中共即將解放臺灣，加入地下組織 ，準備「接應」，根本沒有存錢買房子的打算。
拚命學習國語 現學現教
我曾經參加讀書會，認識一位從大陸來臺灣的陳伯達先生，住我們宿舍附近，他是廈門大學畢業的，他教我們ㄅㄆㄇㄈ，因為大陸會來臺灣接收，我想要學國語，自己也很有興趣，年輕反應好，認真學得很快。加上我去陳祖厝（現在建成分局後方）學漢文，很有名的陳德生在那裡教，我曾經教過他的兩位女兒國語；他研究漢學，教十五音的基礎拼臺灣話。我拚命學習漢文和ㄅㄆㄇㄈ，也去補習班補習。
我學到可以去當老師，在永樂國校教ㄅㄆㄇㄈ，有人介紹我去參加大橋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我曾經開被美軍轟炸過後來又修好的「台北號」火車去歡迎陳儀，沒想到青年團成員，後來很多人在二二八受害。
在永樂國校教國語補習班，有四班，有三位老師在教，現學現教，今天學的明天回到學校教學生；學生有來自二重埔、三重埔和大橋頭附近的人。教育廳知道了，要我參加「國語推行委員會」。鐵路局的人看我教國語，教得不錯，叫我在局裡教同事，到我一九五○年五月被捕之前，陸續都在教國語。
我現在還會講國語，我和一些難友不同，他們很多人到綠島才漸漸會講國語，但是不一定會用注音符號。我被抓之前就會講，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外省人算多，我反而盡量不講。因為我很氣，光復初期很委屈，臺灣人被大陸來的人糟蹋，真的很看不慣啊！
開火車載二十一師 兵仔用槍脅迫
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圓環的天馬茶房抓私菸，發生事情，打死一個人，我去看，很多人！二月二十八日清晨五點多，我從臺北開出頭班火車，到了艋舺火車站，目睹警民對抗。遇到桃園菜販擔菜上火車賣菜，火車上的警察、一些阿山兵仔很兇，將菜販摔倒，踢他們，我看得一清二楚，很不滿，菜販給這些中國兵仔欺負，我真不滿，心裡那時就有反抗想法。
二二八那天，我跟隨打鼓隊，到長官公署前抗議。公署開槍後，大家逃命，人都跑散了，我住火車站附近宿舍，逃回家躲起來。二二八之後，我想要去日本，有親戚相邀，但是大哥不讓我去，那時，我想要跑路（臺語，逃亡）。
三月八日，從大陸調來軍隊，在基隆上岸。三月九日鐵路局要我去基隆載二十一師「土匪仔兵」到臺北，再到宜蘭、蘇澳。我是資深司機，鐵路局派我這份工作，兵仔坐滿整列八臺火車車廂，路上一看到山頂有奇怪的情況，他們就開槍。那時火車燒煤炭，我在運轉臺旁，被他們的機關槍押著，不能隨意亂動，沿路上不讓我們說話，好在我會講國語，還能稍微和他們講一下，不然一路上，很緊張。
到了蘇澳，我又回到宜蘭，卻把我們關在織布會社旁的房間，大概怕司機跑掉吧！關了一個禮拜或十天，不讓我離開，我和兩位副駕駛，還載他們回來。他們四處去沒收武器。回到臺北，才聽同事說：王明朝失蹤了！
司機工會會長 竟成基隆港浮屍
我的同事王明朝，是鐵路司機工會會長，他幫忙會員爭取待遇，得罪人吧！同事許欽宗 和我，一起到基隆的第三碼頭去找，找到時，他手被鐵線穿過。在碼頭看到十幾個浮屍，他在那裡漂浮，因為衣服上的鐵路局徽章，我們才認出他，他的屍體已經浮腫，死狀很慘。我們趕緊聯絡他的家人，收屍回來埋在基隆八堵的公墓。
王明朝家裡的人四處找人，問哪裡會丟死人、還是會填港（即人被殺後丟進海港裡）。我們同事之間感情都很好，協助他家人到處去問，才會找到基隆第三碼頭去。心裡雖然害怕，當時也沒想那麼多了。
