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大學的各個領域，如工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法學院、文學院、藝術學院等都會有一定百分比的師資是在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或是在國外大學擔任教職後，再回到國內任教。然而，在國內的醫學大學或醫學院從事臨床教育的教師則大多沒有國外的經驗。所以台灣的臨床醫學教育似乎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醫療思維。往往只學到如何治「病」而不是如何照顧有病的、不一樣的「人」。在臨床教學中，也很少探討醫療的社會面，如教育及貧富差距對病人的影響（socail determinants）、預防醫學的重要性、醫療經濟、保險制度的設計與醫療品質的關係等。而這些不同的因素事實上決定了醫療執業環境的優劣及醫療從業者的行為，進而影響了全民的健康。
因此，在全民健保的規劃以及多次制度改革的協商過程中，醫界代表多半只是站在本位的立場一心想要爭取到更多的資源，而沒有站在更高的立足點全方位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最大的效能來為保險單位、醫療提供者與全民等三者利害關係人創造三贏。
一直以來，個人認為要改善國內醫療執業環境以及醫療品質最根本的方法，其實就是正確的醫學教育。醫療從業者必須以愛惜社會資源以及疼惜病人的心去為台灣設計一個利人利己的全民健保制度。
這些年，台灣醫學生或醫師出國絶大多數都是為了更快取得醫學院的教職而去進修基礎醫學的博士學位。我很高興看到劉子弘與廖偉翔兩位年輕有為的醫師抱著一顆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心，停下在台灣的臨床工作，選擇出國。劉醫師到哈佛醫學院的醫學教育研究所進修。劉醫師說，同學中竟然有不少位來自歐美一流大學的專科主治醫師，甚至包括世界最好糖尿病中心的國際計劃主持人、世界優秀的兒童醫院的科部主任。我期許劉醫師在見賢思齊之餘，不但能夠學到醫學教育的方法，更要學到醫學教育的核心內涵。如果劉醫師有志於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改革盡一分心力，我希望劉醫師要用心不斷深化自己的臨床實力。張忠謀先生就說過，公司領導者必須要「把外面的世界帶到公司裡面來」，譬如，當他要引進人工智慧，他自己就花很多時間自修，有不懂的，就跑去問同事，然後拼命看書，親自學習到技術。他説，很多公司的領導者都會派工程師或主管去學技術，自己頂多聽幾場演講，或只叫學過的同事回來分享，就無法掌握技術的重要內涵。醫學也一樣，只有自己有真才實力，才能落實臨床教育。
廖偉翔醫師則是因為對醫療政策感興趣而到波士頓大學完成公衛學院健康服務研究碩士學位。我非常高興他在兩年的學習當中體認到不同立場的人，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時，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討論須以證據為依歸。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形成就是缺乏這樣的討論，才會訂出這麼不合理的給付制度。
廖醫師還分享了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院長最近出版的新書（Well：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談到長久以來，很多人都把健康（health）與醫療（healthcare）混為一談。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在台灣其實比美國還要嚴重。比較整體的醫療支出時，亳無疑問的，台灣健保的支出比美國少很多。但美國的醫療照顧到預防醫學及社會醫學的面向還是比台灣多。不可否認，美國的醫療費用比台灣貴很多，而且，也有很多的浪費。我在回國以前，在美國行醫二十五年，回國至今已屆三十年。根據我的觀察，很多台灣的病人認為看病就是要做檢查、開處方，讓病人做越高貴的檢查表示醫師越照顧他。不隨便開處方或不建議做檢查，而花時間為病人做預防醫學及自我照顧的衛教的醫師則不但賺不到健保的錢，往往還得不到病人的認同。從台灣高科技儀器如質子治療儀及機器手臂的密度居全球之冠可見一般。
再者，因為實證醫學在美國的發展已超過四十年，而且，美國醫療保險的給付也比較合理，相對的，醫療機構為了補償給付之不足而做多的誘因沒有台灣強。所以，台灣醫界提供沒有價值的醫療，如呼吸治療（RCW）的濫用，臨終前的無效醫療、抗生素的濫用等，所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似乎比美國嚴重。就如廖醫師説的當我們有這樣的觀察時，就要有人去研究，拿出證據來，才能說服相關的單位去設計出更好的政策。我期許廖醫師繼續往前走，除了不斷地拓寬自己的視野並強化自己的專業領域外，更要有企圖心去影響更多周圍的人去推動健保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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