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興、史仲田：1966年4月21日，兩名25歲中國水手周永興、史仲田搭機從日本抵台。周史兩人都畢業於天津體育學院，為了逃離鐵幕，籌畫五年之久。
他們先是棄體育生涯，轉當水手；再利用工作機會，研究出入天津的外國船舶。最後選定一艘日本貨船「大榮丸」，藏身貨艙的夾壁牆偷渡出境，經過五天五夜的飢渴（其中第一天足足站立24小時），在4月17日抵達山口縣仙崎港。下船時，要求前往台灣。為了避免1963年10月周鴻慶事件重演，中華民國駐日單位積極交涉，並與日方達成合作，讓兩名青年依其意願前往台灣。
馮十八等10人：1966年4月25日，馮十八、李木釗、黃松奎等10位由廣東逃出的漁民抵台。這10人都是廣東潮陽人，年齡最大40歲，最小21歲，其中多人都是拋棄家庭，逃離中國。他們搭乘兩艘舢舨，4月20日逃出，想要前往台灣，卻在海上漂流數日。當船上淡水和食物用罄，便集體喝小便，喝桐油維生，最後在汕頭附近海面，被台灣漁船「瑞華一號」和另一艘漁船救回高雄。
文逸民：1966年9月27日，中港資深電影導演文逸民（65歲）由港抵台。文逸民是北平人，從默片時代就從事電影工作，見證從中國到香港、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的影壇變化，電影明星李麗華崛起影壇之作《千里送京娘》、《玫瑰飄零》、《花月良宵》，就是由文逸民導演。戰後到香港發展，為獨立製片公司拍片，後被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網羅。
1966年文革開始，文逸民在中國的許多影劇界朋友遭到整肅。文逸民原本被中共視為右派，也被嚴密監視，並通知要回中國。他擔心凶多吉少，乃透過港方自由人士協助，向台灣投誠。他說，他投奔自由，這條命等於是撿回來；如果繼續留在鳳凰公司工作，「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共匪手中」。
來台後，文逸民改當演員（老生），演出《寂寞的十七歲》、《今天不回家》、《真假千金》、《揚子江風雲》等片。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文逸民獲悉消息，情緒激動，健康受到打擊，於22日病逝，享年77歲。
按，中共影劇工作者投奔自由頗不乏人。除了文逸民外，還有京劇梅派青衣李湘芬（梅蘭芳弟子）和呂舜華（楊畹儂弟子，楊在文革被鬥死）、京劇名旦金素琴（其妹金素文、妹夫胡治藩都在文革遭到迫害，雙雙自縊身亡）、京劇李派老旦張語凡（李多奎弟子）；京劇花旦張至雲（言慧珠弟子）、京劇花旦及刀馬旦夏華達（王瑤卿弟子；夏父在三反五反遭受迫害，跳江自殺）等。
此外，還有中共「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趙英魂、中共「飛龍影業公司」明星伍秀芳、香港國泰電影公司明星王金鳳、香港電影明星陳思思、香港著名影星與歌星龔秋霞（1940年代即走紅上海，與白光、周璇、李香蘭等人齊名）、粵語電影明星南紅（後嫁給名導演楚原）和夏萍；粵劇明星馬棣良（紅虹，為「紅線女」鄺健廉之女）；越劇女演員向群、高瑾；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編劇陳銅民（香港名導演陳可辛之父）、電影配樂吳大江（來台後出任台北市立國樂團指揮，得過金馬獎最佳電影配樂）、電影攝影師李均等。這些人的故事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劉粵生：1966年11月7日，香港《文匯報》編輯主任兼採訪主任劉粵生（47歲）抵台。劉粵生是在兩名國府人員陪同下，變造名稱身分，5日乘船自香港偷渡出境，兩天後抵達高雄。他是中共歷年投奔台灣的新聞人員中，資歷最高者之一。
劉粵生投奔自由動機，是因為10月曾回中國，目睹文化大革命亂象，深感文革「對每一個略有『自由』基本概念的中共文化人，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死亡關頭」。回港後，再看到蔣介石總統的〈告共產黨人書〉，乃響應號召，投奔台灣。來台後，被《中央日報》延聘為副總編輯，並著有《赤色屠場邊緣》（1974出版）。
胡褒：1966年12月17日，中共《新晚報》特約撰稿胡褒（52歲），與妻子王琦和一對兒女，自香港抵台。
胡褒是上海人，在香港《新晚報》寫影劇新聞，並以姚炎、萊迪等筆名發表創作。投奔自由的動機，主要是對文革加諸知識分子的迫害深惡痛絕；此外，「在香港匪報寫文章，毫無自由可言，一切唯匪黨指示是從。對於崇尚心靈自由的文化人，這是一種難於忍受的戕害」。
王朝天：1966年12月25日，一名19歲青年王朝天抵台，成為第一位投奔台灣的紅衛兵。王是瀋陽人，在以南方人（特別是廣東人，投奔自由有地利之便）為主的反共義士（韓戰反共義士除外）中，顯屬例外。他是「滿州里第一中學」高三生，曾在天安門前，和其他150萬名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檢閱（第六次檢閱大會）。之後乘車南下廣州，進行串聯。沿途目擊紅衛兵亂象，發言批評而遭忌，為了保命，乃從深圳泅水偷渡到香港。
