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簡史三部曲》的核心思想是：「進入21世紀後，曾經長期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瘟疫、饑荒和戰爭已經被攻克，人類未來的議題是：永生不老、幸福快樂和成為具有『神性』的升級人類。」而現實生活中，攻克瘟疫這一章，卻並沒有翻過去。眼下新冠病毒（COVID-19）來勢兇猛，猖獗之極，席卷全球。這些天來，人們每一天耳聞目睹的，都是令人揪心的疫情擴散，急速攀升的感染者數字與死亡者數字，迄今義大利僅一天之內的最高死亡病例就達793人，恐怖的疫情，無情地吞噬著人們的生命。
德國也是瘟疫橫行的重災國，而我恰恰居住在德國疫情重災州的重災區域，身陷疫情「三次方」的重災區，雖然還不到談疫色變的地步，但所見、所聞、所感、所悟、所悸交織在一起，不吐不快。
狂歡節的一對夫婦是燃點
2月23日，德國萊茵河地區的科隆、杜塞爾多夫、亞琛和美因茨等城市，是每年狂歡節最熱鬧的城市。人說武漢的「萬家宴」是中國疫情爆發與延燒的巨大燃點，那麽此次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的狂歡節，便是武漢的「萬家宴」第二，不幸成為德國疫情的重災區。
狂歡節後，2月25日晚有報道說「埃克倫茨市（Erkelenz）發現了冠狀病毒感染者，已送杜塞爾多夫醫院治療」。我家就在埃克倫茨市的衛星村裏。第二天才搞清事情的原委：一對居住在岡戈爾特市（Gangelt）的夫妻，該市與我市同屬海因斯貝格縣（Heinsberg）。狂歡節後，47歲的丈夫首先出現感染新冠肺炎的癥狀，因有前病史，病勢兇猛，被轉送杜塞爾多夫大學醫院重症病房，入院後狀況不佳，當夜用上人工呼吸機。緊接著妻子第二天發病，據說他們曾多次接觸過一名不久前去過中國的朋友，但這位朋友並未染病。
問題是這對夫妻在狂歡節遊行後，當天又參加一個3百餘人的狂歡晚會。至於為什麽扯上我們埃克倫茨市，估計是因為從我們市醫院轉去杜塞爾多夫大學醫院，上報時自然成了埃克倫茨的病例。
此消息一傳開，就有朋友來電提醒與慰問，我們夫婦還得一一說明與解釋，岡戈爾特離我家還有20公里路程。誰都想遠離疫情，逃逸疫區，我是否下意識裏在撇清關係？自己也說不清。
科隆大教堂，13-19世紀，歷時600年建成，已不見昔日絡繹不絕、紛至遝來的拜訪者人流了。圖／田牧
重災州中的重災區
接著傳來的消息，想撇清也撇不清了。政府在追蹤那對夫婦2周內的接觸軌跡時，發現他們十分活躍，曾與許多人發生過「無數次交集」，去過科隆，去過荷蘭，去過周邊小鎮拜訪朋友等，妻子是幼兒園的老師，他們還有兩個學齡孩子，再加上參加狂歡晚會，這對夫妻這些天的接觸範圍遠超岡戈爾特市，已無法準確的追蹤與排查，我們小鎮也包括其中了。政府采取了幾項措施：一，與他們接觸過的千餘人，自律居家隔離14天；二，海因斯貝格區域的所有小學、幼兒園於25日關閉；整個區域的公交系統也停止運行。我們村裏的一所幼兒園，一所小學，自然人去樓空，公交巴士也隨之停運。
問題是僅過了一周，那批自行隔離者便耐不住清閑與寂寞，約有三分之二的人便自我解放了，取消了居家隔離。德國向來是保護人權和崇尚自由的國家，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對疫情危險認識不足，以及法律上的局限，所以政府不會強人所難，只能放任自流，視而不見了。
雖然聯邦衛生部長斯潘（Jens Spahn）曾表示：病毒的擴散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級別」，彼時北威州的患者（那對夫婦）密切接觸過的人數眾多，傳染鏈已無法被準確追蹤，德國正面臨著區域性疫情的開始。
部長的話音落地不過僅僅兩周，德國便緊隨義大利之後，陷入了歐洲疫情重災區，截至3月23日，德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28438人，死亡111人。在德國的重災區北威州，累計感染者8028人，占全國16州的28.2%。而北威州的重災區就是海因斯貝格縣，我們縣共有24.5萬余居民，感染者竟達到984人。身在其中的我們，不禁不寒而慄。