參加共產黨 擔任聯絡人角色
二二八之後，很多同事、朋友會討論：再來怎麼辦？許欽宗帶廖瑞發 來我家，許先生帶他來，知道地方後，廖瑞發自己來住很多次，十次有吧！都是好朋友，太太不會問什麼人。她不知道我參加共產黨的事，我沒跟她說，當然不能講。廖瑞發人很親切，他跟我解釋大陸現在什麼情況，幫我介紹時事。
圖說：陳景通受廖瑞發的影響，加入地下組織。圖為廖瑞發少數的照片之一。（廖至平 提供）
他多我很多歲，曾經派我坐火車去聯絡人，去臺南、嘉義，我都不認識，不是鐵路部的人，應該是黨的人，沒說名字，只將東西交代給誰，我回來報消息，你要交東西給對方。我坐火車不要錢，利用坐火車聯絡好幾個人。蔡孝乾 去嘉義，我以後才知道的，我配合廖瑞發派給的任務，總共去南部十多趟，去臺南、嘉義要一整天。他交代在哪裡等人，拿東西給他，他拿東西給我。算聯絡人吧，這都是廖瑞發直接交代，他很信任我，他說不能跟任何人講，我說我不會講。
還有，在臺北火車站散發宣傳單，我能自由進去。半夜爬到最高地方，撒下傳單，讓它飄…，這件事我以前沒有跟別人講過。這些事情，都不能講，以前的訪問，參加共產黨，我都不能講。因為吳聲潤 會長講出來，我才願意講，這是事實！當時不會去想到如果怎樣，不會！只是想，死就算了，以前大家的想法都是這樣，死就算了。
受廖瑞發影響 加入地下組織
戰後，二二八之前，是王萬得 介紹我參加讀書會，我才認識廖瑞發，他講了很多日本時代的故事給我聽。鐵路局主要以臺北機務段為主，許欽宗後來是我們小組的書記，許欽宗介紹我認識郭琇琮 。
我加入地下組織時，有正式宣誓，由吳思漢 監誓、許欽宗算是介紹人，李水井 有來探頭一下。宣誓的地方在建國啤酒廠附近的瑠公圳圳溝，以前的新生北路。然後，吳思漢介紹我認識李水井、王康旼 。當時是個人個別宣誓，印象中沒有寫自傳，小組成員在一起會討論宣傳單、《光明報》 、上面的指示、大陸現況的報導。
圖說：陳景通（左）與王康旼（右）於1952年，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這是兩人難得的合照。（陳景通 提供）
鐵路局和郵電單位的地下組織 上級原本都是廖瑞發，後來移交給吳思漢負責。吳思漢交代我做什麼事，講話都短短幾句，我認為他屬於菁英的典型，聰明乾脆，與廖瑞發不太一樣。現在有檔案，知道廖瑞發於一九五○年七月二日被槍決，當時三十九歲；吳思漢同年十一月被槍決，很年輕才二十七歲。廖瑞發和吳思漢被槍決時，我雖然已經於五月被抓，在獄中並不知道他們被槍決。
我認為廖瑞發是值得尊敬的人，他很慈祥而實在，他常與我聊到社會道德問題，也會拿資料給我看，講生活上的事情比較多。我們經常一起吃、睡，他經常到我鐵路局宿舍住。現在是民主時代，講出他為了臺灣，他的反抗精神很重要，當時是不是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已經也沒有太大關係了。好像在我們難友的餐會，見過一次廖瑞發的兒子，他對父親完全不了解。現在很少人知道廖瑞發，他是臺灣人中較早被槍決的一個 。廖瑞發、李中志 是第二批被槍決的臺灣人。
參與舞臺劇演出 闡揚民主
李中志，我曾見過他，他曾親口向我說，他是華東局的聯絡員。當時我認識：廖瑞發、李中志、吳思漢，算是鐵路局很早與他們認識的人，只是之前我比較渾沌。我先認識廖瑞發，看起來，我當時是會被「砰」掉，現在回想，為什麼我沒有被砰掉？是因為大家沒有講出其他人，只有我自己一個不講也不行…，有的人講出來就不妙。王康旼比較知道我的事情，他於二○○七年過世，他在學校時，我那時在國語推行委員會，廖瑞發和許欽宗有一天說，要介紹人給我認識，就帶我去靜修女中，和王康旼認識、談話。