王朝天說：「共匪的文化大革命，骨子裡就是匪酋們的權力鬥爭」，「所謂紅衛兵，實在是亂七八糟的烏合之眾，沒有統一組織，沒有統一領導，沒有中心思想，更沒有紀律的約束，共匪叫他們到那兒他們就到那兒，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把整個大陸搞得紊亂不堪。」他並在《中央日報》發表連載自傳《我衝出了地獄門》，是第一手的紅衛兵和文革證言。
不過王朝天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他到校園巡迴演講，也許是出身紅衛兵之故，講話直來直往。一名當時讀台南一中的鄭鴻生回憶：「那種毫無禁忌的言詞，大令言語囁嚅、埋首聯考的台灣中學生瞠目結舌」。於是又因發言遭忌，1967年被警總交付「感化」，再送綠島長期拘禁，直到1983年才獲釋，前後坐牢16年。
田隆科：1966年底，中國陸軍邊防軍少尉排長田隆科，被調往越南作戰前夕，從雲南逃出鐵幕，輾轉來台，1967年3月27日現身舉行記者會。
田隆科投奔自由，意外引起一件白色恐怖案件。緣於他提到，對中共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自由、清明節不能回去掃墓」。當時剛退伍回來、任教礁溪國校的張佛樹（宜蘭人，32歲），看了報紙這則新聞，跟同事說：「在台灣當兵也不自由，清明也不能回家。」結果被以「為匪宣傳」罪名交付感化，入獄5年。
施本善：1967年1月25日，中國國家一級桌球球員施本善（20歲）由香港抵台。施是廣東人，父親施顯祥被中共迫害而死，母親自縊身亡。他經此家變，復見大飢荒慘狀，乃決定投奔自由，於1966年從石岐偷渡澳門。日本桌壇獲悉，重金厚邀施本善投效，被施拒絕，他希望投效台灣。來台後，長期指導台灣桌壇，訓練選手，也擔任過國家總教練。
施本善的桌球實力，在中國屬於最高級別的「健將級」，但因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做事，成分不好，升不上健將級，只能當一級。當時中國已經實質上開始推動「乒乓外交」，施本善也受派出國比賽。他說，比賽時該勝該敗，都得聽從上級指示。有一次和印尼國家隊比賽，領隊就要求他輸幾場。他說，要是上級指示該輸而未輸，就會受到嚴厲檢討。
陸雁豪：1967年10月9日，同時兼任香港四家中共報紙（晶報、正午報、循環日報、天方夜報）副刊主編的陸雁豪（46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控訴中共暴政。陸雁豪是香港著名編輯和小說家，以筆名「碧侶」馳名港澳和東南亞，頗受中共倚重。
1957年，陸雁豪曾隨團赴中國，發現「整個大陸是一座大監獄，匪幹是獄卒，人民是囚犯」，開始產生反抗心理。但因中共監視嚴密，難以脫身，遂決定不寫政治文章，並利用主編副刊和創作小說、廣播劇的機會，「啟迪人性、發揮人情」，「藉以遏阻共產暴力和邪惡思想的蔓延」，來為自己「贖罪」。1967年5月，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他覺得時機成熟，在國府方面安排下，秘密離港，先飛往東南亞某國，然後轉來台北。
繆貞白：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敍利亞商務專員繆貞白（29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繆是1966年7月26日在大馬士革向美國投誠。同年8月30日，他在紐約發表聲明，說他有10年黨齡，認識中國內部的許多巨大問題和人民的巨大需要，「我不再能替一個故意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而僅在海外尋找機會搗亂的政權服務」。
9月，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提到1963年起，中共加強對思想的控制。他所進修的「對外貿易學院」天天開會學習毛澤東思想，把毛捧成了神，「每天，我們要讀毛寫的東西兩個鐘頭…開會時，同學間彼此互相批評，看看思想中有沒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渣滓。話說太多，把同學完全得罪了；說少一點，要受批評；不開口，自然更不成。那一段期間我最苦悶。」
郭德祿：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廚司郭德祿（40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郭是8年前，1960年2月26日逃離使館，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中國駐倫敦代辦處的29人，和商務參事處的24人，都過著「囚犯似的生活」，「毫無個人活動的餘地」。
同年4月，他在倫敦舉行記者會，說他投奔自由，是因為批評「共產黨非常壞」，即將被送回中國勞改；而且中國「過度的體力勞動，惡劣的生活情況，和欠缺不足的食物」，給他「可怕的印象」。郭德祿後來在英國成家立業，開設中菜餐館「郭園」，並與來自台灣的一位蔣小姐結婚。
馬思聰：1968年3月31日，從中國逃出、獲美國政治庇護的名音樂家馬思聰（56歲）、王慕理夫婦抵台，並在4月舉行演奏會，成為當年藝文界最轟動的大事。馬思聰是中國近代最重要音樂家之一，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音樂創作更近乎全才。其家世（一家都是音樂家）、生涯、遭遇、作品，全是氣勢磅礡的大格局。此處無法深入介紹，僅略述幾筆。