開始德國人對疫情不屑一顧
2月初，新冠狀病毒在武漢猖獗之際，已有感染者進入德國的南部，德國媒體也是跟風報導，連續數天作為頭條新聞。我們家便警覺起來，那天恰好要去杜塞爾多夫醫院作檢查，一早我們就帶著備用口罩上路了，車駛入醫院區域，一路上居然未見任何人面帶口罩，太太建議道：「我們還是不戴口罩吧，否則不是我們防備他人，而是整個醫院防備我們了，弄不好把我們當成『疫情』。」
中國人在防疫方面總是比西方人敏感，那時藥房裏的口罩早已銷售一空，但街上卻不見有人戴口罩，估計是被中國人買下紛紛寄往中國。
二月初的一段日子，德國頭條報導疫情，估計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批評，在德國每年的流感季節，都會有1-2萬人死亡，因此社會忽略了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作為頭條新聞沒幾天，便被往後挪了位置，這就是德國社會最初對待疫情的態度。
到2月25日之前，德國一直沒有新增病例出現，之前出現的病例都可以追蹤到傳染鏈或源頭。無論是政府方面，還是專家或科研機構，均認為疫情在德國蔓延的可能性不大。
媒體一再刊載的是，以德國的醫療資源，足以應對可能的新增病例，政府有關方面和醫療部門已經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媒體向民眾宣傳的只是注意衛生，勤洗手，在外不要觸摸五官，人與人之間保持1-2米的安全距離，並不主張健康人戴口罩，但希望身體不適、傷風感冒者能帶上口罩。當然市面上口罩早已售罄，一個多月以來，始終一罩難求。
忽視疫情的原因
事實證明，德國和專家低估了冠狀病毒的危害性，歐洲其它國家也是如此，原因在於：
一是，長期的流感歷史。在德國每年的10月至下一年的4月是流感季節，年年都有幾十萬至幾百萬人得流感，其中死亡人數在1-2萬，這對德國人來說，是常態。
二是，歐洲人崇尚自由，維護私人空間，尊重自我意識等，根本不習慣、也不願接受政府的管控。
三是，歐洲傳統宗教文化的原因。歐洲人對死亡沒有華人那麽恐懼，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瘟疫大流行：鼠疫、黑死病、霍亂、傷寒等。每一次的疫情流行都對人類造成了重大損失與傷害。歐洲人有歷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為支撐，減輕了一代代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在宗教文化中：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最終結局；是上帝的旨意；進入天國是教徒最完美的境界。
四是，歐洲各國政府本身對防疫治疫少有作為。當中國武漢新冠肺炎猖獗時，官方是否以2003年的「SARS」作為參考依據，認為只是亞洲人的病疫，現在還不好說。
德國政府數次表明，德國已經做好了準備，凸顯德國強大的醫療保障體系與先進的醫療技術水平，錯失了嚴格阻斷病源體擴散的良機，遭致遏制疫情蔓延的失敗。
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國王大街，全無昔日的繁華與喧囂。圖／田牧
德國緊隨義大利之後疫情嚴重
歐洲疫情的重災國義大利，按理說是最早取消了中意直飛航班，在1月31日宣布該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計劃持續六個月。問題是義大利整個社會沒有醒悟，普遍輕視「新冠肺炎」危害性，政府在具體防疫治疫的方法與措施、醫療物質的籌措與準備、社會組織的布置與落實方面等，均沒有及時地跟上。義大利也有一位王廣發似的專家，是米蘭薩科醫院臨床生物學、病毒學和應急生物診斷學實驗室主任瑪莉亞·瑞塔·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2月中下旬，她還多次在媒體上宣稱疫情並不可怕，只是一個「大號流感」，還說：「義大利無需對中國武漢的疫情緊張，或過度警惕，不要危言聳聽和制造恐慌，只要保持適當的關注即可。」直到3月8日淩晨，義大利總理孔特才簽署緊急法令，封閉倫巴第大區（省）和中部及北部其他14個區，隔離區內所有人都需要有持有特別許可證才能出行。至3月22日，義大利已有累計確診59138人感染，5476人死亡，死亡率為9.3%。
