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傭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師夷長技以制夷」也不是晚清才有的應急策略。安史之亂的時候，唐朝曾經請吐蕃和回鶻的軍隊幫助，對抗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叛軍；南宋的時候，朝廷也曾拿錢來收買金國對付西夏，以後又聯合蒙古對付金國。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太強勢的僱傭兵或盟友，一旦發現僱主或談判對象的弱點，或許就會漫天要價，甚至突然翻臉不認人。
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清帝國的統治模式，被動地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劇變：由於八旗和綠營腐敗不堪、無力征戰，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族大臣組建湘軍、淮軍，由此使得「同治中興」之後權力，下沉至地方政府，封疆大吏各自為政，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以致在義和團拳亂期間，出現了拒絕遵從「與萬國開戰」詔書的「東南互保」運動。
另一方面，洋人開始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是在朝廷與太平軍的對峙中，洋人站在哪一邊，決定著在這場漫長而血腥的內戰中誰能取勝。就在清廷與太平天國在南方苦戰的同時，北方又烽煙四起，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咸豐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清廷被洋人狠狠地教訓一通之後，放下身段，與西方列強展開貌似平等的「外交」，簽訂和約，並用非正式的方式請求洋人，幫助鎮壓太平軍。於是，就有了以外國僱傭兵為主體的「常勝軍」。
美國歷史學家R.J.史密斯在《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僱傭兵與清帝國官員》一書中指出：「常勝軍身為體現東、西方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而出現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組織之一，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後的衝突與妥協。」在李鴻章所說的「三千來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這支西洋僱傭兵的身份相當特殊、敏感且張力十足：他們與朝廷之間，不僅存在種族和國籍的差異，更有著文化與制度的天壤之別。或更直接地說，是文明與野蠻的差別。諷刺意味十足的是，雙方所定義的文明與野蠻恰恰是顛倒的：中國人認為自己是文明人，洋人是野蠻人；洋人則認為自己是文明人，中國人是野蠻人。
1840年以來，清帝國在與西方的對決中，屢戰屢敗，但統治階層只承認「技不如人」，不承認本身在文明內核上是低劣的、落後的，所以採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策略。美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費正清，在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常勝軍擁有的外國大砲和連發步槍，以及它運用的、由長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輪蒸汽船實施的兩棲戰術，使該軍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新的技術方面的重要地位。」這些新技術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新戰術，讓常勝軍贏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役。雖然常勝軍的參戰，並非擊敗太平天國的根本性因素——根本性的因素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士大夫階層，對滿清朝廷的支持，以及太平天國自身的內訌、腐敗及戰略錯誤；但是，常勝軍的成功，讓李鴻章等清帝國的開明派官員意識到武器和技術的重要性。
1863年，李鴻章說了一席話：「一旦中國擁有兩件東西——迫擊炮和蒸汽船——西方人就不得不收回干預之手！」清帝國可以購買西方先進的槍炮和船艦，甚至自己加以模仿製造，以此縮小與西方在軍事上的差距。但是，「船堅炮利」並不足以讓清帝國真正「站起來」，中俄伊犁爭端和在此之前的台灣危機，證明李鴻章的目光短淺和盲目樂觀——危急時刻，李鴻章不得不將戈登請回來幫忙。而1895年甲午戰爭的慘敗，北洋海軍全數遭殲滅或投降，更讓洋務運動數十年的成就，化為烏有。可見，「中體西用」不是靈丹妙藥，而是致命毒藥。
華爾：「華夷之辨」下的「歸化入籍」
在常勝軍的歷任指揮官中，最受清帝國的皇帝和官員們青睞的是其創建者、美國冒險家華爾，而比華爾更著名的戈登，則常常與中國人發生衝突，「忠誠度」大打問號。除了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以外，更重要的是華爾入籍清國，而且娶了漢族女子為妻。在中國士大夫的眼中，雖然其「夷狄」的種族特性無法改變，但經過其後天的不懈努力，至少可以算是半個「自己人」了。