我和王康旼不同組。跟我同組的有：林德星 、林明勇。我和王康旼認識，後來鐵路工會主辦舞臺劇《民主閻羅殿》，我們多次接觸。好幾次我們主辦《人道》、《民主閻羅殿》兩齣戲，那時演戲的人都是鐵路和郵電工會會員，我曾參與演出。《民主閻羅殿》當時很轟動，劇中有一句臺詞：「民主免跪」，意思就是：民主人人平等，不用下跪，民間很流行這樣的說法，組織就下令宣傳這種說法。王康旼是靜修的負責人，他以前在淡水中學教書。
現在想起來，鐵路和郵電上面最開始是廖瑞發，不知道廖瑞發為什麼移交給吳思漢？這個我不知道，上面的事情，我確實不知道。印象中與吳思漢見面很多次。在審問時我沒講到什麼重要關係人，才能留著這條命，可能別人也沒講到我什麼。
鐵路局臺北機務段成立「親睦會」，還叫我兼管籃球隊。聽說大陸要來解放臺灣，我聽過好幾次，上面有指令準備要接應。譬如說火車開到哪裡、也可以停駛；我們開會，高雄、嘉義、彰化、新竹鐵路局的人也會來。還好，在保密局沒有問到這些，從現在的檔案看到全臺灣各車站都有鐵路案，我並沒有了解很多。我推測當時臺北機務段參加組織的，至少有五十人吧，還有不少人沒有被抓，減少犧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圖說：陳景通在獄中時，他的兩位女兒寄給他的照片。（陳景通 提供）
被捕屢遭火炭刑求 未供出名單
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我在八德路宿舍被捕，被送到保密局南所審問，他們懷疑我參加讀書會是叛亂組織，要我供出其他人名單和活動。偵訊時，我沒有講什麼，才能逃過一死。在保密局被刑求，主要問是否參加共產黨組織，我說沒有。讀書會平常會傳閱一些書，被認為是在發展組織。組籃球隊也被認為是擴展組織，吸收人加入。特務刑求，他們不滿意我的回答，用燒紅的火炭燙手，還在傷處按摩，我痛得破口大叫。我被刑了兩、三次，保密局行刑的時間很短。問案的人多數說國語，少部分人說廈門話。
廖瑞發為什麼那麼早就被抓？他在保密局時出來小便，我有機會和他講話。他躺在走廊下，那時正在生病。保密局一間房子，都有一個糞桶，每日沒得吃，一間房間九尺長四尺寬，三、四十個人擠一間，很艱苦。不知道下港（南部）那些幹部還沒被抓，蔡孝乾也還沒被抓到，我想不通怎麼會廖瑞發先槍決掉呢？
送入軍法處牢房 人滿為患
離開保密局，我被送去大橋頭辜顏碧霞 的鐵工廠。我去一、兩個月，就被送回軍法處。軍法處看守所，那裡人滿為患，九尺長四尺寬的牢房，關了二十幾人。一九五○年十月初宣判，當日凌晨，同案張添丁、李生財、許欽宗、林德旺、朱永祥五人 已先被送去馬場町槍決，其他同案二十個人跟著宣判，全部都被判十五年，我們二十人站開一整排，我都不認識，也不是同一個讀書會的成員。現在同案好像陳鏗、林向榮、林鏡明、林傑鋼 幾個人都還在。
在軍法處我曾經與簡吉 同房，以前我不認識他，後來他跟我說：廖瑞發在保密局睡在他旁邊，身體好像不太好的樣子。宣判後，太太有來看我，我叫她不要拿東西來，我剛被抓時，她帶著兩個女兒，去幫忙別人洗衣、煮飯，很辛苦養家。
之後，我被送到臺北監獄，一年後，一九五二年正月，我們鐵路案的和郵電案的七、八十人，從臺北監獄直接送到綠島。我們這一批從臺北搭火車到高雄，再搭船從南臺灣去綠島；後來我才知道很多難友是從基隆搭船，直接到綠島。當時臺北監獄關的政治犯有鐵路案、郵電案和臺中案 ，其中也有女性政治犯 。