2月中旬，德國的權威人士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所長解釋：大部分被感染者只有類似感冒的輕微癥狀，如發冷和咽喉疼或者毫無癥狀。每100人中有15人重症，出現呼吸困難或者轉為肺炎，迄今以來的數據表明，死亡率在1-2%，高於流感的死亡率。聯邦醫學學會主席克勞斯·賴因哈德（Klaus Reinhardt）在媒體採訪時說：德國目前裝備良好，已經做好了準備。相對於人口而言，德國是世界上醫院和診所密度最高的國家。這樣的告市民語，屬於機械式的就事論事說明，沒有起到警示與警世的效果。
2月下旬出現了北威州患者（那對夫婦）病例後，衛生部長斯潘警示：「病毒的擴散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級別』，」居然還招致諷刺道「大驚小怪」和「作秀部長」等，德國社會仍然對疫情尚未有認知、感悟與警醒。
《德國之聲》刊文提到了一位華人醫生對疫情的見解：「德國目前采用救治肺炎的方式治病（指新冠肺炎）。……如果得了這個病，那麽你在德國得到及時有效救治的機會，遠比在中國大得多。」這位醫生還強調：「如果我們華人因不了解真實情況而驚慌恐懼，把自己的生活搞亂套，躲在家裏不出去或者不去上學，該做的事也不再去做，那就是浪費了德國社會為大家提供的保護，辜負了德國社會給大家的福利。這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我們真應該理性地思考這些問題。」
據我個人以往住院的經驗來說，即便是太平盛世時期，也經常因為床位問題，需等待與拖延時間。而面對疫情急速蔓延時，我不禁疑惑，醫院如何能應對大批量感染者的床位問題呢？
眼下德國的確診感染者病例，每天以數千餘人速度遞增，使德國的醫療系統面對嚴峻的考驗，醫療資源已近乎飽和，政治家與醫學專家天天向民眾呼籲：不要出門，自善其身，全民努力，盡量延續疫情蔓延速度，否則義大利的悲劇就可能在德國上演。
面對「新冠肺炎」大爆發，整個歐洲一片混亂與潰敗。英國、瑞典一度消極面對疫情，曾傳出採取佛系抗疫，順疫情發展，以「群體免疫」自然法面對，即以犧牲一批人為代價，當絕大部分人被感染免疫後，疫情自然便會得到控制。
其實這恐怕只是頹敗與沮喪之語，世人盡知，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與人們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關，任何國家對新藥的審批非常慎重與嚴謹，均以法律法規加以監督。新藥研制尚且如此嚴格把關、尊重生命個體，而在來勢兇猛的疫情面前，若僅僅采取「群體免疫」，像瑞典這樣的國家，至少需要付出幾十萬人生命的代價，這與戰爭時期的「投降主義」與「出賣人民生命」有什麽區別？加上「新冠病毒」還在繼續變異中，未來病毒的發展不可預測，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僥倖過關。
疫情之下歐亞國家舉措對比
無論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還是瑞典首相斯蒂凡·洛夫文，面對舉國突如其來的災難，驚慌失措，無從應對，在筆者看來是正常現象。當年「二戰」初期，歐洲國家同樣呈現了一片混亂與潰敗，不作為的政府，比比皆是，結果只能是認輸與投降。彼時英國首相張伯倫也採取了「綏靖政策」。後來丘吉爾接任張伯倫，才出現轉機，有了同盟國集團，各國的反法西斯鬥爭逐步建立，最終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眼下面對新冠疫情，歐洲同樣是潰不成軍，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英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各國，在遏制疫情上普遍一籌莫展，反應遲緩。