華爾入籍清國，並非他願意死心塌地地效忠滿清皇帝。他剛到清國時，是想要投奔太平天國——冒險家跟叛軍之間似乎更有精神契合點。只是一直未能聯繫上太平天國將領，因囊中羞澀，他才勉強答應上海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邀請，幫朝廷打仗。而當時英美各國對清國內戰持中立政策，身為美國公民的華爾，招募英國士兵組建軍隊幫助清廷打內戰，顯然違背了這一外交政策，因此受到英美兩國政府的追捕。
華爾確實遭到兩國領事館逮捕，在等候判決期間，得到清國官員的幫助而逃亡。然後，華爾宣稱自己已放棄美國國籍，入籍清國，美國政府不再對他具有管轄權。不知道華爾是不是第一個主動宣稱入籍清國的美國人，不過在他自己發出此聲明之時，清國並未履行此手續。直到1862年，華爾領導洋槍隊取得松江大捷、保住岌岌可危的上海之後，同治皇帝才親自批准華爾入籍清國，賜予四品頂戴，後又提升為三品，並將其洋槍隊賜名為「常勝軍」。
華爾娶漢族女子為妻，也不是出於驚天動地的愛情。在華爾得到朝廷重賞之後，華爾的金主、上海銀行家楊坊將女兒楊常梅嫁給他。楊常梅曾許配人家，還未成婚，未婚夫就去世了，在當時的環境下，她不可能再許配給其他有身份的中國男子，只能守活寡一生。惟有作為洋人的華爾不在乎「三綱五常」，就連美國國父華盛頓也娶了有孩子的寡婦。楊坊與華爾各有其盤算，美國學者史蒂夫·普拉特在《天國之秋》一書中評論說：「這樁婚姻主要是利害的結合。因為對銀行家楊坊來說，那將使得他得以將華爾緊抓在身旁，有助於確保華爾的忠誠（除了把他不幸的女兒嫁給洋人，他在上海商界眼中毫無價值）；而對於華爾來說，那有助於確保楊坊資助他的民兵隊。位於中間的楊常梅一生成謎，惟一留下的東西是現今擺在美國馬薩諸塞賽勒姆一間博物館的少許首飾。」他們結婚半年後，華爾即戰死沙場，無論他們的婚姻是否美滿，都只是曇花一現。
更有趣的是，華爾並不因為入籍清國，就放棄本該得到的權益和報酬。普通的中國平民，哪裡敢跟朝廷討要獎賞？華爾在多年的拼殺中已得到18萬兩白銀犒賞，他在口述遺囑中更指出，上海道吳煦和他岳父還欠他14萬兩。華爾的家人（大概並不包括他的新婚妻子）此後一直不棄不撓地跨國追討這筆巨款。直到38年之後，八國聯軍為平息義和團暴亂佔領北京，在《辛丑條約》中，美方要求的庚子賠款將這筆款項列入其中，華爾的家人這才拿到這筆「賣命錢」。
從華爾的故事可以知道，直到清末，中國人仍是頑冥不化的種族主義者，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學者黃文雄在《儒禍》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數千年來一貫視其他民族為夷狄。」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人士欲聘請伊藤博文任政治顧問，請教其文明治維新成功秘訣，伊藤博文列出第一條：「首先，不可再稱外國人是夷狄。」然而，中國人至今並未反省、改正此一錯誤觀念。
戈登：他為何不能容忍李鴻章殺降？
就清政府的目標和願望而言，它需要西方的援助，卻又憎惡外國的干預。然而，西方僱傭軍雖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卻不是如臂使指的奴才與「皇軍」，他們有所為，也有所不為。李鴻章因此感嘆說：「不知者以為常勝軍是好幫手，其知者以為『磨難星』也。」
這一點在戈登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作為英國軍隊的一名軍官，戈登在大憲章和普通法的傳統中長大，也接受近代化的英國軍隊的訓練和熏陶，他到中國來冒險，如同「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樣，不單單是為了追求金錢，更是為了追求「名譽和榮譽」。他所尊崇的文化和價值，必然與中國的文化和價值發生劇烈摩擦乃至衝突，正如史密斯在書中指出的那樣：「戈登同常勝軍前幾任指揮官一樣，不能擺脫開當時儒學思想的羈絆。他雖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但他仍是西方人，並由此而表現出令中國人反感的外國人的全部特性。」那麼，「傲慢與偏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最激烈的一次衝突是「蘇州事件」。由戈登出面談判，太平天國在蘇州的守將同意投降。但是，當李鴻章的部將程學啓佔領蘇州之後，立即誅殺了大批繳械投降的官兵。戈登認為處決已經投降的太平天國將領，是不可思議的背信棄義行徑，他為此感到極度悲痛和氣憤。他在一段時間裡異常激動，以致威脅說要把蘇州交還給太平軍，給李鴻章的軍隊以致命打擊，拋棄清帝國的事業，並率領部隊加入太平軍。
李鴻章知道了戈登的反應，一度不敢與之會面，「但無論是戈登氣憤的程度，還是氣憤的原因，李都未必能完全理解」。此一事件背後的分歧在於：「西方人傾向於將它視為原則問題，但中國人把它看作是方法問題，而且認為外國列強不應該過問此事。」
儒家常常將「信義」掛在嘴邊，卻從未真正講求「信義」。偏偏是戈登這樣的「夷狄」，相信「千金一諾」的道理，為了抗議李鴻章殺降，他甚至拒絕了皇帝給他的巨額賞金。而老奸巨猾的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章中，以退為進地建議朝廷罷免自己的官職，以平息戈登的抗議，他當然知道無論是為了面子還是實際利益，朝廷都不會這麼做。中國沒有基督教那樣對人性的幽暗面有深刻認識的宗教，對人性抱有樂觀而錯誤期待的儒家，所標榜道德倫理，無法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厚黑學」，被中國人視為《戰爭聖經》的《孫子兵法》除了瞞和騙之外，並沒有多少閃光的智慧。
