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立法院臨時會的黨團協商中，國民黨針對《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修正動議裡，出現了「中華民國是國民黨最大的附隨組織」這樣的驚人之語。國民黨針對不當黨產、附隨組織等方面的轉型正義不擇手段的抵制杯葛本不出人意料，但向來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當成自己神主牌的國民黨，如今慌不擇言到把黨國不分也作為「國民黨對國家的貢獻」來為自己辯護，還真是總能給人帶來驚喜。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回顧一下中華民國和國民黨100多年的歷史，就會嚴肅地發現，「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的神話並不存在：同盟會作為一個先鋒隊組織，在清末帝國解體的真空期登陸摘桃，政權旁落便以革命方式破壞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為達目標，先後投靠日本黑龍會、共產國際，在泛亞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投機中把自己徹底改造成了完全專制的蘇聯式先鋒隊，通過對內的社會革命和對外的革命外交，做出了大中華國族主義的決斷，也落到了和其德性相匹配的下場。在這套黨國威權體制裡，黨控制一切，凌駕於國之上，決定、控制了「國」的方方面面，表面上的共和政體只是列寧主義政黨裝點門面的白手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華民國，還真就是國民黨最大的附隨組織。二戰後，國民黨把這套黨國體制強加於台灣身上。如今台灣要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擺脫黨國體制的最後殘餘，就遲早要面臨決斷，把自己從這個楚門世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中華民國的建立離不開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在黨國的神話敘事裡，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靠革命精神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而現實顯然不是神話。勢單力微的同盟會主要以身在海外心繫中國的離岸中國人和留學革命青年構成，傳播意識形態和爭取捐款的選民基本盤也是海外的華僑社區，僅憑一己之力不可能從根本上滅亡清朝。而在大清國內，在地縉紳主導的民間社會，在滿洲帝國的統治下，具有一定自治的空間。西風東漸後，各地（尤其東南沿海）的小共同體更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本身就自發地產生了要求更大自治權力的趨勢和離心的可能。他們才是和清廷博弈的決定性力量。清末新政一方面給了士紳進一步掌握本地事務的機會，公共服務支出的巨大負擔也引起了他們對於盤剝的反彈和警惕。而清廷對於立憲毫無誠意的態度和皇族內閣的出現，更是最終引爆了各地精英離心的浪潮。清朝滅亡不是同盟會的革命，而是在地精英主導的各省脫離滿洲帝國獨立的解體運動。同盟會作為有先鋒隊性質的組織，抓住了機會窗口，將自己的政治決斷加諸於短暫的真空期內，試圖以「五族共和」全盤繼承原先以滿洲君主的多民族帝國，取代了自己革命時期的漢民族主義傾向。「秋海棠」中華民國，就是這樣被同盟會創造出來的。
民初承襲清末各地的咨議局，代議制度已開始走上正軌，司法的獨立程度和水平更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然而同盟會／國民黨的先鋒隊性質讓他們天然地覺得中華民國只能是「我們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國才是「完全民國」，否則就不如推倒再來。於是有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他們一再尋找理由再起革命，破壞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在這個階段，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也將自己改造成了效忠孫文一人，「如有二心，甘受極刑」的個人獨裁政黨。
國民黨的「革命」無法撼動北洋系主導中華民國政壇的格局，反而讓自己淪為邊緣的恐怖組織，只能更加依賴自己的老大哥——日本黑龍會。這個頗具實力的武士浪人團體出於泛亞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力援助國民黨這樣的「同文同種小兄弟」，然而在20年代國際協調主義佔據日本外交的上風，這種暗中扶持顛覆勢力的舉動為日本政府所不容，恰逢共產國際崛起，在歐洲輸出革命受挫後將目光轉向社會更為薄弱的遠東，於是國民黨毫不猶豫地投向了蘇聯的懷抱，第一次將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技術全面引入中國，將自己改組成了列寧主義的先鋒隊政黨。蔣介石根深蒂固的大中華國族主義讓他執意北伐，做出了最重要的政治決斷。蘇聯援助下黨軍北伐的勝利讓黨國體制在全中國範圍內，逐漸取代了由本土士紳主導的軍紳政權。
在訓政時期確立的黨國體制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是最高的實權決策機構，所有重要政策由且只能由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只是擺設，最根本的意識形態、憲制、大政方針乃至國家符號，完全由國民黨的黨意決定。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當時中國的主要交涉對手——日本看來，所謂的中華民國，就是國民黨、甚至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白手套，也就是說，實質完全是由後者控制，只是為了在國際體系中偽裝成正常國家存在，設立一個提線木偶般的共和政體掩人耳目。