劉明與楊逵曾與我關同一牢房
我和劉明 在臺北監獄同房，同房的還有楊逵 ，以前就知道他的名字；還有廖文毅案的廖史豪、偕約瑟、鍾謙順、黃紀男、許劍雄、溫炎煋 等，我們叫他們是託管派的七個人。有時候在監獄裡面閒聊，託管派的說我是共產黨，講到最後，劉明會說：「好了！這樣就可以了，不要再講了！」劉明比較不偏向哪一邊。我和他們沒有衝突，他們比較有東西吃、有錢，還常常分東西給同房難友。
同房有十一個人，廖史豪家裡送東西進來，他都會跟大家分享；劉明家常常送菜來，也是分給大家吃。當時監獄裡的飯菜很差，一碗飯、一碗菜頭湯，飯是糙米，裡面都是小石頭，白蘿蔔湯濁濁的，像餵豬的餿水，跟他們同房，我吃得很享受。劉明的太太在我保外就醫時，曾經來家裡探望，我們很感激；劉明去世時，我很失禮，我們家由女兒代表去送他一程。
編入第十中隊 消極反抗吃盡苦頭
一九五二年正月春天，我們約有一百多人，一起從臺北監獄先坐火車到高雄，從高雄搭登陸艇到火燒島。到火燒島南寮後，再搭舢板船上岸，我們整好隊，走到新生訓導處，我編入第十中隊。
那時，新生訓導處還在建圍牆，我們常常要去海邊打石頭，扛石頭回營房空地。我們也常上山去砍月桃回來，蓋營舍、克難房屋頂；三餐大都吃黃豆、鹹菜乾，營養不足，我的身體健康很差。
姚盛齋當第一任處長，他在綠島採取恐怖政策，安排「抓耙仔」在每一中隊裡，打小報告的情形很多，我曾經三度於半夜被叫到碉堡審問，他們用拳頭橫掃過來，打我的頭。問我：「為什麼不講？」、「怎麼不說？」。還用棍子打我的腿部，這算是小刑求。
有一晚，我被叫去姚盛齋處長辦公室旁的碉堡，他們派三名中校審問我：「為什麼你們計畫要暴動？」我說：「絕對沒有這件事」。他們又問：「你們之中有組織？」我說：「沒有，我不知道！」他們又問：「你們各隊之間在聯繫要暴動？」我說：「我全部不知道。」又問：「你們某時大家到流麻溝 開會，約定一些事情？」我說：「沒有這樣的事，流麻溝任何人都可以去。」因為新生營 嚴禁各隊之間有聯繫，他們懷疑為什麼我認識別隊的人，我向他們表示，這些人在保密局、青島東路軍法處曾經同房。到了綠島，在操場做體操，到流麻溝洗澡也會碰面，互相問候吃飽沒，遇到相互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說：不過打打招呼，都要關十幾年，希望十幾年好過一點。他們一直問，為什麼跟某些人較熟？我還是告訴他們，因為以前在臺灣同住過一間牢房，也沒跟誰就比較好，跟誰比較不好。
幹事就說：「你要注意喔」、「你亂來」，而我確實也沒做什麼。認識別隊的「新生」，是因為每天都會碰面，互相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幹事主要是想知道我們是否在策劃暴動，調查時，我們隔壁隊的第七中隊都住滿人，就是從臺灣調來的「技術總隊」，他們都攜帶衝鋒槍，好像是準備有狀況時，射殺政治犯。後來問了才知道，他們是技術總隊。還好他們到綠島沒多久，我們被送回來臺灣。
一九五三年四月，新生訓導處將被認為阻擾感訓者一百多人，移監到臺北。我們到碼頭搭貨船，而我們三十一個人 銬著手銬，分開坐在船頭，其中關在碉堡的，有馬同超 他們那些人，全部一起送回來。我們在基隆上岸，坐軍用卡車到安坑軍人監獄。
送回臺灣安坑軍監 幸未被槍決