馬思聰留學法國，成名甚早，有「神童」、「國寶」之譽。他曾是左翼音樂家，支持中共，並從香港「回歸祖國」。1966年文革開始，即遭受批鬥，包括被從頭上倒漿糊、被戴高帽遊街、被群眾唾吐，被紅衛兵打罵、罰站、下令在地上爬，以及做各種無意義的勞動等。馬思聰指出，北京有許多他很好的朋友，都被逼迫自殺，或被鬥爭到接近死亡邊緣；上海音樂家李翠貞自殺，廣州許多有名醫生也紛紛自殺。
馬思聰說，文革「暴亂、恐怖、殘酷、愚昧和瘋狂的程度」，是史上空前的，「它已根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指出，中共十幾年來推行各種運動，讓大陸同胞得到一個結論：「每次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錢和要命。」「他們（大陸同胞）說，只要能摧毀匪偽政權，即使原子彈掉下來，跟它一同死亡，他們也願意。」
附帶一提，中國名作家老舍死於文革，死因成謎。目前流行的說法是「投湖自殺」（據說他的屍體在太平湖被發現），但馬思聰指出，老舍和蕭長華（京劇名丑）都是被紅衛兵活活害死。蕭長華是被開水燙死。至於老舍，馬思聰和他的住家很近，起初他也以為老舍是自殺；後來一位目擊者告訴他，老舍是被紅衛兵用他使用的枴杖活活打死。
馬思聰表示，他曾被強迫讀毛語錄：現在想起來，毛語錄也給了他一點好處。因為有一則提到：「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後的勝利。」他就是照這句話，排除萬難逃了出來。
葉德慧：1970年10月12日，中國女青年葉德慧（18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說明逃離鐵幕的經過。葉原本住香港，因為父親在中國，她被中共「騙」到廣州就讀中學。到了廣州，才發現中國學生必須勞動，而且要參加數不清的「運動」；加上她是歸僑，「出身」不好，更得賣力做事。文革期間，她參加紅衛兵，卻發現文革是「共匪利用青年的熱情與幹勁相互殘殺，以達到專制統治之目的」，於是退出，並計畫逃亡。
為了逃亡，葉德慧勤於練習游泳。第一次逃亡失敗，第二次在1970年8月，躲過中共的巡邏車、哨兵和狼狗，跳海偷渡，游到新界。來台後，繼續求學，並著有《我是女紅衛兵》（1979）。
袁懋如：1971年1月19日，中國女子袁懋如自美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袁1958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時，正值「整風」和「反右」運動，她被扣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勞改三年半。之後到成都工廠當技術人員，1968年文革期間，又被拖出來鬥爭，被指為「老反革命分子」。這時她相信，「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比中國更黑暗」，遂決定投奔自由。在朋友協助下，輾轉經過雲南、緬甸，轉赴美國，就讀伊利諾大學，再回台灣。
袁懋如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匪區學術是沒有地位的，「知識水準愈高的人，被共匪整肅得愈厲害」。她說，美國有些人對中共不明瞭，盲目同情共黨；特別是許多青年趕時髦、當嬉皮，自以為左派，「事實上他們在共匪眼中，是資本主義社會敗壞的特徵，是右派的右派」。
陳南興：1971年9月25日，中國軍人陳南興（27歲）從廈門泅水到小金門，11月來台舉行記者會。陳是廣東人，曾當選共軍「五好戰士」；文革時，多次被派到汕頭鎮壓紅衛兵。他說：當他持槍向手無寸鐵的紅衛兵射擊時，「眼淚始終沒有停過」；「利用我們來殘殺自己同胞，只有共匪才做得出來」，因而對中共徹底失望。
1968年退伍後，陳南興被派到「公社」，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個月只換得十幾斤糧食，難以維生，決定投奔自由。1971年2月，因為收聽台灣電台廣播被發現，遭中共以「反革命分子」罪名不斷批鬥，遂輾轉逃亡，終於獲得「自由」。
不過，陳南興到了1976年，卻被控發表「利匪言論」，以「為匪宣傳」罪名判刑5年。當局為掩人耳目（和王朝天一樣），在他刑滿後，又送到綠指部拘禁。
按，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多名「反共義士」。除本文提到的王朝天、陳南興外，還有陳松、孫仲明、張一能、曲軍成、陳寬盛等；至於最重要的文革傷痕文學之一：《天讎》一書的作者郭坤仁（筆名凌耿），則是受到監控刁難，但未坐牢。他們各有各的曲折故事，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本系列所介紹的反共義士，只是歷年來台反共義士的一部分，並非全貌。但可為當時反共年代的歷史氛圍顯影二三，希望也能為台灣前途的探照，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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