二戰後，作為盟軍代表，國軍佔領台灣。然而蔣介石這樣的大中華國族主義者不會這麼認為，他只會覺得終於「收復」了他們自古以來的領土。他們自然會把黨國體制強加於台灣。也許由於台灣人「更像日本人」，也許由於日治50年讓台灣的文明水準和本土精英的基層自治發展到了更高的程度，台灣激起了黨國報復性的格式化。列寧主義就像一台除草機，視任何自治組織為天然威脅，一定要以赤裸暴力剷除民間社會自發生長出的喬木、灌木、乃至稍微高一些的草。228大屠殺不是個例的官逼民反，也不是族群衝突，而是必然要發生的對本土精英的滅絕性行動。白色恐怖不是反共的必須，也不是後發國家「先發展再民主」的右翼威權道路，而是初步滅絕本土精英後，為盡可能防止其「逝者不死，其勢更烈」的長期壓制和對台灣社會的中國化、黨國化改造。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既有列寧主義極權色彩，又有外來政權和族群對台灣人殖民形態的「黨國內殖民體制」，在台灣被逐步建立了起來。
「國庫通黨庫」是這套體制的重要特徵。列寧主義的反文明性質在於取消以財產權為主的「虛偽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主義的組織技術實質就是以直接深入社會最基層的巨大權力，實現高效攫取，在短時間內集中大量資源。而列寧主義的主體是作為先鋒隊的黨，先有黨的組織，然後黨再給自己身上披一層政府的外衣。因此，黨以社會革命或國家需要為由向社會汲取資源，以國家為名集中到自己的控制下，「天下為公」實際就是「天下為黨」。在這套體制中，法律意義上的國產、黨產、黨國大佬的私產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可以隨掌權者的需要任意轉換。因此，國民黨在來臺幾十年中，積累了龐大的黨產。
而青年救國團、婦聯會、紅十字會等附隨組織，也絕不是正常國家意義上的社團。這些組織能夠不透明、不被納入法律管轄範疇，甚至在土地、稅收、資金來源等方面享有巨大特權，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黨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主義以總體戰的思維面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先鋒隊需要「統一戰線」作為自己的外圍，在掩人耳目的同時把魔爪伸向社會的各角落。這些外圍組織以人民團體的面目出現，在各自「負責」的領域內具有準政權性質的權力。否則，無法想象普通的婦女、青年社團，可以如課稅一般在消費中強加「勞軍捐」之類收費，可以幾乎無償地獲得黃金地段的土地和無數資源的劃撥。同時，附隨組織作為作為國民黨的外圍，本身的地位、作用、資源分配、乃至人事結構，都取決於國民黨的政治安排，自然也服從於國民黨的需要，沒有多少獨立運作和市場化交易的可能。相信沒有人會覺得中共政權下的青聯、學聯、婦聯、殘聯、全國總工會真的是各群體的社團，同樣脫胎於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性質和原理和他們在對岸的對應物也類似。
在黨國體制中，圍繞位於組織體系最核心的先鋒隊政黨，通過軍公教工青婦等群體的附隨組織，把資源和相當的社會成員置於自己的牢固控制之下，再通過這些掌握資源甚至特權的群體統治、管控整個社會。國大和政府各院本身由黨控制，只可能為黨的這些措施背書，以名義上國家權力機關的身份將之合法合理化。換言之，黨國體制下，權力結構的網絡以國民黨為核心向外遞降擴散，整個中華民國，都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然而台灣本土社會的生命力並沒有被國民黨完全扼殺，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依然在頑強地重新生長，最終逐漸掙斷黨國內殖民體制的枷鎖，重新發現、證明自我。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浪潮內在同構，互相促進，都是鄉民自組織突破列寧主義牢籠的「綠色革命」所開出的花。由於綠色革命尚未完成，黨國威權殘餘依然強大，盤根錯節的基層「恩庇-侍從」體制未得到有效清算，現階段，「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民國台灣」作為政治光譜各部分都不太反感的最大公約數，成為了當今台灣社會對自身的主流認知。
列寧主義的式微和綠色革命的深化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口結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對岸和國際的形勢都指向前者消亡、後者完全勝利這一結果。黨國體制和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不可能同時存在，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且只能是一個過渡性的妥協。轉型正義和獨立／自決運動最終將把台灣民族的認同變成政治上的現實。《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三讀通過只是一個開始，今日台灣需要徹底的轉型正義，終結所有威權殘餘，清除黨國體制的利益根基和台灣社會的蛀蟲，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在自由的環境裡進行不同國家認同的公平競爭，在處理了國民黨黨產及附隨組織後，最終擺脫中華民國這一最大的國民黨附隨組織，實現台灣真正的獨立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