有一種說法，對民主國家來講，封城封國，限制國人出國旅遊，對感染者強制居家禁足等，不符合民主與人權理念，現實中難以落實，所以無法遏制疫情的蔓延。這種說法顯然不對，台灣就是民主國家，在遏制疫情蔓延方面，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出色。台灣的成功主要勝在兩個方面：
一是，領導果斷有力。蔡英文總統勇於承擔責任，敢於臨危決斷，表現了出類拔萃的領袖風範。
二是，台灣的防疫體制健全。在2003年的「非典（SARS）」時期，台灣建立了完整健全的防疫體制，自此以後，這套體系經歷了不斷的完善與鞏固，在眼下突發的「新冠疫情」面前，這支專業隊伍完全遊刃有餘。
同樣，新加坡、香港、澳門也都臨危不懼，成功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與襲擾。
埃克倫茨Erkelenz市中心廣場，白房子是老的市政府辦公樓，建於14世紀。圖／田牧
德國疫情死亡率低下的原因
3月11日，德國梅克爾總理講話，「控制新冠疫情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全國應團結一致，經受住疫情的考驗……」聽話聽聲，鑼鼓聽音，這語調沈重而悲愴，就像是戰爭前的動員令，在整個德國社會，梅克爾總理享有很高的威望，她的動員令，立即在全德國得以執行與落實，德國正式展開了抗疫大戰！
至3月23日止，德國累計確診感染者28438人，病亡者111人。令整個世界驚異的是，德國的迄今死亡率只有0.4%。義大利是9.3%，中國是4.0%，西班牙是6.7%，伊朗是7.9%，法國是4.3%。
梅克爾講話後，德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德國近日的累計確診感染者的遞增速度，終於有所放慢。相對於龐大的確診病例，德國病患死亡率低下，主要原因有四點：
一是，德國的醫療保障體制健全完善，始建於200年前的俾斯麥政府，經過了不斷的完善與成熟，基本上解決了德國全民的醫療保障問題。就連剛進入德國被接受的難民，也由政府承擔其醫療保險。
二是，德國的醫療技術水平在全球排名前列。德國人是西醫的鼻祖，向來以嚴謹治學而著稱，德國制造生產的高科技精密儀器更是聞名於全世界。相對於人口而言，德國的醫院和診所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
三是，德國防疫治疫初期，首先在醫療技術力量、各類儀器設備、防疫醫院與床位等方面作了規劃與準備。
四是，德國在肺炎治療方面的技術領先，擁有治療肺炎的國際先進水平。
疫情風險日偏安一隅
筆者家處在疫情重災州的重災區域，疫情密度是德國之首。德國共有16個州，截至3月23日，僅我們北威州每十萬人中感染者是44.8人，我們所處的海因斯貝格縣每十萬人中的感染者是386.9人。
好在我家坐落在德國的鄉村，每天宅在家裏的我們，田野散步成了必修課。雖然疫情席卷全球，但阻擋不住春天的腳步，漫步在鄉村的田埂上，萬裏晴空，天高氣爽，碧綠沃野，一望無垠，間或麥田中有鷺鷥與野兔撒歡奔跑，令人一時忘卻了疫情帶來的煩惱與憂患。有人說：最偉大的藥方是大自然，它蘊藏著治療一切疾病的秘訣。
昨天的散步，總算在田野中遠遠瞧見了一騎車人，他在向我們頻頻招手，我揣摸著他的心思，他一定高興地認為，總算遇到了「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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