一進入軍人監獄大門，我們三十一個人被叫到一旁角落蹲著，不准我們亂動，其他一百多人，被送進「仁監」、「信監」。到了傍晚，我們三十一人才送進「智監」最後二房的隔離房，與其他人不同監房。大家都認為我們被送回臺灣，會被槍決。
到了軍人監獄沒幾天，我被送到軍法局，在警備總部旁，隔日開庭。他們說：「你這條命是撿到的！」我問：「為什麼？」對方回道：「你本來應該是要被槍殺掉，你太搞怪。」我反駁說：「我沒違反監獄的任何規定。」他們就說：「你從綠島回來就是要槍殺掉，不是警備總部有二、三人去訊問你？」我回答：「有，但是整個新生營上千人，絕大多數我都不認識，哪有講什麼事。」軍法局法官回答：「沒有就好。」法官講破了那些事，不然我不知道本來我是要被槍殺的。後來什麼原因沒事，我就不知道了。之後，我再被送回軍監。
在軍監時，嚴格管理很恐怖，每天只供應每人幾杯水，用來洗臉、洗澡、洗衣服。每餐飯裡有小石頭、菜蟲，菜湯像餵豬的水。這種情況，也不能向上面反應，只要反應就遭到毒打，再上腳鐐。
有一次馬紀壯 視察軍人監獄，獄方指派我發言，我就建議延長放封時間、增加供水。獄方集中仁監、智監的政治犯讀三民主義給馬紀壯看，表示我們在那裡有讀書，那天早上叫我當班長，因缺席者太多，我被認為是不配合，而被處罰。把我手腳都綁到背後，棍子穿過四肢，由兩個人扛著繞行監獄，這叫做「坐飛機」，說我宣傳反抗，警告其他人。
被塞進水泥管內 差點死掉
我被像死豬扛著繞走監獄時，走過軍監的二房女性房，李友邦 的太太嚴秀峰 ，她們嘆息著說：「這樣會死人的！」當時軍監有女房，可能是生教所還沒有蓋好吧。女房都用窗簾遮著，我聽得出嚴秀峰的聲音，我們是一起被從綠島送回臺灣，她曾在船上跑過來用手比劃，大概是說我們會被送回來臺灣槍斃吧。
到了下午，我又被叫去關在一尺八吋寬的水泥管裡，沒有人有這種處罰的經驗。叫打手把我拖去小房間那裡，我整個人被塞進水泥管裡，塞管時真的很痛苦，「哎爸叫母」，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在水泥管裡幾乎喘不過氣，我想：死去也無所謂。傍晚時，一個打手叫人趕快放人，否則可能會出人命。就由四個人把我從水泥管拖出來，整個人都不能動，三、四個人扛我到小間「克難房」，過去專門關退伍軍人，房間很小，一間關一、二人。較晚時，我人才醒來，身旁當打手犯人還問我：「如何？」「可以走嗎？」，接著二、三個人半拖半扶，帶我回隔離房，只給我一碗水配飯，三天後才出來。
一九六一年十月，軍人監獄的軍事犯愈來愈多，又將我們一批政治犯兩、三百人再送去綠島。這次我再到綠島，和上一次已經很大不同，伙食、氣氛都有改善。
腦部長瘤保外就醫 因此獲一子
從軍監第二次到綠島時，我因為腦部長瘤，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叫我去總院住院治療，才趕快辦理手續，批准我保外就醫一年。第一次，送我到臺東去檢查，說這個症狀要到總院去看才知道，總院是指臺北三軍總院 。在總院檢查結果說需要手術，一知道這個消息，送我去的幹事，真的是很差勁！他帶我去基隆瘋人病院（精神醫院）。在綠島，若有二、三位肺病者，也都是送去基隆這間醫院 。裡面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把我送到那裡住了一、二十天，看病才到三軍總院，沒看病時，也沒讓我回家。後來，總院說要手術，才能保外就醫。
圖說：2009年1月9日，陳景通手拿著自撰備忘，受訪時左手指著頭頂凹洞，這是當年保外就醫開腦瘤所留下的印記。（曹欽榮攝影）
