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台灣為何要關心香港逃犯條例之修正

6月9日，有上百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立法會準備通過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正案。而之所以引發這麼大的抗爭，已非是香港內在事務，更直指台灣人的人身自由。

一般而言，對於他國請求人犯引渡，往往必須以兩國間有引渡條約或協議為前提，畢竟，關於刑事審判權乃屬於主權最重要的表徵，自然必須兩國間，基於互惠原則簽訂條約，並由立法院為審議。不過，由於與我國有邦交者甚少，就必須針對無引渡條約之情況，另立法律為因應。而目前我國就立有引渡法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前者針對人犯的移送、後者則是有關卷證調查等的協助。

以引渡法來說，並非任何國家要求，就必然引渡，而必限於最重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有適用，且針對最受爭議的政治、信仰犯等，也屬於拒絕引渡的範疇。而若要求引渡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基於本國人不得引渡原則，自然也屬拒絕引渡的對象。同時，若犯罪已經我國法院判決確定，基於一行為不二罰，也不能為引渡。為了有效保障受引渡者的權利，關於引渡與否，必須要由檢察官向法院提出，以來進行司法審理。

簡而言之，引渡程序，往往是由立法者先立規範，並由行政機關依此規範提出，並由司法者來為最終決定，等同是由三權為監督，為何如此嚴格，原因無他，即是顧慮主權獨立與人權保障。這不僅是我國，如這幾年，法務部向蘇格蘭提出移送林克穎回台受刑，雖然目前結果，不如我方期待，卻也凸顯引渡人犯的慎重性，於現代法治國家，皆是如此。

而這次香港的修法，導因於去年二月，有港人在台殺害女友後返港，法務部多次向港方提出司法互助，以遣送這男子來台受審，但因台、港未有任何引渡協議的簽訂，自無法進行此種遣返，就使香港僅能以犯後所涉的盜刷銀行帳戶等輕罪來處罰，致形成治罪的漏洞。故於今年，港府即提出逃犯及刑事司法互助條例的修正案，以來解決此困境。

香港政府獨立性令人質疑

根據目前提案，不論有無與香港簽訂引渡或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國家或地區，都可向港府提出移送人犯的請求。而港府於接受此項請求後，須向法院提出證明書，以由法官來審查是否遣送。至於得遣送的犯罪，並非毫無限制，而是以犯三年以上監禁刑的案件為範圍。

如此的修正案，若經香港立法會通過，且採取溯及既往的情況下，類如港人來台殺人案，我國就可依此向港府請求移送，似看不出有任何不妥之處。惟必須注意的是，關於引渡人犯，除了要有引渡的法律規範外，還必須以簽訂條約或協議為前提，並由立法機關來審議。這是基於主權獨立與平等互惠原則，以避免行政機關為討好他方，而犧牲掉人權保障。故這種一次性、概括性的個案授權，就等同閹割了立法機關的監督權，致流於行政機關的恣意決定。

尤其是以香港現況，雖號稱一國兩制，但香港政府具有多少獨立性，實已無庸多言。故就算立法通過，港府是否同意台灣方的請求，恐還是得看北京的臉色。此外，遣返的犯罪雖多屬重罪類型，似不會碰觸到最敏感的言論、政治犯等問題。惟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危害國家安全罪，不僅犯罪的構成要件極為模糊與廣泛，且法定刑動輒五年、十年有期徒刑起跳，就易落入得遣送的案件範疇。

故若中方向港府提出移送涉及此等犯罪的香港人，甚至是台灣人，則其有無抗拒之可能，顯是一大疑問，最終就依賴法院為把關。只是於此時，法院到底僅能形式，抑或能實質審查，肯定也會有疑問。這也是台灣所有人，必須強烈支持香港人民站出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