中國人也有「殺降不祥」的說法，但它只是權衡「殺降」是否對自己有好處，「不祥」的主體是自己一方的利益；在此一行動中，中國人並無對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也從不考量對承諾、契約的信守和踐行。作家鍾祖康在《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中指出：「中國發展之所以長期拆東牆以補西牆、權宜度日反覆沉淪，到今天國不將國，人不似人，探本溯源，中國人宗教信仰之支離破碎與功利化，是一大病源。
我們的祖先怎樣處理宗教呢？誠如中國文化大師梁漱溟所說，中國人拜孔子為師，企圖以道德取代宗教！結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兩樣都落空了。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和儒家所作的如出一轍，都是企圖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這是中國人那麼容易對共產主義起好感的原因之一。兩者的結果也是一樣：迫出了弄虛作假的極端形式主義。」中國由此淪為「殺入如草不聞聲」的屠場。
常勝軍未能帶動清帝國全面的軍事變革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後，躲藏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急電在廣州的李鴻章到北京主持與列強的談判，談判尚未結束，李鴻章即心力交瘁、悲憤而死。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李鴻章才意識到，即便中國軍隊擁有常勝軍的武器和戰術，戰鬥力也遠遠不如常勝軍，最為關鍵的還是人的因素，「朝廷缺乏足夠的能勝任的官員，不但在購買和製造武器方面，而且在訓練，有時甚至是指揮軍隊方面，都必須繼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國人」。中國軍隊始終未能擺脫「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狀態：面對外敵，潰不成軍；屠戮婦嬰，綽綽有餘。所以，軍隊從來得不到民眾的尊重和愛戴。
中國軍隊對外國顧問的嚴重依賴，一直到國民黨和共產黨掌權的時代，都未能徹底解決：國民黨先是利用蘇俄的軍事顧問、武器和經援發起北伐，顛覆北洋政府，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然後又依賴德國和美國的軍事顧問組建現代化的軍隊，以對抗共產黨和日軍；共產黨則依賴蘇聯的軍事顧問、武器和金錢，在內戰中打敗了國民黨，並模仿蘇聯模式組建海陸空三軍，此後在韓戰戰場上以人海戰術與美軍對峙，直至與蘇聯鬧翻甚至發生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才逐漸走上國防自主之路。
中國軍事的現代化延緩了半個多世紀。儘管從華爾到戈登的多名常勝軍的指揮官，都懷有幫助清帝國實行全面的軍事變革的願望，而不單單是協助其打敗太平天國，但這一願望最終落空了。本書作者認為：「十九世紀末，中國人迫於財政匱乏和漸增的排外主義的壓力，在尚未訓練出足夠的軍官，來替代外國教官的情況下，就終止了與許多外國人的合同。到二十世紀初，中國軍隊依然近乎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水平參差不齊的各式各樣軍隊的雜燴。」數量有限的新式軍隊，偏偏成為武昌起義的主力，成為清帝國的掘墓人。
戈登的故事在他離開中國之後尚未結束：他繼續其冒險家生涯，後來被英國政府任命為蘇丹總督，在任上禁絕奴隸貿易，騎駱駝八千五百英里，走遍蘇丹全境，勵精圖治，知人善用，修路築橋，輕賦減刑。當蘇丹出現財政困難，他主動將薪水從一萬減到兩千，可見他並非貪財之人。後來，馬赫迪發動近代以來第一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聖戰」，戈登在總督府以身殉職。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因為蘇丹情勢惡化、援兵遲遲不至而黯然下台。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戈登幫助清帝國擊敗太平天國，深受太平天國軍隊荼毒的中國民眾對其感恩戴德，天津租界修建了宏偉的「戈登堂」，天津和上海等地也都有「戈登路」。但共產黨卻將戈登妖魔化為十惡不赦的帝國主義者。1964年，周恩來訪問蘇丹時，在戈登殉難的總督府，即如今的蘇丹總統府說：「曾經鎮壓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蘇丹民族革命運動的帝國主義者戈登，最終受到了蘇丹人民的懲罰。」2004年，素有「紅衛兵外長」之稱的李肇星，在訪問蘇丹時說：「中國人民欠蘇丹人民一個人情。」浸淫於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狂潮中的中國，不惜與伊斯蘭恐怖主義和達爾富爾種族屠殺的劊子手站在一起。在此意義上，共產黨確實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精神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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