保外就醫前後一年，除了住院以外，還能讓我回家，因此，才會在一九六二年生了一位兒子。在我住的地方外面有教會，外面都有一位穿西裝，我知道他是特務。出院後休養，我去做工跟人家去建築工地拖板模，頭上的洞貼紗布。後來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室主任來家裡，我租一間房子小小間，我要叫三輪車給他坐，他不要就走了。我的舅子過年，會去買兩隻雞，以前兩隻雞就很多錢，送去新店將官區給主任和唐湯銘的家。一年期間，醫好後，我再回到綠島，那時，第一大隊解散了，我編入第二大隊。因腦部開刀，難友「火樹仔」 ，宜蘭人，幫我做一塊鐵片蓋頭殼，再戴上帽子，處部也特准我留頭髮。因為保外就醫的特殊原因，整個新生訓導處只有我留頭髮，大家以為我結訓日子快到了。按規定：只有結訓之前才可以留頭髮，我自手術後，頭髮一直留著，醫院交代政治主任：頭髮要保護傷口，頭不能被敲到。待在二隊一年多，後來就調去泰源。
一九六三年八月，綠島政治犯移監至臺東泰源監獄，我在泰源前後兩年多，總共坐牢十六年，因保外就醫再延長一年，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從泰源監獄出獄。
返家後找不到工作 警總常上門
回家後，無法找到工作，那時還是戒嚴時代，一時都靠太太幫人家洗衣服、煮飯賺錢。警備總部兩、三天就來查訪，警察也來巡邏。最初，我去親戚開的工廠工作，他們就到工廠問東問西，為了不要給親戚增加麻煩，兩、三個月後我自動請辭。之後，我到工地當管理員，他們又來跟主管說不要用我。出獄後，到處受到監視、工作受限制，真的像被關在無形監獄。我年過五十幾歲時，到親戚的西藥房工作。經過向警總請示，我在綠島讀了一些醫學的書，才能開自營的西藥房，生活才逐漸穩定。
因為發生「陳明忠事件」 時，我三度被警備總部調去板橋三次，都是「二朵梅花」（中校）法官訊問約談、偵訊。他們說：「我知情不報，回來還在搞組織反抗政府」、「陳明
忠事件這些人買書宣傳」，我說：「哪有這些事！」他們又以我認識王乃信 為由，認為我搞組織。第一、二次我自己開車去，第三次就不敢再開車，我認為會被扣押。
圖說：陳景通於臺東泰源監獄時留影。（陳景通 提供）
妻子辛苦持家 罹患癌症過世
太太在我被抓後，劉明介紹她到臺北醫院當護士，卻因為我是「共匪」，也不能工作。後來去幫人洗衣，要是現在都用洗衣機，就沒有這樣的工作，洗衣服一件幾角錢，賺的錢很微薄。太太到臺北車站那裡有一棟立法院的宿舍拿衣服回來洗，用洗衣賺來的錢養小孩，有時人家看她這樣，若有多一碗飯，或做成飯糰，叫她帶回去給小孩吃。很感謝那個時候社會有這種好心的人。
我回來後才知道，我一被抓去，太太就被騙走七千元，人家跟她說陳景通再三天就可以回來，七千元就這樣被吃掉，我聽了很難過。太太拚命洗衣服，一天才賺幾角錢，這樣狠心騙那麼多錢。
太太於五十八歲時罹患子宮癌，我雖然盡最大努力為她治療，仍舊回天乏術，她就離開人世。
我回來時，大的兩個女兒都十八、九歲了。坐牢期間，她們曾寫信說要來綠島看我，我不讓她們來。家裡生活艱苦，已經是洗衣過日子了，到綠島需要花費幾百塊，所以我不讓她們來，但是老大和她的堂哥有一起來綠島看我。在臺北軍人監獄時，太太曾去看我，我吩咐不要來，那時我又與劉明住在一起，吃很方便。第一次從綠島調回來，再遇到劉明，那時他在顧礦坑。我曾經在軍人監獄絕食，才被調去山上跟劉明在一起 。就是我被塞在水泥管之後，供水一樣沒有改善，我們都用嘴巴吸水龍頭的水，也只能擦澡過日子，所以軍人監獄是很黑暗的地方，我才會抗議、絕食，因此被調去山上，與劉明再遇到。劉明就說：「做這些都沒有用啦，這些土匪仔兵，太番（臺語，無理），我們只會更吃虧。」
圖說：陳景通保外就醫時，妻子與嬰兒時的陳泰源合照。（陳景通 提供）
太太確實很辛苦。我自己常懺悔，她後來子宮有問題，我就找臺灣婦產科權威徐千田治療，結果手術時切除子宮血流不止，隔天早上去看她，血還是流不止，我認為這樣一定會死，我向徐千田下跪求：「快點再次手術，血流不止，一定死」，到傍晚緊急動員醫護人員熬夜手術。手術結束，血就止住，醫生說請我放心。後來我嫌那裡的治療方式，讓太太去榮總治療，那時榮總都是新的技術：電療、化療，我對這是外行，用電療、最新藥、最貴的藥，結果卻害死我太太。我要她不停止治療，是怕被親戚說：「你坐十六年牢，她活守寡，你卻停止她的治療」。她過世後，親戚一直幫忙介紹，要我再娶，我堅決不要。想到她為我守寡十六年，要再續弦，我心裡過不去。
呼籲政府正視生活困苦的難友
現在回想起來：已經結婚、家裡有兩個小孩，還參加地下組織，心裡是否有些矛盾？我是不會這樣認為，我會想說，當初參加，是認為即使不成功，大陸也快要過來解放臺灣。那時是有很矛盾的想法，大陸共產黨要來了，會有房子配給，所以我沒有買房子、沒賺到錢，沒留給孩子。
現在九十歲了，之前在臺北吳興街開西藥房，一九九八年搬來桃園住，剛搬來時，我在桃園還在山仔腳養鹿，和住在山腳村的難友戴連福父女 有來往。走得動時，我請兒子帶我儘量去受難者促進會 慶生會，見見老同學。
我認為白色恐怖的補償是應該的，但是應該由國民黨負責，許多難友回來後生活困難。當時我們成立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就是要求政府重視那些生活艱苦的難友。政府有責任，要補償還是賠償，都應該要由國民黨的黨產來賠。
藏在衣櫃照片的祕密
— 陳泰源訪談紀錄（陳景通的兒子）
桃園這棟房子是我自己想、自己找人蓋的，搬來這裡已經十七年了。
我以前不是很清楚父親的過去，國中左右幫他整理照片，才開始知道他去過火燒島。我後來才知道，父親從綠島回臺灣保外就醫，才會生出我。就是那些相片我才知道，他把照片放在衣櫥裡面，用塑膠袋包起來，我發現後很好奇，就拿出來看。我問父親說：「這是哪裡？」我想那麼漂亮，看到照片裡面有人好像穿丁字褲，我才問父親，他才說出這段過去。
姊姊跟我年紀差十二歲，也沒有很了解父親，她們受影響比較大，大姊應該比較了解，但她已經過世了。二姊比較不了解，她從小比較獨立，從很年輕時就去旅行社當車掌小姐，從小她就很想要當歌星。但是父親保守的心態，不讓她去，如果不要阻擋她，現在她跟鄧麗君、歐陽菲菲大概是同級的歌星吧！她的歌聲好聽，她們同期去光啟社受訓，我還跟著去玩，我有印象，但父親就反對啊！
父親太過保守 什麼都不敢買
父親太保守今天才會這樣子，他怕共產黨來，土地也不敢買、什麼都不敢買，臺北那個房子也不敢買，是我媽媽決定買的。女人真的很辛苦，以前又大男人主義。家庭裡沒有一個男人會被欺負，結果就是媽媽揹著我去跟人家洗衣服，這是我母親跟我說的。我沒聽過姊姊怨嘆；母親很辛苦，倒是母親比較怨嘆。母親或許是過勞吧，她五十八歲就得病死了。
我母親過世後我就去日本讀書，沒想到發生一些事，於是我沒畢業就趕回臺，回來就自己作生意直到現在。雖然我小時候過得也很好命，我自己會做東做西，自己會動手，我老爸也不會教我什麼。他那麼保守，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考上明志工專，也不讓我去讀。
我家做藥房是靠我舅舅幫忙，舅舅是藥劑師，後來有健保後，我們就不做了。我也感到他年歲大了，不讓他做，做藥房是良心事業。
我叫他不要自己去外面走，他就摔倒了；叫他不要騎車，不聽，什麼都不聽；叫他不要幫小孩子倒垃圾，我教小孩子要倒垃圾、要洗碗，他卻去幫忙做，這是不對。我在想：當時他有對我這樣子嗎？沒有！
原生家庭影響後代很深
我有三位男孩，原生家庭影響後代很深，但是這是過去的事，講那些只是回味、回憶而已，沒有辦法再變更已經發生的事。我講實在的，過去的似是而非，當初的理念用在今天不一定對。到底有沒有共產黨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這是他認為。他認為參加共產黨害死他，這怎麼去說：對與錯呢？
以現在的氛圍，不知道到底對與錯，我認為不對啊！臺灣是一個孤兒、是童養媳嗎？每樣都逆來順受。我以前的觀念，認為我的父母如果沒有這樣，家裡可能更好吧！我的教育理念是開放的，小孩跟阿公，坦白講沒有什麼交集，他講他的，孫子也沒有在聽，他們做他們的。關於政治方面，過去的歷史他們只是知道曾經有發生過。對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沒有什麼興趣，白色恐怖、二二八，他都不了解，並不是說我不講。現在的年輕人，你去講，他也不會想要去了解。
圖說：陳景通出獄後的全家福合影。（陳景通 提供）
但是話講回來，了解只是一個歷史定位，你又能表現什麼，好像也很難。現在的將軍可以去中國大陸訪問，黃埔軍人啊！如果老蔣（蔣中正）還在，就要抓去槍殺，這種聽起來，到底是什麼？我也沒有辦法講啊！當初，老蔣訓示：漢賊不兩立，你們現在是手牽手、肩勾肩。話又講回來，現實社會，他就比較強啊！對錯另外一件事，現實是另外一件事。我爸爸好像也不太喜歡去中國，這就是矛盾，不喜歡為什麼去玩？他曾經去過中國旅遊幾次，我死都不去嗎？
還原歷史真相 讓更多人了解
我很歡迎你們來探討歷史真相，坦白說，真相也是模模糊糊。在那樣的環境下不敢去寫日記、不敢有所記錄，變成很多東西曾經有、還是沒有？我兒子剛剛問我：「阿公以前怎麼不寫下來？」能寫嗎？寫就有問題啦！對不對？他的記憶中，隨著年齡增長，真的會越來越淡化，幾乎都忘記了，而且層層疊疊交錯。
他只是要教人家漢語，才發生這麼多問題，他如果不要去鐵路部，沒有變成一個組織，無巧不成書，一個叛亂罪名在那裡，以我們來看真的是…，我也不是很了解。坦白講，我畢竟不是活在那個時代。我五十四歲了，只要有心記錄，有心沒心很重要，我真的沒有去接觸到這些，斷斷續續聽到一些，他以前也不是很愛講，經由你們來這裡，我們才漸漸了解。我相信他們的時代也是希望這個社會更好，任何時代的人都這樣希望下一代會更好。
父親不要出事的話…，他應該感到真的幸福吧！比我們更艱苦走過這樣的路的人比我們更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錄音轉文字稿：林芳微、曹欽榮
文字稿整理：曹欽榮
修稿：陳景通、陳泰源、曹欽榮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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